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以极高的史料价值，素为学界所重，然其存世版本众多，形态复杂。1961年，复旦历史系受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委托，指派青年教师陈匡时整理《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十二册（油印本），后者参校上海图书馆藏《初稿》陈叔通等批校本，穷两年之力，完成整理工作。此“复旦校注本”交给书局后并未出版，长期湮没无闻，这也成为陈匡时“大半生来一个难解的心结”。近年随着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王立诚等编《陈匡时先生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档案文献与历史》等资料的披露，这桩学术公案之来龙去脉渐渐明朗。2024年6月，笔者有幸拜访时年九十一岁的陈匡时本人，对他的梁谱整理工作及近代史研究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
陈匡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与邵循正的“学缘”
关于陈匡时先生的学术生平，今人所知都比较简略。复旦历史系编《历史系教师论著统计表（1949年5月至1984年）》关于陈匡时者仅有一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陈匡时）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本表制于1984年6月”）1990年代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论著目录》则无其人记录（“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汇编”）。查《复旦大学百年志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有“陈匡时”人名条目：
陈匡时（1933-）浙江温岭人。教授。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专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等方向。编撰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编第一、二分册），合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词典》，并发表“鸦片战争与民族觉醒”、“黄兴与长江革命”等论文。
另据《复旦大学教授录》，“1980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4月晋升为教授。从1980年至1988年，担任上海历史学会第七至九届学会副秘书长，获1989年市社联学会优秀工作者奖。担任中国近代史基础课主讲及辅导，1983年、1989年均获复旦大学教学二等奖”（王增藩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录（续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70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届毕业合影，后排右七为陈匡时，前排右二为祝启秀
陈匡时在1951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中国高校历史系学习苏联，为五年制，其间因病休学一年，1956年正式毕业。据1952年考入复旦历史系的吴浩坤（1930-2017）晚年回忆：
我同班的庄锡昌、黄瑞章、王文楚、裘锡圭、邱其彬、徐佩珍、朱新素等都还健在，上下班级如徐连达、朱永嘉、陈匡时、李春元、胡菊兴等也都健在。贺卓君走了。我老伴潘悠是我同班同学，如今也不在了。朱维铮、金重远、杨立强、沈渭滨都去世了。（《吴浩坤谈复旦历史文博系师友》，《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4月17日）
陈匡时病休期间，有过一段在北大历史系“进修”的特殊经历，这也成为他学术起步的一个关键契机。直到今天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难掩激动，历历如昨——
我是54年底在操场上跑步吐血。因此去检查，说是有肺结核，要我休学，那就只能休学，没办法了。那时我爱人（笔者按：祝启秀[1930-2022]，上海人，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3年毕业）分配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她教书（承担全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就在北大当助教，有口粮，找了房子，我就到北大养病。没想到到了北大以后，北大校医院说你养病，但还可以轻度工作，就是不要太累。他们那里成立了一个肺健会（？），我和他们熟悉了，就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北大）选了两门课，同时也考虑毕业论文。两门课，一个是邵（循正）先生的史料学课，后来又选了日文课，老师就是编日文书的，东语系的老师。因此就等于学了两门课，同时我有一个接收证，可以去图书馆借书，写毕业论文。所以生病反倒成了一个机会，感受到北大的学风，影响蛮深的。
戴学稷当时在北大进修，他就帮我跟邵先生介绍。邵先生就和我谈怎么写毕业论文。因为我既选了他的课，又和他谈过话，跟邵先生就这样子熟悉了。当时他给北大历史系开“中国近代史史料学”。（陈匡时访谈记录，2024年6月23日）
按邵循正（1909-1973），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蒋廷黻（1895-1965），硕士学位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入选该院毕业论文丛刊，为其成名之作。后赴欧洲留学，1936年归国，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院系并入新的北京大学，邵循正由清华历史系转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主持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是蒙元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新研究范式的主要奠基人（关于邵循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学研究工作，参看拙文《一九四九年后的邵循正》，《中国文化》2023年第1期）。
陈匡时在北大时间不长，他回忆说：“55年去北大，54年底生病，一年在北大，56年春季开学就回来了，我就要写毕业论文。写好了就毕业了。”从邵循正学习近代史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获益匪浅，尤其在史料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两个方面，影响最著，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其学术“渊源”与“底色”。陈匡时在接受访问时，得知复旦历史系刚刚举办“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学术会议，话头也即引向了邵先生——
