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两个儿子长大成人。长子曾纪泽，是外交家。次子曾纪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

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中过进士，除了旧学功底出色，他还对现代数学、物理学有深入研究。

曾国藩的后裔中，有多位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颇有建树。

一个倔强的老儒生，他的后代为何大多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入选9月份“中南好书”的《平天下》中有答案。

曾国藩认为西洋学问的根底在数学

太平天国灭亡前两年，也即同治元年，清军和太平军的战斗胶着着。这年9月1日，51岁的曾国藩给前线上的曾国荃去信，信中这样写道：“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家书不堪争笔墨。然则将士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炮乎？”

在曾国藩所处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说，已过知天命的51岁已经进入暮年——知名历史学者周禄丰写曾国藩暮年雄心的新著《平天下》，便是从曾国藩知天命那年入主安庆开始写。

在《平天下》的序章中，周禄丰写曾国藩属下鲍超在丰城击败李秀成，追杀五十里，歼敌七千人。鲍超的战绩，一年后，被曾国藩用来论证他的“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一观点。

周禄丰还写，“在人而不在器”这句话，曾国藩还给李鸿章说过，而且不止说一次。周禄丰统计了一下，曾国藩在信中给曾国荃、李鸿章一共说过五次。

“这句曾国藩颇为得意的金句，后来成了他顽固不开化的证据，然而这未必代表他真实的想法。”周禄丰在《平天下》中《曾国藩办洋务》这一章中如是评议。

周禄丰并不认为曾国藩对现代文明反应迟钝。他在众多的史料中看到，曾国藩创办近代工厂时，在实际的技术生产之外，尤为关心工厂附属的学校和翻译机构。曾国藩还在奏折中说，现在的洋务官僚热衷模仿欧美的技术，这其实不得要领，一味研习洋人的制造技术，并不能领悟技术背后的“所以然”。

周禄丰注意到，曾国藩认为西洋学问的根底在数学，在理论，当务之急是大量翻译西洋的基础科学著作，让国人吃透其中的原理。为此，曾国藩还授意，由他儿子曾纪泽代笔写了《几何原本序》。在这篇序言中，曾国藩特意指出，近代科学是将万物运行的现象归纳为规律，再将规律整理为数理逻辑，得到一套理性的运行法则。

“曾国藩父子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显然远远走在同时代官僚之前。”周禄丰认为。

周禄丰认为曾国藩说出金句“在人不在器”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曾国藩受人蒙蔽，买了仿制的洋枪，因此，他曾说“洋枪不甚得用，近始知之”；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吃透了技术原理后，可以自己设计制造。后一个原因，导致他在洋务实践中，不太愿意聘用洋工匠，更倾向于使用中国工匠。

学者翁飞曾指出，曾国藩在改造旧有武器上所用的心思和精力，远比仿造西洋武器多得多。

虽然孜孜不倦地改良旧有兵器，普遍被后人认作是曾国藩恪守祖宗家法不思进取的“罪状”，但周禄丰并不这么认为。在周禄丰看来，曾国藩改良劈山炮和鸟枪等举动，是他心有不甘、倔强刚强。“掌握了近代科学的洋人能够把火绳枪改良为线膛枪，他也能借助科学思维，把鸟枪改成另一种新式步枪。”

曾国藩改造后的武器还是远落后于洋枪洋炮，为此，周禄丰感慨：“他和少数中国精英几年的努力，怎么比得上整个欧美世界数百年的技术积累？”

试图将现代科学融入儒学

在《平天下》中，周禄丰把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的曾国藩带到了读者面前。

周禄丰说：“他（曾国藩）一边阅读《几何原本》，做化学实验，研制蒸汽机，一边宣扬忠孝节义的礼教。”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曾国藩。后世对曾国藩办洋务有所知，却并不清楚曾国藩还身体力行。

一边拥抱洋务，一边坚守传统伦理和文化，周禄丰认为曾国藩这是“打着火把在狂风骤雨中前行”，这样的努力是悲壮的。

“倔强的老儒生。”这是周禄丰综合了曾国藩各种所为后，给他贴上的标签。他还为曾国藩一些不合时宜的行为做深度“注解”。

“欧美洋人挟近代工业盖地而来，古老的文明节节败退，为了在万国相争的时代生存下去，实现国家近代化是唯一之路。老树将死，最粗暴的办法是把老树刨根，再从外面引入新的树种，重新栽一棵大树出来。如果既不想换掉树种，又不想自我欺骗说老树生长得比外面的树更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看能不能用新的方法，让老树枯木逢春，重新焕发生机，再长出果实来。”为让老树焕发生机，知道自己所学落后于时代的曾国藩，在去世前一年，上奏折提出派幼童赴美留学。

“中国想要取洋人之长技，仅靠购买、仿造远远不够。科技的奥妙，如果不通过长期广泛的学习，无法洞彻其本源。百闻不如一见，本国子弟不亲自到国外见闻，必定学不好科学……”

曾国藩在他递交给朝廷的奏折《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中如是写道。彼时，曾国藩自省学业一无所成，精神如“败叶满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看到了现代科学，他试图将现代科学融入儒学。

《平天下》中，周禄丰认为，曾国藩在读到《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充分理解自然科学的逻辑体系后，融会贯通自然科学的逻辑体系与传统学问，将传统儒学格物穷理的方法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周禄丰对曾国藩的这一论断，或难以获得更多认同。但曾国藩后人的表现或可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拥抱科学的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长子曾纪泽对数学、力学都有独到的理解，另一个儿子曾纪鸿更是著名的数学家，曾氏后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非常多。

