在很多人眼中，109国道是一条从青海出发直达拉萨的青藏公路。
而事实上，它始于北京，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内蒙草原、黄河，途经青海湖、茶卡盐湖、格尔木，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最后进入圣洁的雪域高原。
国道沿线坐落着一个个重要的地标，诉说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今年6月至7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Ⅱ·大国之道”报道组沿着109国道采访，在一个个地标的故事里，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
格日尖措的夏季大部分时间是在泉吉河附近度过的。
这段时间里，他不分双休日和节假日，轮值的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5点，他就沿着河道慢慢“溜达”。作为青海湖重要的补给河流，泉吉河是湟鱼洄游和繁殖的重要通道。
青海湖裸鲤，俗称湟鱼，是青海湖独有的咸水鱼种。每年进入5月末，湟鱼会成群结队地溯流而上，到泉吉河等淡水河道中产卵繁殖，到了秋季，再返回青海湖里过冬。
湟鱼洄游，不仅出于繁衍后代的本能需求，还为鸟类提供丰富食物，是青海湖“草—河—湖—鱼—鸟”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条鱼，成为折射青海湖生态的“晴雨表”：一旦数量减少甚至灭绝，水鸟将不再栖息，最终会导致青海湖变成“死湖”。
2020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施第六次青海湖封湖育鱼的通告》，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青海湖及其入湖河流捕捞青海湖裸鲤或者以任何方式收购、拉运、储存、贩卖湟鱼。禁止湟鱼及其制品上市销售。禁止宾馆、饭店等餐饮单位及个人加工销售湟鱼食品”。
作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农牧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格日尖措的工作始终围绕着湟鱼：巡查洄游河道、及时救助搁浅的湟鱼、抓捕偷捕者……今年是他工作的第五年。
而更多人不曾知道的是，如今“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背后，是一场生态“觉醒”下青海人民历时四十余年的集体守护。
鱼少了
“河道里黑压压的一片”，格日尖措这样形容上世纪五十年代青海湖湟鱼的数量。
格日尖措2020年调任刚察县农牧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此前，他在刚察县吉尔孟乡工作了十年，湟鱼洄游的两条重要河道——布哈河和吉尔孟河贯穿在吉尔孟乡内，在乡镇工作时，格日尖措主要负责“封湖育鱼”工作。
“当时还谈不上保护，我家后面的小溪里全是湟鱼，用手一抓就能抓住”。小时候的格日尖措常常会去河里抓鱼玩，“玩一玩也就放了”。
湟鱼数量锐减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受气候变化影响，青海湖湖水持续减少并变咸变碱。当时正值大开荒运动，人们在青海湖周边开荒种田，修建水坝，导致草场退化、青海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湟鱼洄游产卵河道受阻，生存环境岌岌可危。
更为致命的是“以鱼代粮”。当时正值饥荒时期，当地能种植的农作物只有燕麦、油菜、青稞等，天气寒冷，“罡风”大到能把石头吹着跑，庄稼产量不高，不足以维持温饱。挣扎在生命线上的村民们，只能捕食湟鱼果腹。泉吉乡新泉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渔村，但当时大多数村民都靠打渔为生，多杰（化名）也是其中之一。多杰回忆，那时湟鱼数量很多，撒一网捕捞到的湟鱼，大约有10吨，“能装满两辆解放牌卡车，马车一次能拉几百斤”，捕完鱼后，村民们运到村里，一起分。在当时，周边省市的人们也纷纷奔赴青海湖捕鱼。