外交方面是邵循正先生的特长。他的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印成一本书，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借出来看。所以外交史，我在北大受到影响比较大，我回来（复旦）就搞对外关系吧。我跟李华兴编过一套外交资料方面的书（笔者按：即《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关于这段“非正式”的北大经历，陈匡时认为最大收获是“感觉到北大的学风”，他反复说，“这个北大与复旦的教学方法、作风都有不同。所以到北大，我对北大的学习风气了解了，也到处找书看”，“我了解北大学风是不一样的，学习受到很大的影响，生病是不好（的事情），但因为这个机会了解到北大的学风”（陈匡时访谈记录，2024年6月23日）。这种体会和经验也被带回复旦，对后来一辈产生影响。他曾与学生分享“去北大师从邵循正教授进修”所得的教益，在学生的印象中，“他一直对邵教授很佩服，称其懂好几门外语”（邹振环来信，2024年7月11日）。
陈匡时与祝启秀，1955年在北京（陈晓禾提供）
民国时期的复旦历史系人员流动复杂，尚未形成自己的传统，“1949年前后的政局与人事变动，应该对其后的研究和师资影响较大，金冲及慢慢脱颖而出应该是个很好的证据”（此点承张仲民教授提示）。自“陈守老”（陈守实）以降，复旦历史系偏重革命史范式的近代史研究传统，自成一线，其发展脉络尚待深入考察；不过，复旦早期近代史学科的“北大渊源”方面，似多有可说者。陈匡时在北大时，帮助他与邵循正介绍认识的戴学稷，便是复旦出身而在北大正式进修青年教师。按，1954年，复旦历史系助教戴学稷、陶云松同时至北大历史系进修，进修科目分别为中国近代史与世界中古史，指导教授分别为邵循正与齐思和，规定进修年限“自1954年9月至1955年8月”（《历史系及所属各教研组一九五四—五五学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附助教进修计划）》，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6）。
戴学稷（1928-？），195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从事中国近代史教研工作，在北大历史系实际进修时间为1954年9月至1956年2月，邵循正（时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作为指导教授，当时为其制订的培养要求是“担任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讲授，掌握一般的资料，并深入研究一些专题”，必修课程为“史学概要”（“该课程为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第二所所开设，由向达先生讲授，每周上一次课，每次三小时”）、“近代史料学”（“该课程为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为所属研究生开设，由邵循正先生讲授，每周二小时”）。（《北京大学进修教师学习计划》，《历史系及所属各教研组一九五四—五五学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附助教进修计划）》，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6）
戴学稷在进修期间，“上邵（循正）先生给本系三年级（1956届）讲授的专业基础课中国近代史（上、下学期），并担任辅导工作，参加该年级本门课‘质疑答疑’，主持‘习明纳尔’（即课堂讨论）”，“听邵先生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的专门课程中国近代史料学”，“学习一门外语，由邵先生请周一良先生讲解日语”，并在邵循正指导下完成论文《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初稿。据其回忆：“那一两年国内各大学来北大历史系进修学习的不少。在1954-1956年间就有10人左右……这些来进修的中青年教师以后回校都成为各校的骨干，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做出显著成绩”（戴学稷：《我与北大历史系》，《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
戴学稷：《北京大学进修教师学习计划》（1954年11月5日）
戴学稷：《永远怀念的师表——纪念邵循正先生百年诞辰》，戴学稷、徐如编：《邵循正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部分学生友好亲人的怀念与回忆》，福建社会科学院2009年
金冲及是复旦历史系自己培养、也最被看好的骨干青年教师。他在1955年发表的《对于中国近代史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一般被认为是“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最早的学术论文”。但他自认为“写的第一篇可算学术论文的”是《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复旦学报》1955年第2期），为何挑选这样一个当时看来“冷僻的题目”，据回忆也与邵循正的史学影响相关，而这段故事成为他“着手做学术论文”的初步——
那时，全国高等学校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的，只有北京大学的邵循正教授一人。他培养的研究生中有好几位比较出色的人才，如李时岳、张磊、吴乾兑、赵清等。我就问复旦派去北大进修的戴学稷：邵先生是怎样带研究生的？戴学稷说：他要求研究生先坐下来系统地用心读篇幅很大的、收录晚清外交工作文献的《筹办夷务始末》，从这里着手，再扩大阅读有关的原始史料，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文稿，找出有意义而过去研究不够的问题，写出论文，把问题说清楚。这话给我很大启示，于是依样画葫芦，就找出成为《筹办夷务始末》续编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统地读。因为过去没有这样系统地读过重要的原始史料，也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成见，读起来都觉得新鲜，发现晚清这段时间内有关中外问题的许多事都同英俄在中国矛盾的需要有关，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一步步扩大侵华也同英国以前的对付沙俄在中国扩张的矛盾有关。
回首再看这篇文章，“自然仍很幼稚，文章主题也小，但毕竟是学步时跨出的第一步”，由邵循正教学思路的引导，金冲及坚定了一种治史理念：“以原始史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独立地进行分析，这路子是对的，并且养成了习惯。如此走下去，再在实践中不断对论文如何写作用心总结，对的坚持，不对的改进，对自己以后在学术研究上的长进是有益的。”（《我最初的史学论文是如何发表的》，《经历：金冲及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这大概也算复旦近代史之“北大学缘”的一个间接证明。
陈匡时家庭合影，1960年代在复旦大学（陈晓禾提供）
（二）早期教学与研究工作
陈匡时回到复旦后，毕业论文由金冲及指导。他回忆说：
我到北大以后，有一个治疗肺病的肺健会，把我接到那里，过了一年后，就回复旦复学了。应该是55年毕业的，结果变成56年毕业。回来以后，毕业论文是金冲及老师指导，他对我还蛮欣赏的。后来我就留在复旦，我爱人（祝启秀）也调过来了（1956年从北大调入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后改国际政治系]任教，1987年以副教授退休，参见《源启国政，隽秀人生——祝启秀老师访谈录》，《国务学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老教师访谈口述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金冲及当时还不是教书的，当时他是在团委工作，好像是团委书记（笔者按：1951年金冲及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作为校团委书记留校工作），他当时讲中国近代史的课，和胡绳武先生比较熟悉。我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陈匡时访谈记录，2024年6月23日）。
