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青岚]

1955年的一天，正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职的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向其好友阿诺德·贝克曼吐露了下海创业的想法。同样是学者创业并已财富自由的贝克曼对此十分支持，愿意为朋友提供启动资金，但建议他将新公司就近开在洛杉矶地区。

肖克利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出于照料母亲的考虑，他决定在靠近老家帕洛阿尔托的山景城开创自己的事业。

1956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正式诞生，成为该地区第一家尝试晶体管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商海扬帆的同一年，肖克利还因其在晶体管技术上的开创性贡献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俨然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脾气和才华同样极端的肖克利，就遭遇了公司青年骨干的集体出走，其后这批才俊的开枝散叶，使加州圣克拉拉县西北角一带逐渐开始以硅谷名号为世界所知。

（肖克利“八叛徒”，其后相继创立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

尽管其商业成就在今日已成美国科技业代名词的硅谷不值一提，但肖克利如同最初的种子，深刻塑造了硅谷生态的某些基本性格，包括”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创业者文化和精英主义。

巴黎第六大学历史学教授、知名科技史家勒库耶（ChristopheLécuyer）就曾感言，在加州湾区相继兴起的电子管和半导体工业，具有着鲜明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工作风格和组织方式差异：“微波和硅界都重视平等主义，并将工程师视为独立的专业人士。然而，微波和半导体社区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微波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社会主义倾向和乌托邦理想，相比之下，半导体界则是精英主义者和坚定的资本主义者”。

在肖克利之后，与金融市场密切联系的风险投资、股票期权等经营方式创新在硅谷被继续发扬光大，而精英主义则随着斯图尔特·布兰德所代表的湾区嬉皮精神注入，逐渐为技术促进个人自由的数字乌托邦愿景掩盖，最终融合为以文化左、经济右、技术万能信仰为特征的"加州意识形态"，并随着全球化的勃兴而播撒到世界各地。

作为“硅谷之父”的肖克利本人，则在创业失败后回归学界。

其后二十多年时间里，肖克利的主要研究兴趣聚焦于遗传学，其“学术成果”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再次震撼世界。

肖克利主张，人类进步依赖智能，而智能又很大程度取决于基因，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正确（“黑暗时代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导致生育福利主要由低智能人群获得，其结果将是劣等基因的“逆向进化”，因而为了增进人类福祉，应使用各种经济激励或强制措施限制低智能人群生育。

至于如何判断智能的高低？除了财富和IQ测试分数等可量化指标，肤色也成为肖克利关注的焦点。

于是，在种族隔离土崩瓦解的大时代，肖克利成为了公众眼中的“最丑逆行者”，从以下这段摘录，不难感受其当年的精神状态：

“我认为美国黑人天生就比美国白人智力低下，这种观点源于我对人类福祉的关注......我想强调的是，知识界未能处理这些问题，这是对少数群体最残酷的不负责任行为之一。如果在美国，我们高尚的福利计划确实鼓励黑人中最不高效的部分生育最多的孩子，那么下一代黑人很可能会遭受基因奴役。经过深思熟虑，我的观点和评估是，目前，我不太可能通过加剧局势造成损害，而且目前我是美国最有可能减轻下一代黑人痛苦的知识分子”。

许是不满于新闻媒体对他主张的“妖魔化”，肖克利在1982年还曾参与加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其政策纲领有且只有一条，就是反对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群体所构成的“劣生威胁”（dysgenicthreat）。

最终，肖克利在共和党初选中就遭遇惨败，得票率仅为0.37%。

在肖克利参选闹剧的四十年后，硅谷巨擘们不仅正重新发起对华盛顿权力的热烈追求，并且在公共舆论场上也越来越自如地扮演着意识形态布道者形象，他们口中的某些观点，犹如肖克利回魂附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马克·安德森震惊硅谷的“叛变”，到特朗普搭档JD万斯的硅谷创投背景，再到马斯克跳上竞选集会讲台......一部分科技巨富对特朗普的热情押注，或许称得上今年美国选战里最引人注目的“西洋景”。

对于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作为硅谷“圈内人”的克里斯·休斯日前有一段深入剖析。

在休斯看来，部分硅谷精英对特朗普的支持无疑是为了影响华盛顿政策，使其推进的自身议程不受监管，而“不管这样的技术会带来多么大的社会成本”，此外，他们还认为拜登-哈里斯团队不公平地针对了自己，包括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和对加密货币的强监管取向：

“过去三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起诉了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脸书、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称它们扼杀竞争，伤害消费者......不仅仅是反垄断。拜登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由加里·詹斯勒领导，他是科技精英反对的另一个目标，该委员会对加密货币实行积极控制......政府去年还发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命令，创建了一个框架，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和公平”。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超级资本而言，向候选人投入的大笔资源往往只是开胃前菜，正如上一辈共和党金主科赫兄弟曾点破的：“我们的主要兴趣不是参与竞选……我们的主要兴趣是政策”。

事实上，硅谷巨富们对华盛顿决策的影响，早已悄然登堂入室。

2016年3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推动成立国防创新委员会（DIB），其职责是“向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提供关于国防部应采用的新兴技术和创新方法的独立建议，以确保美国的技术和军事主导地位”。在由私营公司、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名单中，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和来自PayPal黑手党的里德·霍夫曼，无疑是名副其实的硅谷利益代言者。

DIB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传统防务精英与硅谷IT精英间正式搭起了沟通桥梁，后者的影响力很快开始体现。

2017年4月，五角大楼第一个大型人工智能应用计划Maven启动，拟基于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技术实现图像实时目标识别。美国军方对于该项目寄予厚望，期待其能成为“点燃整个部门人工智能火焰锋面的火花”（sparkthatkindlestheflamefro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crosstherestofthe[Defense]Department），而在该计划中，凭借施密特在华盛顿编织起的人脉，谷歌分享到了最大一块蛋糕。

（与民主党关系极深的施密特，甚至在2016希拉里竞选活动中挂上了STAFF胸牌）

2018年底，根据Maven计划支持者、共和党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动议，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正式成立，旨在为美国总统和国会提出政策咨询建议，“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全面满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在其成员名单中，包括了谷歌、亚马逊、甲骨文等科技巨头代表，并由施密特出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