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龙藏九州：博物馆寻龙记》本书编写组著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

明十三陵万历十二龙九凤冠特写

红山文化C形玉龙

首都博物馆藏双龙纹铜镜

中国考古博物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专辑，展开的是二里头发掘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是我国最早的龙形象之一。

在汉代，人们心中的龙是“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龙的样子则是“头似牛，角似鹿，眼似虾，耳似象，项似蛇，腹似蛇，鳞似鱼，爪似凤，掌似虎”。至于龙究竟如何起源，由何演变，今天随着各种龙形文物的出土和考古学对龙的研究，这种与中国人关联至深的吉祥之物，也在一件件国宝中展现出它与中国人千年不解的缘分。

《龙藏九州：博物馆寻龙记》就是一本以龙为线索，展开对中华文化中、国宝文物中龙形象的运用和探索。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晋国博物馆、哈密市博物馆、河南大学、美国达慕思大学、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等众多研究学者，从他们涉及的领域内探索“龙的传说”，深入探索中华民族最为神圣与象征性的图腾——龙，在浩瀚历史长河中的瑰丽身影。

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勾勒出龙文化从萌芽、生长到成熟、辉煌的壮丽画卷。从远古时期质朴的龙形图腾，到历代工匠精心雕琢的金银玉器、陶瓷壁画，每一种形态的变化，都是对龙这一神话生物深刻内涵的不断丰富与诠释。在书中龙的形象从模糊走向具象，其象征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益丰富多元。书中展示的龙文物材质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坚硬冷峻的金属到温润如玉的瓷器，从绚丽多彩的丝织品到古朴典雅的碑碣，每一件作品都是匠人心血的结晶，也是龙文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西辽河流域出现的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在黑土地丰富的动植物中，孕育着中华文明。现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一条长约19.7米、体宽近2米的石龙展现了8000年前龙迹。巨龙全身由红褐色的石块堆砌而成，龙首龙尾若隐若现，屈身弓着腰，在阳光的照射下，石块就好像红褐色的鳞片一闪一闪的。而在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中，出土的两条堆塑龙，让人们清晰地看清了最早人们对龙的想象。龙头由野猪头骨摆成，碎石块和陶片摆出了龙身，由猪组成的龙成为人们最早对龙的祭祀，这也呼应了人们最早的天人崇拜。

猪作为人类最早驯服的野兽之一，也是祭祀的常用物。辽河流域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人们的粮食主要靠种植小米，而在寒冷的地区补充热量的重任就落到了饲养家猪上。正因为猪是如此重要，人们将猪的形象融入了祈盼风调雨顺农业兴旺的神祇中，龙最早的形象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可见龙的本源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

1984年，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有了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发掘一座古墓时，发现墓主人胸前放着两件精美的玉器。经过专家鉴定，这两件玉器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距今约5000年。这个消息引起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的关注，因为就在13年前，本地村民在劳作时发现了一个“铁钩”，冲洗过后人们发现这个“铁钩”像是玉石做的。于是，村民就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交给了当地的翁牛特旗文化馆。

玉猪龙的发现让贾鸿恩觉得，之前村民给他的应该也差不多是玉猪龙，他坐火车来到了北京，找到了考古学家苏秉琦。经过苏秉琦先生的考证，这个“铁钩”是一件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物，是一件玉龙，是最早的龙形器物，可以称为“中华第一龙”。玉龙高26厘米，通体呈C形，玉龙中间有个小孔，如果用线穿过小孔后悬空，龙头和龙尾就会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工艺十分精细。后来这件玉龙经历辗转，后来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书中提到红山文化玉龙，都是头部细节极为丰富，而身体很简单。学者将红山玉龙置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发现玉龙的出现绝不是巧合。比如兴隆洼文化出现的堆塑龙就是用动物头部加几何身躯的方式呈现的。兴隆洼文化在考古研究中可以说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来源，而与红山文化区域相邻且时代更早的赵宝沟文化的陶器纹饰上，常见用鹿头搭配几何身躯，可以说在与红山文化密切关联的遗迹中，都能看到动物头部加几何身躯的结构观念在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

红山文化的玉龙，无论是C形还是玦形，整体造型呈蜷屈状，这个造型对后世玉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一种孤立的文化，而是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形成。

河南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是我国最早的龙形象之一，其造型与兴隆洼文化中的龙有着相似的结构。龙头张扬，龙身由数千片精细雕琢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绿松石龙的出土加深了我们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认知，也让我们对于“龙”的起源更加好奇。新石器时代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都有蜷体玉龙出土，而商周时期，甚至到了汉代仍有蜷体玉龙的出现，体现出了千年不断的文化延续性。中国的龙形象也在各种文化的互相影响和传承下，变成了今天大家见到的模样。

在兴隆洼文化中我们就能看到龙与权力相关联的端倪，人们将龙作为祭祀之物，认为龙可以通晓天命带来好运。这种意识后来被统治者运用，中国的龙元素在历史的塑造中，逐渐与阳刚、男性、权力联系起来，甚至成为人民的禁忌、统治者的专属。龙成为皇权最特别的符号，在我们的印象中尤其是皇家，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龙的形象，其他贵族使用就是僭越，而女性更是不能触及。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明神宗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通体的青蓝色凤冠上，九条金龙极为耀眼。

凤冠在宋代时就被正式确立为后妃的礼服冠，但龙是皇帝凤是皇后，也是绝对的，两者的服饰上不可能出现对方的形象。但是到了南宋，凤冠上就增加了龙的形象，明初更是规定，皇后冠服众礼服冠均为九龙四凤冠。但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凤冠是九龙九凤冠，凤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相比明初，明朝末期皇后及其女眷的地位有所增加，制度的形同虚设也让奢靡之风流入礼制之中，但即便是龙凤相等的情况下，龙上凤下则是借此表示等级地位，表明封建皇权的不可逾越。

在先秦时期，龙虽然也有特殊的权力意义，但更多的还是代表着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一种艺术性。但到了大一统之后，龙的形象运用越来越单一，逐渐成为权力的象征，最后更是成为皇权的代表，这给予龙越来越确定的含义和形象。直到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龙不再是统治者的象征，龙又回到了民间，成为人们对于中华文化传承与塑造的认同。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