1956年毕业论文的题目是《1906年江西萍浏醴会党起义》（据陈匡时口述，确切名待核），这篇论文得到评价不俗，“据说还被作为典型，由金（冲及）先生在学校介绍经验”（李细珠教授来信，2024年7月11日）。
青年金冲及
1956年夏，陈匡时毕业后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当时，复旦历史系“现有教授十四人，副教授二人，讲师、助教十六人，共分中国上古中古史、中国近代现代史、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四个教研组”，“在科学研究方面，各教研组与各教师大都订出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规划，其中有结合教学任务进行专题研究者如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结合开设专门化，准备环绕1900-1927年这一阶段的主要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戴学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概况》（1956年6月20日），《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1955年9月，中国史教研组分为上古中古史与中国近代现代史两个教研组，胡绳武任中国近代现代史主任，至1956年，教研组有胡绳武、金冲及、戴学稷、张遵骝、陈匡时、余子道等人（金光耀：《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复旦大学的起步与发展（1952-1982）》）。在1858年初制订的教研组工作计划中，“助教培养工作”方面，陈匡时的任务是“中国近代史课程辅导，编选参考资料，参加讲义编写及组内小型科学报告，本学期试讲一次”。在当年举行“教研组内小型科学报告会”上，陈匡时报告论文《解放后有关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的若干问题介绍（甲午以前）》（《历史系一九五八—五九学年度各种方案、规划和计划（附58—62年工作规划纲要）》，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25）。为了“加强教材建设”，教研组当时计划：“1958年10月前编出近代史（上）的讲义，本学期完成全部参考资料的编选工作。以上编写或编选，由金冲及、胡绳武、黄美真、陈匡时四同志具体负责。”（《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1957—1958第二学期工作计划》（1958年3月），《历史系总支、系行政及所属教研组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学年度各项工作计划（附教师个人规划）》，复旦大学校史馆藏，卷宗顺序号：16）
《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1957-1958第二学期工作计划》（1958年3月）
在五六十年代此起彼伏的“运动”潮流中，陈匡时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努力平衡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自拟《五年的初步规划》（1958-1962）中，检讨“目前个人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
政治上经过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暴露出个人政治立场不稳定，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等问题，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则表现个人考虑多，个人主义思想存在较严重。
教学与业务上：工作一年半以来，曾因时常生病，部分的影响了工作。但是教学与辅导工作做得很苦，进修计划从未完成过，及教学辅导工作没有能很快地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以往政治动力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思想斗争不能很好开展之故，其他如刻苦钻研不够，时间抓不紧，计划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等等亦有一定影响。所以目前个人这方面的情况和学校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是相差很远的。
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历史教师和历史科学工作者”，他在计划中强调“在今后五年内首先要做好以下几点”——
1．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改造，通过整风学习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日常生活中改造自己，要在一年内，使自己的思想觉悟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
2．下乡劳动锻炼一年以上。（初步订在1961年左右下乡。）
3．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阅读经典著作，改造自己思想，提高教学质量和理论水平。
4．做好教学辅导工作，钻研业务，在今后三年内，即能达到胜任讲师水平的教学工作。
5．在导师指导下，进行材料搜集和写作论文，为能独立展开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6．体育锻炼，三年内要使身体健康起来，逐渐达到能参加剧烈运动，在1961年或62年，争取达到劳卫制一级。
7.五年内学好二门外国语，要求能看懂并能运用外文资料或书籍。
陈匡时：《五年的初步规划》（1957年）
1958年夏，在上海市委“跃进再跃进”的号召下，由复旦党委直接领导在全校掀起“以教育革命为中心的新的跃进高潮”，陈匡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跃进》一文，表示“复旦大学历史系经过一年来的整风，整个系的面貌已大大地改变，全体同志的政治觉悟亦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表彰“本校学生在校党委领导下展开了以教育革命为中心的创造性学习运动”，这使得教师更加坚定“在教学上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做法”，并坚信“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工作同样是可以多快好省地进行的”——