多杰慢慢发现，原本用以打渔的渔网，网眼比较大，湟鱼不仅数量多，个头也大。但过度捕捞之下，湟鱼数量锐减，个头也变小了，渔网的网眼也越来越小。
这样的“滥捕”或许是出于无奈，造成的结果却是触目惊心的。上世纪50年代，湟鱼蕴藏量最高时达32万吨，2002年已锐减至2500吨，不足原始蕴藏量的1%，湟鱼资源一度面临枯竭。在2004年发布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湟鱼被列为濒危物种。
过度捕捞造成的，还有青海湖水位的持续下降。降雨量减少导致周边牧草稀疏，牛羊吃不饱；湟鱼数量锐减导致以捕食湟鱼为生的鸟类数量也减少，进一步引发复合生态系统食物链的断裂，对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面对湟鱼“被吃成濒危物种”的情况，青海省自1982年起第一次采取“封湖育鱼”的措施，持续时间为2年，当时提出要求是限产4000吨湟鱼。又先后于1986年、1994年、2001年、2011年和2021年开展了五次“封湖育鱼”，持续时间也从最初的2年，逐步增加到10年，限产量从4000吨逐步缩减至700吨，最终于第四次“封湖育鱼”期间实施零捕捞策略，并持续至今。
格日尖措上一年级时，第一次知道湟鱼是要保护的。他记得，当时每天都有渔政执法人员在河边巡逻，朝孩子们大喊，“娃娃们，你们不能抓鱼，我们要抓你们的。”学校老师告诉他，不能往湖里扔石头，也不能骑马过河，目的都是保护湟鱼，至今他仍印象深刻。
即便饥荒时期已过，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偷捕湟鱼的情况仍然存在。格日尖措表示，湟鱼曾经的市价是每斤400元，“大的一条就有4斤，相当于1600元”。格日尖措与队员们的任务之一，便是抓捕偷捕者，全力保障刚察县五个洄游河道内湟鱼洄游的安全。
刚调入执法大队时，格日尖措听闻过老渔政人员与偷捕者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每年冬季，湟鱼游回青海湖，那时湖面被冰封，偷捕者会在冰面上凿冰眼，用鱼线在冰面下固定好渔网，最后抽网捕鱼。执法人员发现后，便会骑着摩托车上前抓捕。若湖面没有完全结冰，抓捕行动会十分危险。上世纪90年代有执法人员在追捕时，没来得及观察湖面的结冰情况，导致摩托车掉进湖里，幸好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反应，跳到冰面上才得以保命，几天后去打捞摩托车，发现已沉入湖内达5米深。
格日尖措“入行”第一次参加的集体行动，就是一场全县乡镇、公安部门和渔政部门联合组织的冰封期抽网行动。当时抽上来的渔网还都是人工渔网。随着时代的进步，偷捕者的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只要在湖面凿开一个冰眼，放下一个“电动下网机”，通过遥控牵引，一晚上就能下几十张渔网。格日尖措曾收缴过这类用具，并专门研究。
随着打击力度和处罚力度的加大，如今偷捕情况十分少见，但日常蹲守依然不能松懈。每到冬季傍晚，格日尖措在兜里揣上几个馍馍，便开车前往青海湖附近的蹲守点。车开到半路，他就下车，躲到附近牧民家中，直至天黑才继续赶往蹲守点。“不能开单位的车，偷捕者知道车牌号，他们有专人在单位门口盯梢”。
最难熬的是深夜，即便从小生活在牧区，但刺骨的寒风依然让格日尖措感到难受，“像刀子在身上割，耳朵和手脚冻得受不了”。通常，他会找地势较高的草窝子蹲着，便于观察湖面情况，一蹲就是一整晚，饿了就吃带着的馍馍。狼、普氏原羚、沙狐等野生动物偶尔也会在湖周围出现。
守与育
傍晚六点，刚察县的天还没黑。吃好晚饭的格日尖措，前往泉吉河附近的一处绿色帐篷内，准备在此巡逻守夜。
他所在的“刚察县封湖育鱼泉吉执勤点”，是农牧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为保护湟鱼洄游设置的众多点位之一。每隔两天，格日尖措就要住在这里。占地面积不大的帐篷内，虽然设施简陋，但床铺、桌椅、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倒是一应俱全。
