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雍正祭孔如祭康熙》一文介绍了雍正皇帝对于祭孔以及国之栋梁的重视。雍正在位期间，对教育也非常重视，不仅在宫内兴办学校，加强旗人以及皇子的教育，还对皇子的老师非常尊重。他在位的十三年，清代的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值得一提的是，雍正时创办的一些学校，其教育功能一直延续到了今日；他的一些教育思想，也被后来的皇帝所继承。
重振八旗学堂
清代的八旗学堂创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此前顺治皇帝下旨要求满洲官员的子弟，全部都要到国子监学习。但国子监祭酒李若琳认为国子监的位置比较偏僻，在都城的东北角，并且又不提供住宿，有些家住得远的学子每天都要劳于奔波。因此李若琳提出，国子监派出教师，各旗出地，即各选择一处空房，作为各自的“书院”。每一旗设置学长四人，选择有学有品之人充任，每月由国家下发廪米八斗八升。这些学长们如果率领诸八旗子弟读书有效，则另有奖励。国子监不时要派出类似今日“督学”的责任人，到八旗各学堂巡视，并且每月逢六日，所有八旗子弟要到国子监进行专门考试，由国子监李若琳亲自考察所学内容，以示劝惩。
顺治九年（1652年）宗人府等衙门向顺治帝建议各旗设立宗学，每学选用学问和品行兼优的满、汉教员各一名。学生来源则是宗室之子“未封者”，年十岁以上。当时规定宗室内入学者如有“放纵不循礼法”者，轻则上报宗人府训斥，严重者可以直接向顺治皇帝报告。不过，到了康熙年间，宗学形同虚设，有些达官显贵干脆将学堂开进自己的府邸中，原有的八旗宗学一度停办。
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五日，雍正皇帝下达了一道旨意，要求在京城的左右两翼（即今东城区北部和西城区北部）各设立宗学一所。其主要目的是从宗室入手，率先垂范。他即位后，还对原有的国子监所属八旗学堂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增加招生名额。每一旗可提供一百个名额，包括满洲八旗60名，蒙古八旗20名，汉军八旗20名。这样就能够遴选出一些贫困但仍然要求上进的八旗子弟，同时对在读的生员也能够有一种促进作用。
左右翼宗学开设之后，同样进行了“扩招”，招生对象为宗室内凡是想要求学的，均可以入学。来上学的朝廷每个月还发给每人三两银子、三斗米以及纸笔等学习用具作为津贴。这就使得入学人数大大增加。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再次提议，皇族中宗室已经设立左右翼宗学，但觉罗（宗室即皇室直系亲属，觉罗则属于远支亲属）却没有相应的教育机构，应该每旗各设置一座衙门管辖觉罗。于是，清廷便在觉罗衙门旁设置觉罗学。除了愿意在家自学的以外，凡是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宗室子弟，要求其到觉罗学“读书学射，满汉兼习”。管理觉罗的官员则要对其训诲稽查，如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要及时报告宗人府，令其在衙门内“闭门思过”，待到改行迁善后，再予以释放。而年满十八岁未曾读书的子弟，则要求每月初一和十五在八旗公署集结，学习雍正皇帝最新的圣谕和广训。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对当时的八旗义学进行了调整，给付不起学费但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除此之外，雍正帝还设置了“咸安宫官学”，将康熙年间创办的景山官学中品学兼优的学生选拔出来组建，上课地点设在了皇宫大内，即今故宫寿安宫的位置。因乾隆年间改造太后宫而将咸安宫官学移到了西华门内，如今该处学堂仍保留有宫门建筑。
雍正时期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将清宗室内以及八旗内部的教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这些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上述雍正年间开办的学堂中，左翼宗学逐渐演变为今日北京二中，右翼宗学则演变为今日的北京三中。
重视皇子教育
今天人们参观故宫，走过乾清门后不妨到两侧的廊庑去看一看。其中位于西侧的廊庑为南书房，是康熙年间设置的皇帝读书学习的场所。而位于东侧的则称为“上书房”，也有的文献称之为“尚书房”。这里是雍正年间设立的皇子读书的场所，其内原悬挂有雍正帝亲自题写的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礼为先。
雍正之所以将上书房设置在这里，按照《啸亭杂录》（清代礼亲王昭梿所编写）中的说法，是“以便上稽查也”，说白了就是这里距离皇帝居住的养心殿和日常处理政务的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比较近便，皇帝可以随时过来查看皇子们的学习情况。
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醇亲王奕譞曾将自己在上书房读书的岁月写成了一本回忆性随笔，即《竹窗笔记》。通过这本书能从中窥探清宫上书房里皇子读书的情况。
首先看作息时间的安排。授读师傅与读书者每天到达上书房的时间为卯刻（约五点），到达之后彼此之间先要行礼。居住在紫禁城外的王爷、贝勒等，每天散学的时间是“午初”，即11点左右便可以离开了。但未分封出宫的皇子们，则要到下午2点半左右才能散学。每年封印到开印，即春节前后的几天，还有初伏至处暑，一年中最热的几天，皇子们可以享受到11点放学的待遇。除夕当天则是8点左右即可散学，皇帝生日以及生日前一天，加上元旦（指大年初一）、端午、中秋以及本人过生日，皇子们都能够享受到放假的待遇。