历史系学生在短短一个星期的创造性学习运动中，打破了迷信专家的思想，在改进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做出了许多成绩。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对资产阶级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们不仅编写出全部基础课的新的教学大纲，还编写出许多门尚是空白学科的大纲，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等等。对教师的讲义和著作，亦以集体力量进行研究和讨论，提出意见写成论文，批判教学和科研中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
不仅如此，创造性学习运动的开展对整个教学制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它证明了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同样地能够多快好省、高速度地前进。这对那些认为“学生在改进教学中能不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怀疑派来说，无疑地当头一棒，在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改变态度，承认了过去教学上与科学研究上的老一套必须改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跃进》，《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陈匡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跃进》，《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基于以上认识，陈匡时提出“创造性地学习和教学就成为我们全系跃进再跃进的具体内容”。1959年，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科研上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据报道，“在（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全体同志共同负责和互相帮助下，青年教师陈匡时同志第一次为一年级同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吴瑞武：《复旦历史系掀起了新的教学与科学研究高潮》，《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陈匡时在一篇题目为《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工作》的文章中表示：
本学期，我接受了为本系一年级同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任务，这对于毕业不久的我来说，担子是不轻的，可以想象得到：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多种困难，但我一想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加上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还有什么不能克服呢？
开学第一周，我就为如何把教学工作、社会工作、政治学习等等妥善安排、使之相互推动的问题而苦思着。怎样在全面跃进的1959年中，不辜负党对我们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期望呢？我产生过急躁情绪，也出现过畏难情绪，我的思想激烈地展开斗争。经过大跃进形式的教育，我感到矛盾和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处理矛盾时，总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视它，以坚强的意志和干劲采取具体措施来克服它；另一种是信心不足，畏缩不前。后一种态度是应该作为对立面来克服的。（陈匡时：《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工作》，《复旦》第213期，1959年2月27日）
在当时，“金冲及和陈匡时两位同志，分别给一年级和三年级同学开中国近代史课”，成为了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学“再跃进”的典型事例，关于陈匡时以“一定要教好”的意志和干劲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备课工作，从而实现“一定能教好”的工作目标，在《复旦》校刊得到宣传：
午夜十二点钟敲过，万籁俱寂。但第六宿舍19号楼下，灯光依旧很明亮，本学期新开课的陈匡时同志还在埋头写讲稿。昨夜是这样，今夜还是这样；一股“一定要教好”的激情在冲击着他，早晨六时，年青人又起床了，午睡也顾不得了。前几天，他第一次走上了讲台，虽然经过充分的备课，可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几天过去了，他已经能够镇静地在课堂上讲课了。第一次开课，对于一位青年教师来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考验；但陈匡时同志对此充满了信心，一年级的同学们也说:“我们的陈老师呀，一心想教好，我们也相信他一定能教好。”（吴瑞武：《春风桃李花开日，正是英雄用我时——记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青年教师开课》，《复旦》第213期，1959年2月27日）
后来，陈匡时还长期承担教授外系《中国近代史》课程，如1963年即为新闻系一年级开设此课。（《历史系一九六三年教学进度计划表》，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78）
陈匡时：《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工作》，《复旦》第213期，1959年2月27日
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师们在讨论现代史的教学大纲（本刊记者摄），《复旦》第215期，1959年3月6日，第1版（以上图片资料承马军教授赐示）
在“大跃进”时期，史学领域也出现“史学革命”运动，复旦历史系师生辩论“厚今薄古”方针，陈匡时在会议发言时，“不同意把近代史当作政治课”，针对“考证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研究古代史除了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外，还要联系当前实际。如果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枝枝节节的考证，即使是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脱离实际。所以古代史的研究，不仅要注重质的问题，也要注意量的问题。这就涉及人才的培养与课程设置的问题。课程设置上规定考古学、原始社会史为必修课，而中国现代思想史则列为选修课，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课程安排次序上，我认为先开近百年史，后开上古中古史较妥当，这对整个体系亦不会有什么影响。（《全系教师和研究生辩论如何理解与贯彻“厚今薄古”方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厚今薄古辩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3页）
