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郑嘉励25岁，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两年。主业考古之余，他是个“文学青年”，写了一组古物杂文，见于《杭州日报》副刊。年轻人的气质，总是活泼。写鼎、写铜镜、写弓箭，科普之余，插科打诨，在当年的报章上，这是新颖的文字。

多年以后，他重读旧文，每有“悔其少作”之感，认为过去的文字缺乏生活阅历，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过他也承认，“成长的过程，本身并不可笑”，无论曾经多么幼稚，都是自己一路走来的足迹。

2001年，未及而立之年的郑嘉励，参与雷峰塔地宫发掘，撰写了两篇亲历手记。一篇《漫长的一天》，写发掘前后的种种瞬间，另一篇《开函记》，描述打开舍利铁函的全过程。两篇手记的发表，引起了很大轰动，作者说，这是因为雷峰塔本身的影响力。

这之后，郑嘉励很少再写杂文，甚至于全然不写，而是把精力投入主业，奔波于浙江各地，发掘古遗址、古墓葬。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当地文物干部、乡下房东、考古工地里的农民工、媒体记者等，免不了打交道；也读过许许多多的书，凡到一处，就集中阅读当地方志、古籍，这些书有很强的“在地性”，似乎只有踏上这片土地，读起来才有乐趣。

那些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见过的人，终究有一天，会如一只敏捷的夜猫，从记忆里跳将出来。夜猫转瞬即消失于夜幕，要将其捕获，唯有用文字编织起一张大网。

2009年，37岁的郑嘉励重新开始杂文写作。他写赵伯澐墓、史嵩之墓的发掘，写丽水山区里的考古纪事，写杭州的环湖诸山、山中的摩崖题刻，写令他难以忘怀的人与事。大抵生活经验阅历，确实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认知。时隔多年，再度提笔的郑嘉励，文字间仿佛增添了一种“魔力”。他能将读者带回现场，在一个久远的、陌生又熟悉的空间里，听他娓娓讲述。

这些立足于考古，生长于田野，体悟于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文字，汇成一书，名为《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书中所收录的杂文，有青年时期的古物丛谈、发掘手记，有不久前成文的《山中的杭州史》《越地佛踪》，更多则写于2009至2016年间。

我读《考古四记》，“成长”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文字为例，青年时才气跳跃，壮年时脉脉温情，中年以后，复杂的情感已掩藏于简洁的文字之下。

作者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从前的写作太过仰赖模仿和书本，过于看中考古材料中抽离出来的抽象知识，却忽略来自考古田野中的生活体验和个人情绪”，这是不划算的；醒悟过来的三四十岁，是写作的“黄金期”，情感充沛，多数文字由情绪驱动，感染力也最强；而今年过半百，考虑学术问题更加全面，情绪的力量却弱了。一个年龄段只能写一个年龄段的文字，亦如光阴，一去不复返。

除了文字的成长，还有心灵的成长。作者是个善感之人，唯其善感，才会不断求索考古对其人生的意义。

在厦门大学念书时，考古是他填报历史志愿而不得，退而求其次的专业，以致于“大学四年，全是胡闹”。工作以后，考古是一门辛苦的职业，“农村物质条件不及城市，不免风吹日晒，也不免手拿锄头面朝黄土，有时的确是辛苦的”。

发掘雷峰塔地宫时，万众瞩目，冷门的考古一下子变成了显学。一觉醒来，报纸电视全是发掘地宫的消息。“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说，孩子从事着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至少在今天是这样的”（《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

曾有段时光，他被虚无感与焦虑所笼罩，抱怨重复性劳动无意义，抱怨人生无意义。迷茫之际，考古成了浇个人块垒的酒杯，“人类以最大的激情从事各种劳动，只为换取内心的充实，以抵抗宿命的悲凉。做点事情，有个念想，找个寄托，椅子坟如此，考古工作亦如此”（《龟山》）。

而真正能与虚无抗衡的，还是读书与写作。尤其后者，是将人与记忆、生命同构的过程。郑嘉励很喜欢廊桥研究者刘妍的一段话：“那些没有完成的故事，是内化于自身的生命碎片，还没有把故事讲完之前，我是残缺的。写完它，灵魂才能完整起来。是的，这一生都在做自己的拼图游戏。”

于是，他每完成一篇杂文，拼图就多一块。灵魂虽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可以确信的是，他会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继续追寻，至死方休。

我很少将郑嘉励视作纯粹的考古学家，更多将他当成一个作家。《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所呈现的，不光是一个考古学家的成长史，更是一个作家从青涩走向成熟、从书本走向生活的成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