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柳春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428页，118.00元
近期柳春新师的遗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这部书初版印数不多，但因其学术水平过硬而颇受学界好评。此次再版的过程中，我以学生身份对本书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理、校对工作，再次细读了这部曾经反复阅读过的专著，觉得仍有必要对其学术价值进行介绍和说明。
一
这部著作脱胎于作者于1997年3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为武汉大学黄惠贤先生。博士论文原题《汉末曹魏政治研究》，经扩充若干篇论文以后，改题《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于2006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这部专著主要以相互衔接的专题论文的形式，讨论了从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约百年间的政治变迁，梳理出这个时期政治变易的基本线索，并揭示出其演变的基本特征。此次再版，按照柳老师生前的规划，将书稿的主体部分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讨论汉末自袁曹之争到曹操霸府时代的政治变迁，中篇讨论曹魏建立后到晋武帝立国以后的政治问题。这两篇基本上以时间为序，是沿用了作者博士论文的原有框架。下篇除保留原属中篇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以外，新增入《论汉魏之际的“北海派”士人》《论汉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吏》《魏晋易代之际的家族主义法和婚姻伦理》，总计有四篇，时间基本覆盖汉末魏晋，属于不同角度的综合性讨论，也可看作是对上中二篇的补充。
在讨论的议题设置上，该书主要集中于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的诸多核心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各个阶段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势力及其斗争兴衰。这个方面的研究，主题也各有侧重。《“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曹操政权中的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正始党争”探赜》《司马氏“作家门”的历史考察》诸篇，分别讨论了汉末袁氏政权、曹操政权内部、魏晋之际曹爽集团、司马氏集团的基本结构，可算是构成不同历史阶段基本线索的宏观研究；《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曹操立嗣问题考辨》《“魏讽谋反案”析论》《“青龙浮华案”析论》则是以具体事件为核心，与基本线索密切相关的个案讨论；《论汉魏之际的“北海派”士人》《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论汉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吏》则是以某一特殊地域或者某个家族或某类人物的讨论，形成对基本线索有很大补充作用的个案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不同阶段统治者的治国政策及其利弊得失。《曹操用人政策考实》《释“魏文慕通达”》《论魏明帝的“权法之治”》《论晋武帝的治国之策》主要讨论了曹操、魏文帝、魏明帝、晋武帝的治国用人之策。其他个案研究，诸如对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青龙浮华案”、“正始党争”的讨论等，也或多或少涉及这个方面。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较为明显的研究取向，正如作者所说，“大凡帝王统治国家，主要在于确立治国方略和选驭将相，即以何方略治理国家，以何准则选驭将相。”“以何方略治理国家”，即是统治者采用何种统治思想；“以何准则选驭将相”，其核心则是选人用人。至少在魏晋时代，统治思想与选人用人这两者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上述研究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两个取向，并将两者巧妙地交织起来，实现了精准呈现问题的效果。
第三个方面是从制度结构的角度讨论统治权力的分配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曹操霸府述论》一篇，未及完成而列入提纲的《魏晋之际皇权的更新与蜕变》《汉晋之际皇权政治演变的若干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霸府政治与门阀政治》诸篇，也属于这个方面的研究。从现有线索可以看出来，该书是打算透过政治运作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机制，从理论的角度揭示皇权政治、霸府政治、门阀政治的关系这样的结构性问题。这个方面的很多讨论虽未及完成，但多数基本观点在书中已经有所体现。比如霸府政治与皇权政治之关系，作者指出两个要点。第一，霸府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过渡形态，是旧皇权趋于解体而新皇权未及建立之际，为重建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而出现的特殊政治模式；第二，霸府政治强调突出相权，较多地表现为与皇权的对立关系而非依存关系，其发展趋向是旧皇权的终结和新皇权的诞生。又如从皇权政治到东晋门阀政治的变迁，作者指出要有效维护皇权，最根本的还在于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晋武帝为了防范门阀势力，“疑天下”而过分重用宗王，另一方面又忽视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由此造成其统治倚重倚轻的失衡局面，经“八王之乱”等变乱而最终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
二
本书的问题意识，与作者所受的学术训练和学脉渊源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研究主题也都是选择了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在初版《前言》中，作者没有进行繁琐的学术史梳理，仅仅提到两位学术名家的代表作，即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和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唐先生《三论》所论之魏晋社会变革，是作者选取汉末晋初之际这个时段进行讨论的原因；受《东晋门阀政治》的启发，而思考从汉代的皇权政治过渡到东晋门阀政治，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历程。正如黄惠贤先生在《序》中指出的，作者“深受（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朴素务实学风的影响”，又“受益于北大史学学风的薰陶”。这种与学术大家对话的意识，直接影响了这部专著的学术品位。基于两位先生的重要论断引发的思考，作者清晰地论证了汉末晋初之际政治演变的轨迹，也对影响政治演变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剖析。正如作者在唐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汉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全方位的大变革时代，包括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格局、思想学术，乃至人口地理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及主要由此造成的阶级、阶层力量的变更，社会思潮的取向，都能够通过政治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这个时期的政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从政治变迁的角度来说，作者指出汉代是典型的皇权政治，东汉的外戚、宦官擅权，是皇权发展到极盛而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异形态。皇权与构成统治集团支柱的世家大族之间的权力分配，正是作者着力讨论的问题。作者指出，晋武帝时代的所谓外戚与宗王，都是为加强皇权而在门阀之上人为培植出来的叠加势力。当这些人在西晋末年的变乱中死丧略尽、尘埃落定之后，门阀势力才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基于这种理论思考，将汉末晋初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政治过程通过各种议题讨论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是本书最直接的贡献。