至1965年底，陈匡时与同事在上海《文汇报》合作发表《“青天大老爷”真能“为民作主”吗？》一文，针对的是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究竟是毒草还是香花的”问题，旨在论证“海瑞乃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鞠躬尽瘁的奴才和殉道者”，明显带有奉旨作文的色彩。（徐连达、陈匡时、李春元：《“青天大老爷”真能“为民作主”吗？》，《文汇报》1965年12月25日第4版，收入江西省社联办公室编《关于海瑞和〈海瑞罢官〉问题辩论选编》，1966年1月）
徐连达、陈匡时、李春元：《“青天大老爷”真能“为民作主”吗？》（1965年12月25日）
目前可见陈匡时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为1960年的《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文中揭示解放前发表的梁启超研究著述“充满着许多错误和片面性”，并综述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史学界对于梁启超及其政治思想的评价和批评，认为“已经有了很好开始，虽然还远不是全面的更加深入，但评价梁启超这个人物是在逐步开展中了”。前已述及，因陈匡时较早对梁启超有所关注和研究，这与复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当时的重点工作有关，胡绳武在1959、1960两年的工作计划是“完成辛亥革命史与梁启超传”，陈匡时则是1958年“开基础课”，1959年“下厂”，1960年“梁启超传，协助教研组搜集史料”（《科学研究与教材之计划》，《历史系一九五八—五九学年度各种方案、规划和计划（附58—62年工作规划纲要）》，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25）。故1961年下半年，中华书局与复旦大学接洽约请整理梁谱时，因胡绳武、金冲及的推荐，他便适逢其会地成为了担当人选。
《年谱》整理工作完结后，金冲及、陈匡时二人合作《论梁启超》一文（收入《中国近代人物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将梁启超前后三十多年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戊戌变法时期（1895-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至辛亥革命爆发（1898-1911）、辛亥革命以后（1911-1929），认为“在这段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尖锐、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时间里，梁启超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积极地展开政治活动和宣传活动，在不同的年代和场合中起过不同的影响”。这是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过去，大多数论者对于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政治活动和思想的评价基本是否定的，该文指出梁启超强调“民权”问题为国家兴亡关键，这是应该肯定的“进步作用”，但他一面赞美西方的“民主”或“民权”，内心却有所骇怕，实际所要求只是伸张地方绅士的“绅权”，使得思想上的另一面——“封建性和反动性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参见林增平、林言椒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5-386页）。
此外，“文革”以前，陈匡时发表的文章还有《〈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写作年代》（《光明日报》1963年4月24日）、《美国流氓华尔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清朝的洋“提督”是谁？》（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我国的？》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等。
1963年前后，陈匡时还一度担任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主任。（《历史系一九六三年教学进度计划表》，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78）
金冲及、陈匡时：《论梁启超》，《中国近代人物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
陈匡时：《教学进度计划表》（1963年9月）
（三）1980年代以后：以中外关系史与史料学为中心
1980年代后，陈匡时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进入新阶段——
在科研方面，主要从事以下几项工作：编写《中国近代史》，对近代史时期基本问题和争论，作了阐述和分析；重点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史事和人物，利用新生档案文献，写作专题论文，参加各类学术会议；较长时期参加《辞海》（新二版中国近代史分册和1989年合订本）条目编写及修订，并参加编写《中国近代史词典》（获1983年上海高校社会科学一等奖）词条目写作（约170多条，5万多字）；参与近代文献资料的整理，1986年整理出版《开智录》。（《复旦大学教授录（续一）》，70-71页）
据《复旦大学志》所收“‘七五’时期复旦大学文科主编50多部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目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由“历史系陈匡时”承担（《1978年后承担的研究项目》，复旦大学校志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1949-1988》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政治制度史的“古代”“现代”部分，分别由徐连达、徐矛承担，后者出版有《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匡时当时开设“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课程，或存讲义，应值得整理。另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匡时也“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陈匡时与妻子祝启秀，1993年在宿舍门前合影（李细珠提供）
