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漱渝

丁玲有一双标志性的大眼睛，美丽又清澈。美丽的眼睛很多，清澈的眼睛罕见。

中国古代的圣贤很重视一个人的眼睛。孟老夫子就说过：“胸中正，则眸子瞭焉。”意思是，只有心地纯正的人，眼睛才会明亮。丁玲就是这种心地纯正的人。让人痛心的是，她晚年糖尿病，右眼看人还行，左眼视觉有点模糊。

我初见丁玲，是在1980年11月6日上午，那时我39岁，丁玲76岁。她比我的母亲大11岁。我感到她跟我很投缘，一见面就能敞开心扉说亮话：从国外聊到国内，从社会聊到文坛，从公事聊到私事，就连个人情感方面的事也不回避。她爱憎分明，口无遮拦，这种不设防的心灵交流，在我生命史上并不多见。

丁玲是湖南人，我跟丁玲投缘并非因为我也是湖南人。丁玲讨厌的人中也有湖南人，比如某华。有年丁玲回湖南，某华陪她，从长沙一直陪到岳阳。丁玲说，某华表面看去很老实，一身土气，实际上听不进批评意见。丁玲喜欢我，主要是因为我研究鲁迅，又在李何林担任主任的鲁迅研究室工作。她说，李先生的手下，个个不是书生，而是斗士。

丁玲是崇敬鲁迅的。198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她特意为我参与编辑的《鲁迅百年纪念文集》撰写了《鲁迅先生于我》一文。这篇文章同时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期。丁玲说：“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的学生。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那时，湖北有位叫罗高林的作者，写了一本《鲁迅与共产党人》，求丁玲赐序。丁玲在朱正的协助下写了一篇短序表示支持。我把此事告诉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姜德明先生。姜先生一听就高兴，希望交给他发表，但丁玲考虑后说：“别给《人民日报》了。有人正造谣说我想当中国作协的主席，这种谣言一直从北京传到了上海。我现在在《人民日报》发文章，不等于给自己造势吗？还是你拿走，在你们单位那份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刊登吧。”

谈到出国问题，丁玲说她的兴趣不大，不如集中精力写点东西。如果出国，人家就会请她讲演。由于她长期身处逆境，有些外国人想了解一些内情。丁玲说：“我不是有些人说的‘暴露派’。我是党员，要守党的纪律，不能什么都对外讲。”

丁玲很认真地跟我谈了她被捕的那段苦难经历，特别是她历尽艰辛跟党组织接上关系的过程。她说这段历史一般人写不清楚，要写最好从简，她自己会专门写这段回忆，陈明老人临终前头脑清楚的时候，特意把从1940年到1984年丁玲六次被审查的结论复印了一份给我，那意思就是防止有人再从这件事上制造一波三折。陈明确实是被整怕了，所以谨小慎微，跟丁玲的风格不太一样。

丁玲也拜托我办过一点私事，如帮她的孙女中学转学；也聊过一些个人情感方面的事情。我读过丁玲的《彭德怀速写》，还听说彭大将军送过她一件军大衣。丁玲多次提及她的老朋友冯雪峰。她说，讲“左联”，不提冯雪峰，那是篡改历史。她建议趁一些“左联”时期的老作家健在，集体编一部真正的“左联”史。

1983年5月，浙江义乌准备开一次冯雪峰学术讨论会。当时有关方面希望以县的名义开，也不要邀请省外作家。丁玲说：“反正也没有人跟我打招呼，说我不能去。我就是要去。”结果丁玲、楼适夷、黄源、唐弢、骆宾基、杜鹏程等八十多人都来参会，会议举办得十分成功。

对于丁玲作品，我接触得很少，更谈不上研究，但在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我在一位地下党员家里看到一本解放区作品选，书名记不准确，书中收入了丁玲的《三日杂记》。那篇文章一开头是：“也许你会以为我在扯谎，我是在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寂静的山沟里行走。”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震惊了：原来散文的开头还可以这么写！一般人把这篇文章视为小说，但我是当散文来读的。

这篇作品让还在读小学的我感觉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白天明朗，夜晚也明朗。五月的山村之夜，满天星星，习习凉风送来遍地野花的芬芳。一位叫王丕武的汉子唱着山西小调，一位叫茆丕珍的婆姨在唱着朴素而新鲜的情歌。

这篇作品让我认识到，丁玲那双眼睛即使在夜晚也能看到希望之光。她不但小说写得好，而且散文也写得好。丁玲听完我这番话之后说：“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根本不提我，好像我只写了小说，其实我写了不少散文。”

丁玲的原话我无法一一写出。用瞿秋白烈士生前的评价总结丁玲的一生，就是：飞蛾扑火、追求光明。她因为那些杰出的文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她也因为有些文字蒙冤受辱。比如丁玲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作家明明高于笔下的人物，正如写《阿Q正传》的鲁迅高于阿Q一样，但有人却偏要把丁玲跟莎菲画上等号。

有幸的是，我们已经走进新的时代。今天隆重纪念丁玲诞生120周年，就证明历史是公正的。人们将永远铭记丁玲的文学业绩，也会记住她那双美丽而清澈的大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