如果皇子们被派遣了如捻香礼佛等差事，办完差事之后，仍然要回到上书房完成当天的课业。书房每天的吃饭时间，早饭在7点半前后，晚饭（即午饭）在正午12点。所有的餐饭都要送到书房下屋，以免干扰皇子们读书。如果到了饭点儿，皇子们还没有完成课业，或者被师傅罚抄书写字，则需要请示师傅，得到允许后方能够去吃饭。每日散学的时间到了，也是要听师傅的统一安排才敢离开。
每天的课间休息最多不过一至两次，皇子们需要向师傅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后方允许到下屋休息，而这个短暂的课间最多不允许超过十五分钟。每天读书之余，允许同学间对所读内容进行讨论，或谈论一些历史掌故。不允许经常申请到下屋休息，也不允许随意走出书房。
其次，教师的设置。
再次看教学内容。上书房对于师傅们所教学的内容从没有过硬性规定，因为皇帝相信每位师傅有各自的特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无定法”。当时，每天学满文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其余都是汉文。每天早餐后到午餐前的时间，是读书时间，这阶段要把已经学过的书反复诵读，还要自己预习新的课文。午餐后开始写字课，还要念古文，念诗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会加《通鉴》课以及作诗课。皇子们还会有写作课，到了上写作的这一天就不再上书法课了，写作主要是“作论”，类似于今日的议论文，针对四书五经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每个月，总师傅都要到上书房两到三次，或者到各屋挨个稽查皇子功课，或与各位师傅们交流最近的教学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上书房专门设置有三位伯哩谙达，这是专门教习皇子们拉弓射箭的师傅，“谙达”在满语中即“师傅”的含义。这三位谙达分为三班，每天早晨读书的皇子和伴读们到了，谙达们就要开始给他们上“体育课”。另有蒙古谙达，教皇子们蒙古语，满洲谙达则教满语和满汉翻译。
上书房的师傅们每天可以在书房用晚饭，每天教学用的灯烛、冬日取暖的炭盆、师傅每天的早茶、午茶和餐食亦由上书房提供。每天师傅随身携带的衣服包、雨具等则由上书房太监随时取送。每年元旦或者适龄节日，师傅们会赠给小皇子们文玩书帖，而小皇子们则回馈以食物或刺绣物品，端午节师生之间则互赠扇子。到了师傅过生日的时候，会赏赐如意、食物，作为礼物。
上书房对着装仪表也有要求。上书房的师傅们允许戴便帽以及吃烟，但对于读书的皇子们绝对是禁烟的。皇子们的衣着要求，唯有天热的时候允许摘帽子脱鞋，其他时间一概不许。在上课期间，严禁服役人等在上书房窗外走动，以免皇子分心。所有的差使，均要求从乾清宫丹墀往返。
对恩师照顾有加
除了对皇子的严格要求，雍正对皇子们的老师非常礼待。当年在诸位皇子入学之时，他特意为师傅们准备了高桌四张和凳子四把，桌子上陈设书籍、笔墨纸砚。雍正要求皇子们给师傅们行拜见礼，但他也明白，这些师傅们是没有人敢于接受的。因此他要求如果师傅们拒绝接受拜见礼，那就要求皇子们朝着凳子作揖，“以师傅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
雍正对皇子教育的重视被乾隆继承。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的皇子们行拜师之礼，皇帝召张廷玉及皇子等六人，当面说道：“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
雍正还对自己的老师敬重有加。他的一位老师顾八代，是康熙年间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大臣。但他和索额图的关系不好，虽然连续几次考核名列前茅，但还是被索额图在评语中写下了“浮躁”二字。最终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顾八代以“甚属虚诞，不顾体面”被免官。此后他的生活便一直比较贫困。他去世时，尚在贝勒爵位上的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亲临其家，并出资为老师办丧事。雍正即位称帝后，替老师顾八代平反，恢复其礼部尚书的职位，加赠太傅。四年后雍正帝修建贤良祠，当时满洲大臣共有五人入祀祠堂，顾八代位列第三。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得知老师的后代生活贫困，即刻发给内阁一道上谕，要求一次性派发白银一万两作为生活费。
雍正即位不久，还赏赐给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一所宅院，并赐银一千两。这位朱轼不是别人，正是其四子弘历的老师。第二年雍正帝又封朱轼的母亲为一品夫人，并赐白银二千两。雍正四年（1726年）朱轼母亲病故，雍正帝闻之立刻要求朱轼原籍所在地江西省动用库银二千两赏赐给朱轼家，几天后朱轼从治水工地回到京城，准备出发奔丧，雍正帝再次赏赐白银二千两，作为盘费。
乾隆帝即位后，对老师朱轼感恩有加。先是在北京城的内城赏赐给老师一座住宅，并赏赐搬家费银五百两。次年朱轼病重，乾隆帝亲自前往其府邸探视。老师病故后，乾隆帝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并自掏腰包替老师办丧事。朱轼最后被加赠太傅，并享受入祀贤良祠的待遇，可谓是享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