陈匡时的学术基础是史料学，其最令人称道的成就也体现在史料编纂方面，尤于中外关系史领域致力最深。前文提及，《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汇编的一套史料集，主要收录1840-1949年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资料，分为上下两卷，共四册。其上卷第一、二分册（上起鸦片战争，下至五四运动前），即“主要由陈匡时同志选编”，按近代对外关系发展分为八章，每章又按性质分列若干专题，择要选辑有关这方面的档案、文件、条约、奏章、宣言、函电、年谱和回忆录等，每一题目前均有编者按语，简介事件背景、实质及其影响。不必讳言，这套史料集的编纂目的是为“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编者也承认“选入本卷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方面的记载，其中充满着为侵略政策辩护和投降卖国等反动论调”（上卷“编者说明”），在“历史原料的编撰”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不过鉴于当时资料条件，这套书已在某种程度上做到极限，若以蒋廷黻讨论的“编辑史料者所不能不顾到的”三项“特殊条件”衡之，即“求其信”、“求其新”、“求其要”（《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似也基本可言无愧，至今仍不失部分的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二卷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开智录》的发现与整理，为另一显例。《开智录》是一份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据言为“反清革命的最早公开鼓吹者”，八十多年来一直湮没失传，学者只能根据收录在《清议报全编》（《清议报》不载）中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两篇文章加以论列，但连作者和发表时间也无从猜测。陈匡时、宁树藩找到原刊《开智录》六册，经分工校点，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1987年）。据宁树藩回忆：
《开智录》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留日学生刊物，研究价值甚高。惜流传稀少，解放后已不见踪影。复旦历史系陈匡时教授，常和我谈起我国史学界近年来竞相在海内外搜寻该刊而不得的窘状，还杂以一些生动的小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3年冬访问广西时，在桂林一家高校图书馆正待整理的书刊目录上，奇迹般地看到了《开智录》的名字，共1-6期（1900年12月21日—1901年3月20日）。（宁树藩、陈匡时：《评〈开智录〉》，《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收入《宁树藩文集》，第316页）
关于《清议报全编》（1902年）揭载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因涉及“民族资产阶级各派别与义和团的关系”之重要议题，很早引起学界瞩目，有学者专门介绍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赞扬义和团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献”，也有人指出此文分析义和团起因于“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有力地驳斥了攻击义和团运动的无耻谰言，同时也批判了资产阶级中对义和团的各种错误观点，这一看法在认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李时岳：《关于“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光明日报》1958年5月12日；骆宝善、桑兵：《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陈匡时则将该文放回原初发表的语境，考证其作者身份，揭示“《开智录》与梁启超及其《清议报》的渊源是很深的，《开智录》主要编辑成员出身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发表于该刊为数不多但地位突出的有关义和团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留日学生的进步”；在讨论资产阶级与义和团关系时，提示首先有必要厘清“中国资产阶级有无领导能力和义和团愿否接受领导问题”，并加以反思：“资产阶级在南方发动勤王或革命时，在政治上与义和团又是对立的，前者视后者依附清廷统治集团或被利用，若要求他们去领导北方义和团，岂非有点脱空或不切实际？”（《开智录与义和团》，《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开智录》的整理刊布，对学界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便为受益者之一，他在文章中提到：
在刘大年先生、陈匡时教授关怀下，我引用了《开智录》。……1990年参加义和团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时，陈匡时教授送我一本“中国文化研究集刊”5号。其中，宁树藩整理校点的《开智录（下）》收录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全文（1901年3月20日发行的《开智录》第六期）。作者名贯公。贯公不是别人，正是郑贯一的笔名。（《关于义和团时期孙中山依靠外国势力的政策及义和团评价问题》，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2002年）
陈匡时整理点校：《开智录（上）》，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陈匡时在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方面，也有深厚的积累，曾发表《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与吴乾兑合作，1980）、《陈化成与吴淞之战》（1982）、《鸦片战争与近代民族觉醒》（1991）等论文。中山大学陈胜粦教授在考订和整理《林则徐致怡良书柬》时，特别说明：“复旦大学陈匡时副教授、徐鹏副教授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和诚挚的帮助。谨此说明并致谢。”具体如林则徐《复姚衡书》（道光甲辰中秋于伊江谪所）收信者的身份厘清，即得益于陈匡时的考证工作——
此函附于姚觐元编《林文忠公手札》末。承陈匡时同志考证：此件受信人“雪逸五兄”，即怡良之幕僚姚衡，字雪逸，浙江归安人。（陈胜粦：《关于林则徐研究的若干史实补正》，《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第265页）
又，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十五日条，引林则徐致“雪逸”函，亦加按语说明：“据上海复旦大学陈匡时氏考证，此受信人雪逸即怡良幕中专司与林则徐往返信件的姚衡之字，为姚文田之子，姚觐元之父。姚雪逸与林则徐、怡良间关系密切。”（《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580页）
陈匡时与吴乾兑合作的《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在当时资料条件下，对“弄清林译《澳门月报》的出处”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并提示极具启发性的意见，数十年后仍未过时，诚可谓“预流”之作。苏精在2017年出版的有关《澳门新闻纸》著作中，对这一项先行研究有高度评价——
早在1980年时，吴乾兑与陈匡时两位研究者虽然没有见到《广州新闻报》原文，却已能推断《中华丛论》不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只是他们的推断似乎没有获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导论：〈澳门新闻纸〉的版本、底本、译者与翻译》，《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页注释27）