“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曾国藩在他人生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如是写到。如果他知道在他力主下，留学归来的孩童中，有中国最早的工程师，还有外交总长、民国总理等，他可能就不会认为是苟活人间，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惭悚”了。

对话|“同时代的官僚里曾国藩是了解近代科学最多的人”

潇湘晨报：“暮年”和“雄心”，在一般人身上，这两个词似乎很难结合在一起。即使结合在一起，往往会生出一股悲壮感。您为何选择以曾国藩的暮年为切入点来撰写这本书？

周禄丰：我之前写过一本《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这本书是它的后续。之前的中年突围，其实我想写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到中年觉得很难突破，是因为到了中年之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知识结构都趋于稳定，很难再自我否定，也就很难再突破进步了。

暮年雄心有点这个意思，人到暮年，生理机能和心理都在衰败，很难有雄心壮志再去办大事。

而曾国藩不一样，他不但在中年完成了一次自我突破和转变，而且在他暮年之时，无论是成体系地去学习理解现代科技，还是创办近代企业，培养下一代的读书人等，所做之事很多都是破天荒的，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意义不亚于他壮年时所办的事。

这值得去研究和学习，他始终保持一种进取心，一种不断突破自我的能力，我很愿意去思考这背后支撑他的精神力量。因此我化用了曹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写书。

潇湘晨报：相对于曾国藩的青壮年时期，您觉得暮年的曾国藩，他的性格和思想有哪些明显变化？

周禄丰：青壮年时期的曾国藩是一个传统的儒生，或者说是理学家出身的模范官僚。严于自律，勇于任事，个性刚强倔强，眼里揉不下沙子。而中年之后，曾国藩还想办大事，相对以前来说，他的手段更灵活，身段更柔软，看人更宽容。他在晚年实际上是一个精通权谋之术，精通道家的柔术，又始终不改初心，手段为目的服务的一个儒生。此外，曾国藩暮年的时候，虽然做事积极进取，但整体而言，他的心境很悲观。因为他目睹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己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法门。即使他比较悲观甚至绝望，仍然没有放弃努力。

潇湘晨报：根据您对曾国藩的了解，请谈谈曾国藩为何在暮年仍有雄心？不管实现与否，他的雄心对后世有怎样的影响？

周禄丰：暮年时人的意志消沉，主要是因为这时候，在建功立业和关乎世俗的层面上，已经很难突破和超越自己壮年时。但作为一个理学家，曾国藩的眼光并不在世俗的功名利禄上，而一直思考着达到儒家的“至善之境”。当你的眼光不再集中于世俗的层面，那么世俗意义上的衰老也就没有了意义。自然可以老于世故而青春蓬勃。

潇湘晨报：《平天下》的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您对曾国藩的巨大同情。这样的同情是在写这本书之前就有，还是在创作过程中，随着对人物更深刻的认识而产生的？

周禄丰：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在此之前，湘军的领袖人物，我比较喜欢江忠源和左宗棠。但在研究曾国藩的过程中，对他的了解越深，便越发钦佩和同情。

潇湘晨报：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否经历情感上的波动？比如，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同情、对某个历史事件的愤怒或对某个时代变迁的感慨？

周禄丰：我觉得曾国藩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让中国近代史变得更好一点，但他没有成功，因此有一种深深的惋惜。

潇湘晨报：《平天下》中您用了不少篇幅写上海。您觉得上海发生的各种风云，对曾国藩暮年的思想、行为格局有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

周禄丰：曾国藩开始是一个传统的儒生，到安庆之后开始接触不少新生的事物。上海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曾国藩对于近代世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比如李鸿章在上海办工厂，曾国藩让他造轮船，李鸿章没有同意，后来曾国藩亲自主持造轮船，还提议办轮船招商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和招商集团都是他发起的。

我觉得上海对曾国藩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注意到海洋的意义。另外曾国藩读了很多上海翻译出版的新书，尤其是自然科学类的，这些书对他的影响很大。曾国藩其实在那个时代的官僚里，是了解近代科学最多的人。

潇湘晨报：在撰写《平天下》时，您收集、研究的历史资料中，有没有一些被忽视或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了您对曾国藩及其时代的理解？

周禄丰：曾国藩曾经给《几何原本》写过一篇署名序言，当然，这篇文章是他的儿子曾纪泽代笔的，曾国藩只是大略谈了自己的观点让儿子发挥，儿子的数学比他好，写好后他又阅读批改了一下。他们认为，几何原本的意义不在于算法的先进，而在于它把所有的形体抽象为点线面体，然后将其关系归纳为相似、相兼几种，建立了一套公理体系，可以加以推导演变，得出一个无穷无尽的理论体系。我对他们父子的这个认识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已经了解数学和算术的差异。

曾国藩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日记里写自己在读日本学者会泽志正斋的《新论》。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写给恭亲王的信里说，如果英国要发动战争，先要召集绅商代表在议会开会，决议通过后才能拨款打仗。

这也让我吃惊，我觉得我们可能要重新评估这些晚清官僚对世界的认识水平，过去可能低估了。

潇湘晨报：最后，您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即将阅读《平天下》的读者说？您希望通过这本书给读者带来哪些方面的启发或思考？

周禄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曾国藩，从而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前人在近代化历程上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