格日尖措介绍，在湟鱼洄游的每一条河道附近，执法大队都设置了一个常驻执法点，执法点成员由乡镇、公安部门和农牧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内部人员组成，每年5月到9月，大约有6名队员在每一处执法点24小时轮班执勤。工作内容主要是巡查河道，即便深夜已熟睡，泉吉河附近若出现突发情况，执法人员也要立即出动。
格日尖措表示，搁浅，是湟鱼在洄游时发生的常见现象。高原天气阴晴不定，如长时间不下雨，湟鱼洄游河流的支流会出现断流的情况，导致湟鱼大片搁浅。“抢救”搁浅的湟鱼有黄金时间，一旦水干了，鱼就死了，因此需要及时组织人员去解救。
曾有一次，刚察县连续多日无降雨。格日尖措在一条洄游河道内发现大量湟鱼搁浅，第一时间通知所在乡镇组织人员前来协作，大家在一辆皮卡车的车斗四角绑上塑料布，接上半车的水，形成一个简易的水箱，用渔网把搁浅的湟鱼迅速救起并导入水箱内，再集中到主河道放生。
一方面是守，另一方面是育。青海湖周边的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再加之受到河道断流、天气变化、天敌捕食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湟鱼在河道自然产卵下的鱼苗存活困难，鱼卵自然出苗率往往不到千分之二。因此，除了封湖育鱼，增殖放流也是湟鱼数量增长的重要手段。
只要天气好，不下雨，在日常巡护时，格日尖措总能看到周卫国带领着他的团队在河道里集中采卵。
周卫国是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沙柳河增殖实验站（以下简称“增殖实验站”）的站长，每天早上8点半，他就会和同事们去沙柳河和泉吉河的河道里采集鱼卵，这是人工繁育湟鱼的第一步。身着水裤和救生衣的工作人员，一人一头拿着竹竿、架着渔网，采用顺水侧向拉网的方式，将湟鱼捕捉到岸边后“接生”：对湟鱼进行雌雄鉴别、挑选出性腺发育较好的雌鱼和雄鱼、轻轻按压雌鱼腹部让卵子自然流出、用沾了雄鱼精子的棉签对鱼卵现场授精。
增殖实验站已成立27年了，周卫国是九年前从部队转业到此工作的。在河道采卵，周卫国和同事们经常一采就是一整天，一连就是四五十天。高原气候变化莫测，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冰雹、雷雨就来了。“就拿前几天来说，出发前天气很好，晚上回到车间却开始打雷。”周卫国解释，只要水位不涨得太高，在水里能网到鱼，工作人员们都会抓紧下河道采卵，晚上把装满受精卵的盆子运回救护中心的车间。
郭若晨是增殖实验站的助理工程师，三年前她毕业于水产养殖专业。每天晚上，周卫国和同事们采集回来的鱼卵，由郭若晨负责照顾。她将车间称之为湟鱼的“月子中心”，鱼卵要在此处待到满月，成长为体长1厘米以上的鱼苗后，再被送往位于西宁的培育车间内进行下一步培育。郭若晨表示，最终湟鱼会在一年后被运回刚察县，放生至它原本被打捞起的河道中。
在车间培育的一个月内，湟鱼鱼卵要换三次“家”。送到车间的受精卵经过定量称重，被分装进若干个孵化盒中，等待孵化。大约一周，受精卵即将破膜时，转移至圆缸内，每个圆缸定量20万颗受精卵，孵化盒在水流的推动下旋转，目的是帮助其更顺利地破膜。破膜后，再将其转移至长缸内，缸内模拟了自然河道内的生存环境，小鱼苗头朝水流方向，逆流而上，再待上半个月后，被送往西宁。
“为让鱼苗熟悉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增殖实验站使用的水也是从河道中采集的”，郭若晨表示，虽然长大后的湟鱼都会游回青海湖，但其生长在不同河道，河水还是有区别的，因此每个圆缸上都会标注清楚，每一批受精卵的采集河道和数量。
“人工繁育能保证鱼卵受精率达90%以上，自然条件下受精率只有0.3%”，即便如此，周卫国表示，人工繁育只占湟鱼增长量的26%，更多还是要靠自然繁殖，双管齐下。截至2023年，增殖实验站已向青海湖增殖放流裸鲤原种种苗近2.2亿尾。
为实时监测湟鱼的数量，去年，增殖实验站在格日尖措日常巡护的泉吉桥附近新增了人工智能监测系统，通过AI智能技术统计通过河道洄游的湟鱼数量，工作人员能更为精准地掌握湟鱼的繁育数量及生态分布，为湟鱼资源蕴藏量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人与鱼