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以上可见，陈匡时对于史源学有其敏感，并且很擅长处理史料，从中挖掘有价值的研究议题。除了本色当行的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相关档案、公文、书信、日记等材料外，他对于当时一般不太注意的社会史资料也不陌生。1990年代初，在与上海地方史学者、原《川沙县志》副主编顾炳权通信中，他流露有关“竹枝词”的研究心得，亦可窥见深厚史料学素养之一斑——
竹枝词由于时人的记录、观察和分析，时加注解笺证，有的记录甚至是第一手的，可与原始资料相等，少数可能为档案史料所未及或遗佚。所以，很同意您强调呼吁开展竹枝词研究的意见。近代通史中对鸦片战争时期的研究（早期通商史），我注意到屈大钧竹枝词中对粤省对外贸易的描述，但对其他时期，注意使用和采集就很不够。近读新印王邦玺《释簪草》（人民教育出版社93年版）有《都门杂咏六首》亦为竹枝词，对北京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杂象描绘即很有刻画、生动，可补正史所不及的某一侧面记录。（《陈匡时致顾炳权信》，1993年11月1日，《上海史志人物风俗丛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383页）
陈匡时致顾炳权信（1993年11月1日）
《上海史志人物风俗丛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学情况》（后改名《历史研究所简报》），收录1979年至1983年中外学术交流的动态报道，其中也有陈匡时的信息，如1980年9月在锦江饭店参加“与日中关系史访华团成员座谈辛亥革命史”（第十六期），同年11月，在上海社科院参与美国历史代表团“学术交流座谈会”（第十八期），都是反映中国国门重开初期上海史学界对外交往状态的生动而珍贵的记录（马军选订：《重会海外汉学界（1979-1983）——〈史学情况〉集粹》，学林出版社2019年）。
（四）师友、学生眼中的陈匡时
陈匡时本人著述不多，但乐于扶助他人，因其材料熟稔、腹笥深广，不经意间常予人重要的帮助。刘晴波、彭国兴合编《陈天华集》，“编校过程中，曾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汤志钧，吴桂龙，复旦大学历史系陈匡时……的支持和帮助”（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编校说明”）。1979年，《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第一种《辛亥革命前后》出版之际，主编专门说明：“还有一些同志在编辑本书以前，曾对全部盛宣怀档案进行了清理分类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先后有：陈匡时、夏东元、方诗铭、汤志钧、吴乾兑、余先鼎、张铨、赵清、蔡幼纹等同志。”（汪熙：《辛亥革命前后·主编前言》，《求索集（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金冲及与胡绳武两位先生学术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辛亥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其第一卷“付印前，承复旦大学历史系陈匡时同志校阅”（“后记”，1979年4月）。本系前辈沈渭滨先生的成名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书中不少论点，在教学过程中都曾与教研室同仁陈绛、陈匡时、杨立强等先生有所切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后记”）。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后记》（1979年4月）
在教学方面，陈匡时也是学生眼中的好老师。王鹤鸣在1964年、1967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毕业，他回忆说：“记得我研究生入学时，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陈匡时老师找我与同时考取研究生的李清禄谈过一次话，称胡（绳武）先生在北京从事教材编写工作，由他代表胡先生布置学习任务，要我们借阅中国近代史的几套专题资料，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本一本认真阅读，练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怀念胡绳武先生》，余子道主编：《曦园星光史苑流芳》，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430页）
陈匡时直接指导的学生吴心伯，回忆中则带有更多感性的色彩：
从八二年起，我们系给学生配备指导老师，我们小组六人的指导老师是陈匡时副教授。在我的印象中，陈老师是一个正直的有儒家气质的传统知识分子。从第一次同他见面起，我就从心里喜欢他：和蔼亲切的面容，不拘言笑的风度，使你有春风扑面之感，虽然他是一个学有专长、深孚众望的学者。当我有时把写得颇不成熟，也许在他们的水平角度看来幼稚可笑的文章送去时，他认真地看完全文，一丝不苟地修改，写上评语，甚至错别字也一一更正。我常常隔两个星期就去找他聊天，我们谈读书治学、谈世道人情、谈道德文章、谈国内外新闻，海阔天空，趣味无穷。（《复旦情》，郭建平等主编：《曦园放歌：复旦大学学生散文诗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62-63页）
陈匡时是金光耀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据金老师相告：“陈先生是学问很好的学者，尤对近代史料了然于胸。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建立’就是陈老师指导的。”（2024年7月11日）邹振环上过陈匡时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他总结老师的治学特点，“特别重视一手史料，善于发掘新材料，精于考证，且愿意给他人提供追根溯源的线索”。也正是在这门课的课堂上，他开启了伴随其大半学术生涯的“译史”研究课题——“1980年我在选修陈匡时先生‘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时，决定把研究近代翻译的特点与意义作为大学的毕业论文，1982年我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清末译书及其特点》的毕业论文，同年考入历史系的专门史‘中国文化史’专业研究生后，我又在朱维铮先生指导下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后记”）。本年接受访问时，邹振环又提供了亲历“史料学”课程的一些信息：
当年他为我们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是专业选修课，时间在1980年下半学期（9月至81年1月），这是他第一次开设此一课程，选修的主要是77、78级，有些本系的研究生也来旁听。该课程对我后来的译史研究启发尤多。记得当时我写的课程论文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若干问题》，颇受陈先生好评，后来又请他当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85年我硕士毕业留校后，还一直和陈先生保持联系，王立诚、吴义雄是同届的（83-86年，当年近现代史室规定每个导师最多招2人，带完后再招下一届），两位硕士论文答辩，都是我做的答辩秘书。（2024年7月11日）
李细珠硕士论文答辩后文科楼前合影，1992年12月26日（前排左起：刘其奎、陈匡时、余子道、陈绛、徐矛、杨立强，后排左三为李细珠）
