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王莽钱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王莽应该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活动持续了大约30年，但这短短的30年却在中国文明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1928年，胡适先生在英文演讲稿《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中，首次给王莽“翻案”。1951年，胡适修订了文稿，仍持此论。
胡适认为：王莽试图建立一个均贫富、等贵贱的社会，“只是没有现代政府的监督和控制，雄心勃勃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注定要失败”，但“王莽和他的学者助手们比时代领先了19个世纪”。
历史学家翦伯赞也称：“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
“（王莽）领先了19个世纪”直启“王莽是穿越者”说。在网上，《为何世人都怀疑王莽是“穿越者”》《被质疑穿越者王莽的10个冷知识》《为何说王莽是穿越者？看看他的思想有多前卫》等文汗牛充栋，写手们找出更多“证据”：王莽主持了最早的解剖手术、设计出近似游标卡尺的设备、推动首次全国人口调查、进行最早的人造乳酪实验……
凡此种种，应属误解。
古人部分想法、主张或与今人近似，但背后的逻辑殊异。王莽貌似“科技控”，却惊人地迷信，他本想要“黑魔法”，意外探索了新制度。王莽绝不可能是“穿越者”，只是后人读史常有“先前阔”“替古人找闪光点”的心态，以致贻笑大方。对于“王莽是穿越者”说，值得略作辨析。
儒家开始替代方术
了解王莽，必先了解古人的想法。傅斯年先生说：“古人自信每等于信天，信天每即是自信。”当时人看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从道德角度看，即儒家；一是从天命角度看，即方术。
据学者刘重春在《王莽新政失败的制度逻辑》中钩沉，儒家将历史视为一个道德不断堕落的过程，比如《淮南子》，将历史分为至德之世、伏羲之世、神农黄帝之世、夏桀之世、晚世（或衰世），越到后来越糟；方术则是从阴阳五行的角度看历史，每个阶段都有其必然性，无优无劣，人只能努力去适应它。
儒家描绘了理想世界的图景（即至德之世），更积极；方术虽消极，但能与民休息。在汉朝建立过程中，儒家未发挥任何作用，方术占据主导权。顾颉刚先生说：“汉代人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指方术）的。”
汉初“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但皇权后退导致地方势力崛起，到汉武帝时，在豪民侵夺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冲突日益尖锐。为强化管理、扩张皇权，汉武帝开始扶持儒家。
董仲舒趁机整合诸家观点，采方术入儒，提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认为人间原则皆从天道中来，灾变是上天向统治者示警，如不能及时修德，则“天命靡常”，政权将发生更迭。
这套说辞很难说服现代人，但它将古人两种心智模式（道德角度、天命角度）合并起来，在此包装下，儒生与方士展开博弈，焦点在皇家祭祀制度。
王莽被看作“接盘侠”
据学者田天钩沉，刘向称：“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认为匡衡也拿不出新祭祀的古代依据。刘向是汉室宗亲，对异姓把持朝局不满。
西汉自霍光辅政开始，外戚专权渐成传统。霍光一门4人封侯，汉宣帝的皇后、祖母、外祖母三家共10人封侯。汉元帝时，国舅许嘉辅政8年；汉成帝时，国舅王凤辅政11年，王音又是8年，此后是王商、王根……
刘向多次谏汉成帝：“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汉成帝几次想任刘向为九卿，均被王氏劝止。
偏偏刘向的儿子刘歆与出身王家的王莽交好。二人多年同事，且王莽家贫，初期与王凤往来少，以学问、操守名重一时。
西汉末期，“厌汉”之风甚炽。方术主张“五德终始论”，认为任何一个朝代必被新兴者替代，皇帝应审时度势，主动让位。
汉昭帝时，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封国之一，今属山东省）有枯死的社木（代表土地神的大树）重生；上林苑枯柳复起，虫在树叶上咬出“公孙病已立”字样。董仲舒的弟子眭（音如虽）弘推算后，认为这是上天要汉昭帝禅位给民间的贤人。汉昭帝年幼，辅政霍光大怒，诛杀眭弘，但后来汉宣帝（刘病已）确实出自民间。
西汉末天灾不断，人民生活困苦，“汉家天命将衰”“汉家有三七之厄”（即西汉寿命只能维持210年，另有多种说法）已成共识，而王莽被儒生们视为最合格的“接盘侠”。
神庙三十年搬五次
汉代皇家祭祀制度源于秦代。秦统一天下后，弃周制定秦制，即学者田天先生在《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中所说：“至战国末年，秦国的祠畤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区。秦统一后，东方六国的山川祠及齐地八主祠等祭祀，也被纳入帝国祭祀系统……以祠畤祭祀为主体、空间分布广泛、祭祀对象驳杂，皇帝需长途巡行方能完成祭祀。”
汉初延续秦制，但允许各诸侯国建类似“万神殿”的祭祀中心。汉高祖取天下时，为拉拢六国旧贵族，承诺“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
秦朝的神谱中，最高是四帝，即白帝、青帝、黄帝、赤帝，显然是四方神。汉高祖刘邦不明就里，又添了个黑帝。汉武帝初期，主神换成泰一。方士谬忌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泰一比五帝还高，汉武帝当然高兴。
