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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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远观近赏，你可以随意地挑选一处沟谷，走进它的腹里。南北走向、长达二百多公里的贺兰山，东、西麓均呈梳篦状分布着众多的山口。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储大文有过《贺兰山口记》，他说（东麓）“山口约四十”，实际远不止此。今人统计，东麓大小一百八十条，长度十公里以上的有三十二条，最长的达五十公里；西麓亦复如此，大小沟口、河道近百条，长度十公里以上的有二十七条，最长的达二十八公里。这些山口长短不一，东南西北走向各异，更有一些沟谷相与贯通，纵横交错，如织如缕，如手掌的纹路。
我读古来歌咏贺兰山之作，最看重明代庆王朱的词《念奴娇·雪霁夜月中登楼望贺兰山作》，情景交融，意境宏阔雄壮，其中有“万仞雪峰如画”“瀑布风前千尺影，疑泻银河一派”诸句，摹画出迥异于中原的雪色山光，只有亲见目睹者才能写出，仅此即远迈前人。但朱王爷显然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是“遥望”而非“近抵”，更不是深入，对贺兰山的描摹终究绕不开大多数人“遥望”“贺兰晴雪”的画面。如若深入贺兰山的内里，它才乐于和你分享它的秘密，你会感受到它令人瞠目的复杂和多面：峰陡壁峭，雄壮奇美，也山低崖矮，衰弱萎靡；乱石嶙峋，草木凋零，也涓涓细流，姹紫嫣红；曲径通幽，温润如玉，也肃杀凄清，风吼云怒。你需要多攀爬几条沟谷，特别是在它的南、北、中段至少各选择一处去体验。
贺兰山的密码其实就隐藏在它的沟谷中。读懂贺兰山，应该从阅读每一道山阙的故事开始。史前人类的活动，游牧人的踪迹，“云锁空山夏寺多”的皇家园林，明王朝的边墙烽燧。……当然，还有声名更为卓著的贺兰山岩画。幽深的山谷总能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刺激人的想象，于是就有贺兰山即不周山的考据，秦始皇修筑长城的传说，穆桂英挂帅的附会，甚至民国时期土匪的传奇。贺兰山口可描画可咏颂可探赏，而我更愿意记录每条沟谷的故事，贺兰山阙作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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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的故事首先是游牧的人书写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迄于清代，贺兰山的历史就是一部游牧史。
据《元和郡县图志》所云，“贺兰山”之得名，是因为“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北人，大概率是指北方游牧民族，而且很可能是鲜卑人；駮，同“驳”，指色彩斑驳，植物学家解释此指云杉与山杨、白桦等混生的景象，实际不必拘泥于此。贺兰山草木稀疏，裸露的石色任何时候都是斑驳的。如果“斑驳”在鲜卑语中叫“贺兰”，那么可以从与之有密切亲属关系的蒙古语中来索考。蒙古语把贺兰山称为“阿拉善山”，那么，“贺兰山”也许就是“阿拉善”Alašan（意为“五彩斑斓之地”）的音译。如此说来，是鲜卑人首先使这座山闻名于世。但与《元和郡县图志》撰者同时代的杜佑在《通典》中又提及“突厥谓驳马为曷剌”，如果“曷剌”即“贺兰”的转音，那么，“贺兰山”“阿拉善”的语源可以追溯到阿尔泰语系。但无论是突厥人还是鲜卑人，都是贺兰山游牧史中的过客。贺兰山驻牧的族群太多了，在一鳞半爪的史籍记述中留下名字的就有西戎、鬼方、义渠、朐衍、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
山峦是游牧人的庇护所。在贺兰山的沟谷盘山涉涧，总能想起史书中关于游牧人生活的描述。《隋书》说他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元朝秘史》说：“咱每如今挨着山下，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甚而想起司马迁的描述，那些游牧的人，各自分散居住在各个溪谷，各有自己的君长，不相统一。活动在贺兰山的鲜卑人，我们至少可以寻觅到“贺兰部”“乞伏部”两个部落。
而更重要的在于，纵横交错的沟谷提供了游牧人随季节变幻、逐水草而迁徙的通道。东西联通的几条大沟谷，从来都是沟通阿拉善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坦途；繁多的曲径别道，提供了游牧人自由出入的捷径。
哪怕是一只山羊，也很难抑制穿越的欲望。贺兰山西麓是南北长而东西窄的洪积平原，西、北受到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的阻隔，牧草资源极其有限。然而，西麓却是适宜攀爬的缓坡，游牧的人信马由缰即可登上贺兰山顶向东眺望：冲积平原旷远无垠，一望无际；黄河湿地柔绿如染，苇花飞白；甚或河水襟带左右，大型的农业灌区五谷蕃熟，瓜香果甜。游牧的人如何才能平复自己垂涎的喘息呢？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通道之一就是首先从更遥远的北方集兵于贺兰山东麓，然后顺黄河南下，再沿清水河穿越六盘山直抵京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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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原王朝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条通道。
