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立新

10月10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陈先达教授因病逝世。中国学术界痛失一位巨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痛失一位核心作者。这位被誉为“行走的马列字典”的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对哲学的执着追求，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自1952年北京日报创刊以来，陈先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40余篇。其中，在理论周刊发表《谈历史的价值评价与道德评价》《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问题导向”思想方法的精髓是什么》《历史眼光与历史的长度不可分》等多篇重磅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影响。本刊特邀陈先生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郝立新教授撰文，以示缅怀和纪念。——编者

图为202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的陈先达文章《半篓废纸半拙文》

我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有幸跟随陈先达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又留校任教，一直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受益无穷。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写作倾注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思考，先生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注和哲学阐释具有鲜明的特色。

坚持宽广而深远的问题视域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做学问的“问题”意识，他对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具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他看来，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传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方法的精髓。”

先生既关注“哲学中的问题”，更倡导关注“问题中的哲学”。先生主张不要做“空头哲学家”，而要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一个哲学家只重视哲学中的问题，而不重视问题中的哲学，那就会脱离现实，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直面问题是先生一贯的研究特点和写作风格。他常说：“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

每个时代都蕴含着特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哲学意识中表现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没有离开时代的问题，也没有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时代。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时代，而把握时代就要研究时代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思维方法，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空间。因为问题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历史阶段性。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遇到马克思当时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是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

主张把中国发展问题纳入历史辩证法视野中来考察

先生主张把关系中国发展的整体和全局的重大问题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题。

先生阐述了中国历史百年变革的辩证法，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既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乃至激化，又取决于革命政党或执政党和自觉的革命精神或改革精神。历史的辩证法往往表现为历史的连续性、内在关联性和因果制约性。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逻辑表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要从规律性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先生认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不可缺少的，一个台阶为下一个台阶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历史总是要回答旧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在不断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前进。富起来阶段继承了站起来阶段的成果，也解决了站起来中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能不能公有制一统天下，能不能不搞市场经济。解决这些问题就富起来了，可富起来了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富而不公的问题、富而骄的问题、生态破坏的问题，政治生态中贪污腐化的问题，精神状态中的理想信念消失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强起来阶段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富起来阶段的问题，强起来是不可能朝前发展的。在这三个阶段过程中，后面的阶段既继承了前一阶段的积极成果，又要解决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发展。这三个阶段不是一个阶段替代一个阶段，而是像爬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先生指出，站在第三个台阶上回顾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到，整个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的因果联系，是在不断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的前进。先生还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受历史辩证法规律支配。中国历史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变革。中国的开放政策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互利共赢和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对文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问题相联系的。“在中国，不同道路之争，其深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道路之争与文化之争就联系在一起，曾经出现过“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和革命文化论之间的论争。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随着重新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随着全球化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再度兴起，出现以三个“化”为特征的文化理论的争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化”和“西化”的争论。“如果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握这三个‘化’的本质，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缺乏文化自信。”

冯友兰曾经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句来概括治学使命，受此启发，先生立意“以‘旧邦新命’为解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争论之谜的一把钥匙”。他主张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绝不能忘记社会形态变革这个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既要看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才能获得强大力量。

先生指出，文化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该超越解释学范畴，真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转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借鉴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但它已不只是一个理念，而具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借鉴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它已转化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环保制度和相关法规的保障。文化与文明的转化也体现了人们的历史观，体现了人们的实践选择。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传播，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未必会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果实。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