泰一神引起儒生们不满，泰一信仰来自东方，而东方是方士们的故乡。为把泰一轰下皇家祭坛，名臣匡衡多次提议，理由有三：其一，于古无据；其二，劳民伤财；其三，不利于皇权。
匡衡力主“天地以王者为主”，要求废除所有诸侯国庙，将皇家祭祀集中到长安城周边，并简化铺张的祭仪。他提出：“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汉成帝时，匡衡的建议被批准，大量方士下岗。
在各方斗争中，匡衡的祭祀变革时成时败，班固称：“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除了方士反对匡衡，不少儒生也反对他，包括大学者刘向。
拿出一本可疑的书
刘歆帮王莽篡改了族谱世系，突出“汉家尧后，王氏舜后”，且助王莽完成了皇家祭祀变革。
匡衡没拿出的证据，王莽拿出来了，即《周礼》。《周礼》本名《周官》，是一本可疑的历史文献，其中“周”未必指“周朝”。
据学者张厚知的《〈周官〉改名〈周礼〉考》钩沉，《周官》是河间献王刘德搜集到的，初期未引起人们重视，被视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刘向父子给皇家校书时，著录至《七略》。汉平帝刘衎继位时仅9岁，王莽自比辅佐幼主的周公，他立刻意识到《周官》的价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
《周官》中只谈任官制度，而非普通礼学书中的典礼仪式，王莽称它是“周公致太平之迹”，处处模仿，目的是把自己扮成“西汉的周公”。
依据《周官》，王莽将皇家祭祀设在长安周边，即南北郊制度（南郊祀天，北郊祀地），此后传承近2000年，泰一也改名为“皇天上帝太一”。学者郭汉城指出，甚至传统村落也采取了类似制度，南北分祀神明与土地爷。
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周官》正式进入学官序列，后改名为《周礼》，成“三礼之首”。张厚知认为，这“标志着古代宗教的淡化，或者说标志着世俗政治生活几乎掩盖了宗教生活”。胡适先生说“在中国文明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应即指此。
如把古代思想史分为巫术主导、道教主导、儒家主导三阶段，王莽恰在巫术主导与道教主导的转折点上，或比时人更理性，但他仍是迷信者，试图用迷信解决现实问题。
王莽出了个馊主意
西汉末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土地兼并严重，百姓困窘；二是大量人口为奴，国家税收流失。王莽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田租）。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
王莽意识到问题，却出了个馊主意——恢复井田制。董仲舒也想恢复井田制，但他还知道“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认为已不可能回到过去。
这体现出儒家心智的短板，即分不清现实与价值的界限，只想道德贯通，不想能否实现。王莽推行井田制后，豪民兼并反而加剧。王莽靠禅让上位，政策全赖旧官僚执行，他们与豪民早结成利益集团，致“毒流诸夏，乱延蛮貉”“害遍生民，辜及朽骨”。
王莽说：“予前在大麓（指总领，即任大司马时），始令天下公田□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王莽试点过，未成功，只因看到嘉禾（生长奇异的禾，吉兆），便自认正确。桓潭挖苦说：“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牺牲淆膳之费，吏卒办治之苦，不可称道。”
难怪局势危急时，王莽的大招竟是铸“威斗”（即烙斗，黄铜制，一说玻璃和铜，状如北斗）随身携带，用作神秘镇压。直到被杀前，王莽依然“绀（音如干，深青透红，斋戒服）袀服（统一服装），带玺韨（音如福，绶带），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案）栻（星盘）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这样子哪点有“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姿态？
更多精力放在迷信上
胡适将政府管控市场、平均分配的行为都称作“社会主义”，实属误会，王莽的“五均六莞（专卖）”、井田制、扩大田税、改变币制并不是为了均贫富、等贵贱，任何人对王莽有威胁，必遭残酷报复。包括刘歆，最终只能自杀。
作为封建皇帝，王莽的权力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服务，而非为大众福祉。
说王莽是“科学家”，更不靠谱。
首先，所谓人体解剖实验，是将反叛者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实验结果未见，不知是为医学还是为泄愤。
其次，因“关东人相食”，王莽欲推广一种便宜新食品，据《汉书》：“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是劳民伤财的蠢行。
其三，为打匈奴，招工匠“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并未投入实战。
其四，网上轰动一时的青铜卡尺，样子很像现代的游标卡尺，但二者功能相差很大，青铜卡尺的精度相当于普通尺子，而游标卡尺的精度高10倍，青铜卡尺只是造型现代，未见创新。
王莽支持门客做各种研究，但他在迷信上投入的热情与关注，远多于科学研究。王莽篡位后，设官职“说符侯”，即国家验谶官，为他服务。王莽从没想过科学的规范、手段、标准、实验方法等问题。今人据史书上一两行记录，几件貌似“穿越”的文物下判断，说明对什么是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在哪、如何真正推动科学进步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还不够，科普工作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