公元前320年，一路北巡的秦惠文王站在黄河东岸向西眺望。黄河水势浩荡，嵯峨的贺兰山若隐若现，河西湿地郁郁葱葱，匈奴人的牧马膘肥体壮。作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西部霸主，他会不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抵御匈奴人的长城已远在身后，为什么不把关口前移，将黄河作为防御的天堑呢？如果他有这样的闪念，那么百年之后秦始皇就付诸实施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蒙恬攻取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城河上以为塞”，在黄河的东岸分别修建了神泉障、浑怀障两个军事要塞。
而国力强盛的西汉王朝则进一步跨过黄河，直抵贺兰山下。汉兴之初，王朝继承了秦帝国的遗产，谨慎地维持着与匈奴以河为界的秩序，然而也早就显露出跨过黄河向西攻取的态势。在因袭黄河东岸秦帝国富平县的基础上，汉惠帝四年（前191）增置了灵洲县，最重要的是在四面环水、狭长的灵洲岛建立了河奇、号非两个官办的牧马苑，是当时全国五个牧马苑中的两个，其军事意图昭然。在元狩二年（前121）夏的第二次“河西之战”后，元鼎三年（前114），汉帝国沿着贺兰山东麓，紧邻几个大的山口设置了灵武县、廉县，修筑了专门屯田的典农城、上河城，牢固地占据了河西军储基地和交通要道。
关于骠骑将军霍去病第二次“河西之战”的行军路线，《史记》只简略提及“北地”“居延”“小月支”“祁连”几个地名。今人研究，霍军由当时的北地郡北上，从银川平原的某一障塞而出，然后绕道居延海完成战略大迂回，对匈奴实施了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那么，他是从贺兰山哪个山口出发的呢？我猜一定是灵武口。这个山口可通阿拉善盟的那林霍特勒，在今青铜峡市邵岗镇西侧，而邵岗镇正是西汉富平县的故址，大军在此渡河，渡河的工具、粮秣的补充自然没有问题。“河西之战”后仅仅过了七年在灵武口设置的灵武县，是“灵武”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首现，《史记》记载霍去病死后“天子悼之……为冢象祁连山”，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这个地名似乎出于对霍去病用兵如神的纪念。明清旧志都记载此地有泉水，山涧溪流淙淙，山前又是一大片开阔地，显然适合大兵团运动，因而是战事频仍的地方，建宁元年（168），东汉名将段颎大破羌人，明洪武十三年（1380），西平侯沐英征讨瓦剌部的战争，都发生在灵武口。灵武口的地标是莎罗模山，今称“（大小）柳木高”，是海拔分别为1579米和1514米的两座山。明代庆王朱曾在此建造宁夏莎罗模龙王祠。
贺兰山阙多战事。即便是辉煌的大唐王朝，也不能平息它的烽火，读一读王维、卢汝弼的诗句就可遥想：“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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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王朝来说，众多的贺兰山口是收拾不了的麻烦。翻检史料会发现，明朝对贺兰山口的重视是空前的，没有哪一个王朝对山口的记录比他们更翔实，只有现代的兵要地志和地理学才能超越。保存至今的贺兰山口的名称，也属明代最多。
在明人看来，贺兰山“形势虽险，防守亦至不易”，主要的措施就是修筑边墙。自明代成化年间起，迭经嘉靖、万历年间修葺完善，在黄河西岸，沿贺兰山修筑了一道长长的边墙，并在一些重点防御的山口修筑三道关口，以增强防御纵深。
“三关口”的地名就是这样的历史遗留。这个沟口此前叫做“赤木口”，在今银川市西南约45公里处，一直是银川至阿拉善巴彦浩特的通衢大道，后来建有银巴公路。依照《嘉靖宁夏新志》的记载，它与北部的打硙口（今称“大武口”）是“旷衍无碍”的通道，嘉靖十九年（1540）在此由东向西修筑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从此，“赤木口”便被称为“三关口”了。
在依托边墙防御的同时，明朝政府还作出了禁樵禁牧的规定，并辅之以烧荒、砍木等措施，将贺兰山下的洪积台地划为军事禁区或无人区。但人们发现，这并不是一项好的措施：未禁之前，“风林山阙处，茅舍两三家”，樵牧的人家在山上定居，敌骑到来时，家养的鸡犬鸣吠，声息很快达于瞭台；既禁之后，等于自闭耳目，特别是风雨天气，往往敌骑抢掠撤回才发觉。《嘉靖宁夏新志》作出以上分析后还借别人之口挖苦说：林木长在悬崖绝壁上，敌骑又不会跑到悬崖上去，假如林木可以遏制敌寇，那反而应该是多种植而不是砍伐。
然而，无论是修筑边墙还是制造无人区，明王朝只能在一隅之地作出隔离，并不能阻止游牧人的南下。贺兰山口只是南下的通道之一，此路不通，自有他途。正如《嘉靖宁夏新志》所说，正统年间以后，北人更多的是避开银川平原，从贺兰山西侧即明人口中的“山后”直接南下，甚至到达甘州、凉州。
如今走过贺兰山口，见到最多的就是明代的边墙烽燧遗迹，不过是已坍塌的一道道土梁或一堆堆乱石。人为的阻隔早已消失，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有多条道路，三关口还蜿蜒着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自驾不过一小时的车程。我的阿拉善朋友常常过来相聚，酒酣耳热的他自称“山后人”，高声喧哗：“我买一把韭菜也会来银川！”是啊，山口依旧是山口，这是上苍赋予这块土地上人们来往交流的通道，穿越历史的长空，仿佛看到时间的老人在颔首微笑。
（本文摘自《牧马清水河》）
杨占武著
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善于撷取一些细小的事项，从历史、经济、语言、文化等多角度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化展开了具象的观察和思考，使每个叙述切片都呈现出多重意象和深邃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