人与鱼，在当年饥荒的特殊时期，形成一种对立，但这不该是常态。
在当地人心中，青海湖被称之为“圣湖”，是一种精神寄托。而生活在青海湖里的湟鱼则被称之为“有贡献的鱼”。“祖辈都说，饥荒年代是湟鱼救了咱们的命，鱼是咱们的恩人。”李飞解释。
而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时，自然会另一种形式滋养人群。
近五年来，刚察县将湟鱼洄游发展成文旅产业，“湟鱼经济”效用明显。自2010年起，每到湟鱼洄游季，刚察县会开展观鱼节和增殖放流的活动，南来北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村民在县城里开起了宾馆和饭店，游客们每吃一顿饭、买一瓶水，都提升了村民们的收入。“现在湟鱼又帮助人致富。”李飞表示。
去年，新泉村村委在泉吉河边湟鱼洄游观赏区旁修建了十个售货亭，今年又多修了两个，以租赁的形式租给村民。起初一个亭子的租金为1000元/年，今年以拍卖的方式出租，中间的亭子由于客流量大，起拍价就有5000元/年。村民们售卖手工品、小饰品、围巾等，在旅游旺季至少也能赚个三到四万元。
在青海，保护湟鱼，不仅仅是渔政执法部门的任务。以刚察县为例，渔政部门负责日常巡护，作为执法的牵头单位，还会与公安部门和市场监督部门合作，负责防偷捕、救助、宣传等方面，水利部门负责修复、改进和治理湟鱼洄游的河道。
在格日尖措巡护的泉吉河附近，清晰可见的63级台阶，是为了帮助湟鱼顺利洄游而建造的。十几年前，为了灌溉作业，河道里建了水利设施，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湟鱼洄游。但人们逐渐发现，夏季水流湍急，湟鱼一路从青海湖逆流而上至此，耗费不少体力，湟鱼经常难以跃上水面。设计台阶的目的，一方面是给湟鱼“助力”，帮助其顺利洄游，另一方面是刺激其性腺发育，进行“身体锻炼”，让产下的鱼卵更健康、更有生命力。
63级台阶整整造了十几年。湟鱼洄游的夏季不能施工，而冬季刚察县最低气温低至近零下30摄氏度。施工人员带着被子，生着炉子，一块一块做出台阶。生怕天气太冷，头一天刷完水泥，得把被子盖上，把炉子点上，等待水泥凝固后，第二天再接着工作。台阶也是经过改良的，最初高度约80厘米，湟鱼跃不过去，于是反复论证，将台阶降低至50厘米，湟鱼才得以“一跃而上”。
日复一日的巡护工作，格日尖措十分耐得住性子。自从调任到刚察县工作后，他几乎没有抓到过偷捕者，他将之归因于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也离不开巡护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目前除了人工巡护外，不少河道附近还加装了摄像头，还有无人机飞行监控。青海湖沿岸还放置了一台红外线探测设备，能够检测到移动的物体。
“有了高科技之后我们更忙了，一旦检测到动作，设备就会给我们的手机打电话。”格日尖措笑道，他们赶到点位一看，很多时候是牧民在河畔放牧被“误伤”了。
截至2023年底，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达12.03万吨，是保护初期的46倍，并从“濒危”物种降为“易危”物种。但这远非终点，目前湟鱼的恢复量还未到原始储量的一半。根据科学计算，只有当湟鱼数量达到16万吨以上，整个青海湖的生态才能趋于平衡。
如今，鱼引来了鸟，鸟又激活了湖，湖进一步繁衍了鱼。一条鱼的兴衰，成为青海湖生态环境变迁的缩影。数据显示，近20年来，青海湖水位持续回升，水体面积持续增加，青海湖区域鸟类由1996年的164种增加到如今的282种，青海湖生态系统逐步趋于平衡。2022年4月25日，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进入实施阶段，鱼鸟共生的青海湖正式进入“国家公园时代”。
“经历过‘封湖育鱼’的三个十年，都是我的青春。”在日常巡护时，格日尖措时不时感叹，“又是黑压压的一片”。他仿佛看到了儿时河道内湟鱼逆流而上的场景，“很有成就感，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