1985年，时在复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吴义雄，在导师陈匡时提议下，写成《关于一八三八年禁烟争论的再探讨》文章，同年10月提交中国史学会在福州举办的“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这个会上结识中山大学陈胜粦教授，他后来忆及：“会前，中国史学会组织专家到北京，对论文进行审查。两位陈老师都是审查小组的成员，他们也是有多年交谊的朋友。他们在这次审查论文期间谈到了我毕业后的去向，陈胜粦表示希望我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据我的揣测，这既是陈匡时老师推荐的结果，也许还与我这篇文章有关。”（《我的引路人——怀念陈胜粦老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编：《陈胜粦教授纪念集》，2004年，199页）
无独有偶，稍晚从复旦历史系毕业的李细珠，也至中山大学跟随陈胜粦教授攻读博士研究生，为之推荐的本系沈渭滨教授专门道及“您的老师匡时同志与老陈（胜粦）关系也好”，“中大人才济济，财大气粗，又得风气之先，将来或可有所作为”（1993年11月22日，见李细珠：《春风化雨尽哀思》，《沈渭滨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李细珠在自己第一本著作“后记”中，郑重表示：“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我的硕士生学习阶段的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陈匡时教授，他是我迈入学术之途的第一位指路人。”（《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后记”）
陈匡时先生与吴义雄教授对谈，摄于202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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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陈匡时著述发表目录
著作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编著）
《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合著）
《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主要撰稿人）
《中国近代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合著）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撰写有关条目）
论文
陈匡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跃进》，《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陈匡时：《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工作》，《复旦》第213期，1959年2月27日
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
徐连达、陈匡时、李春元：《“青天大老爷”真能“为民作主”吗？》，《文汇报》，1965年12月25日第4版；收入江西省社联办公室：《关于海瑞和〈海瑞罢官〉问题辩论选编》，1966年1月
陈匡时：《〈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写作年代》，《光明日报》1963年4月24日
金冲及、陈匡时：《论梁启超》，《中国近代人物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
陈匡时：《美国流氓华尔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我国的？》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陈匡时：《清朝的洋“提督”是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我国的？》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陈匡时：《陈化成与吴淞之战》，《上海市历史学会一九八二年年会论文选》，1982年
陈匡时：《马福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6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陈匡时：《龚春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6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2页
陈匡时：《魏宗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6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6页
陈匡时：《安徽白话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陈匡时：《略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宁树藩、陈匡时：《评〈开智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陈匡时：《香港被占前后》，《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陈匡时：《陈化成与吴淞之战》，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陈匡时：《刘永福与纸桥之战》，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陈匡时整理校点：《开智录（上）》，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陈匡时：《〈大陆报〉有关陈其美与上海起义的一则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陈英士》第36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陈匡时：《黄兴与长江革命》，《黄兴研究》编辑委员会，林增平、杨慎之主编：《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陈匡时：《略评〈八国联军侵华史〉》，《东岳论丛》1991年第1期
陈匡时：《鸦片战争与近代民族觉醒》，《开放时代》1991年第2期
陈匡时：《开智录与义和团》，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
陈匡时：《近代台州研究小议》，台州师专人文研究室等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台州历史文化专辑》第53辑，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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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识：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陈晓禾、王立诚、吴义雄、李细珠、俞国林、马军、汤仁泽、邹振环、金光耀、张仲民、傅德华、李春博、任宏等师友的帮助和匡正，学生董洪杉、郑西迅、唐益丹、李娟、伊楠协助资料核校、录音整理，志此申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