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闻人“天南遁叟”王韬（1828—1897）的小说《淞隐漫录》凡十二卷，先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附于申报馆《点石斋画报》印行，有吴友如、田子琳的插图；后来才出版单行本。鲁迅青年时代读过此书，到1934年顷，他得到两种残缺的《点石斋画报》本《淞隐漫录》，凑成全份，十分高兴，重新装订为六册，并于首册扉页作一题记道——

《淞隐漫录》十二卷

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戊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

九月三日南窗记。

当时鲁迅还得到王韬的《淞隐续录》（后出之单行本题《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的若干残本，也都一一重新装订并分别写了题记。

鲁迅有此雅兴同他对王韬其人以及《点石斋画报》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先前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讲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时，曾经提到“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播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可知王韬的小说当时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小说史上有一定的地位。由吴友如主笔的《点石斋画报》（1884—1898）是清末风行一时的大众时尚读物，1931年鲁迅在著名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后收入《二心集》）中特别提到它，鲁迅说吴友如是很有特色的画家，“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至于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鲁迅又指出，“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词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所以这画报也就大有文化史史料的价值，近年来研究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家已注意及此，颇有论述。

王韬小说之《点石斋画报》本具有双料的价值，难怪鲁迅对那些残本颇为珍重，亲自重订，并且一口气写了三则题记（后均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将近十年之后也专门写文章谈到《点石斋画报》本《淞隐漫录》。他得到的是全本，文章也写得比较详细，其中有云——

数日前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其中有王韬的《淞隐漫录》十二卷，我看了最感兴趣。天南遁叟的著述在清末的文化界上颇有关系，其在甲申前后之意义与庚子前后的梁任公差可相比，虽或价值高下未能尽同，总之也是新学前驱之一支，我曾略为搜集，以便检考，这回买《淞隐漫录》的原因即是为此，但是感到兴趣则又是别的缘故。我初次看见此书在戊戌春日，那时我寄住杭州，日记上记着正月廿八日阴，下午工人章庆自家来，收到书四部，内有《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其时我才十四岁，这些小说却也看得懂了，这两部书差不多都反复的读过，所以至今遇见仍觉得很有点儿情分。当时所见的乃是小书四本，现在的则是大本十二卷，每卷一册各二十叶。据《弢园著述总目》云，“是书亦说部之流，聊作一时之消遣，而借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者也。其笔墨则将无同，其事实则莫须有，如目为刘四骂人，未免深文周内矣。初散编于画报中，颇脍炙于人口，后点石斋主人别印单行本行世，而坊友旋即翻板，易名曰《后聊斋志异图说》，图画较原刻为工。”此十二册本篇末常有红绿纸痕迹，盖是从画报中拆出订成者，可以说是初印，比小册便览多矣……弢园此类著作，尚有《遁窟谰言》与《淞滨闲话》（原文如此，按当作《淞滨琐话》——农）各十二卷，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今之特别提出《漫录》，实以有花牌楼之背景在耳，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书味亦已变易，他更不足论矣。（《书房一角·旧书回想记·〈淞隐漫录〉》）

“甲申”是光绪十年（1884），其时前后王韬影响很大，迄今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估计。周作人则早已高度注意王韬其人以及《点石斋画报》在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目光如炬，正可与鲁迅相视而笑。而周作人之珍重《淞隐漫录》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那就是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曾在乃兄指点下读过此书。检《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戊戌（1898年）正月廿八日载：“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豫亭兄就是鲁迅。周氏兄弟闹翻以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再提及对方，而内心深处未尝毫无感情的联系，这里周作人说起他关注《淞隐漫录》一书有着“花牌楼之背景”（花牌楼是周作人陪侍祖父住在杭州时的地方），实际上指的是他与鲁迅早年兄弟怡怡切磋读书的背景。

鲁迅那样珍重残本《淞隐漫录》，亲自动手“并合为一部”，大约也有着同样特别的背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