本书的标题有“汉末晋初”字样，但研究核心其实是曹魏政权的来龙去脉。所谓“汉末”，说的是东汉末期王纲解纽到曹操建立稳定政权的过程；止于“晋初”，作者则明确指出曹魏、西晋的历史难以截断分割。胡宝国评述田余庆先生的魏晋政治史研究，说田先生在涉及曹魏政治发展线索时不得不“沉默”，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涉及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二是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导致政治史变成一些零碎的片段。（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年，第337页。）这段评述精辟地指出了这段历史的研究难度所在。
汉末晋初之际的各种政治势力盘根错节，政治演进过程纷繁复杂，涉及统治者的治国用人之道与各类士族及其他政治势力的复杂纠葛。解决论题所涉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旁及政治以外的诸方背景，方能得其本真。如果仅仅就政治事件来就事论事是完全不够的，而要考虑到当时制度、思想、社会、军事、地理等方面的各种情况。在这方面，这部专著颇有独到之处。例如《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看似是对政治事件的个案研究，但其中的制度史底色非常厚重。该章从崔琰、毛玠的仕宦经历与政治倾向入手进行讨论，细致梳理了曹操霸府诸曹的执掌和功能，并对崔琰、毛玠各自职位的具体职责和用人原则进行了细致的考辩，曹操霸府选举用人的政务运行过程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又如该书对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君主统治思想的梳理，对东汉实行的名教之治、曹操建安年间的“名法之治”、曹丕外儒法而内黄老的统治思想、魏明帝的“权法之治”进行了细致辨析，将三代统治者治国思想中细微的区别和变化明确指出，这是建立在对当时学术思想极其熟稔的基础之上的。该书对各种政治事件中所涉“浮华”等语汇的辨析，深入关涉了背后的思想与社会基础，清晰还原了“浮华”之事由选举和学术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转移发展的过程。
从各个章节的标题来看，本书看起来像是对当时各种政治事件的个案研究的组合。同时，本书善于从史料中拈出若干关键词，作为个案研究的主题。自考察汉末汝南袁氏所用之“政在家门”口号，到讨论“魏文慕通达”、魏明帝“权法并用”、青龙“浮华”案，再到研究司马氏“作家门”，研究主题皆从当时史料中拈出。这些关键词，多数都关涉到当时政治格局乃至整个时代特征的大问题。以此执简御繁，颇有“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妙处。比如对于“家门”这个关键词的意义，黄惠贤先生在初版《序》中精辟地指出，“统治集团的家门政治和家门意念，不仅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深远，随着东晋、南朝诸王朝的此伏彼起，这种政治和理念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新、旧门阀士族阶层是这样。”通观全书，作者以汝南袁氏政权开始讨论，也正是考虑到汝南袁氏是最早意图凭借家世资本和政治实力取代汉朝的实践者。讨论司马氏“作家门”，则是以家门政治取代现有皇权的模式的成熟期。除此以外，司马氏“作家门”还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作者还意图深入思考从“作家门”的皇权更替模式到东晋门阀政治模式的转变过程。通过关键词将若干个案贯通起来，让本书看似个案文章合集却有严密的逻辑联系，体现出汉末魏晋之际政治变迁的丰富内涵。
这部专著中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对学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作者首创霸府与霸府政治的研究，指出“整个建安时期的政治，实际上是以霸府为枢纽，以霸府政治为基本形态”。这项研究的意义和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汉末政治的研究，而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在皇权政治体系下权臣篡权所面临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自汉魏嬗代以后，两晋南北朝王朝更迭频繁，由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成为此后数百年权臣篡夺政权时所用的惯常模式。禅代模式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王朝末期权臣专权的情况下，权臣所需要掌控的政治权力，与原有皇权政治体制下的制度设计，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与错位之处。霸府政治，正是为解决权臣专权的权力结构与传统皇权体制之政治制度的矛盾而产生。当权臣实现篡位以后，霸府体制又需要向服务于皇权的政治制度过渡，成为从旧皇权走向新皇权的阶梯。通过“霸府政治”的研究明晰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张力，这是该研究能够从研究路径上影响深远的基本要素。
三
该书的主体是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选题迄今已三十年，初次出版也已近二十年了。岁月流逝并未洗去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过这二三十年间正值学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迭代也已经与当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分析这本著作的价值，除了要考虑其“承前”的创新性和开拓性，也需要在学术脉络中综合考虑其“启后”的作用。就分析工具的角度而言，本书所用“政治集团”说及其引发的争鸣可算是一个典型。
本书非常重视分析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或者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斗争，“政治集团”是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所谓政治集团，作者有自己的定义，这就是主要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为背景，通过宗族、姻亲、乡里等关系相联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集团。中古史领域“政治集团”的研究范式，由陈寅恪先生首创。在汉末魏晋这个研究时代，万绳楠先生等学者则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此后学界沿此范式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进行了很多反思。这部专著，无疑是认同和采用了这个研究范式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曾得到部分学者基于新的问题意识而进行的批评。如仇鹿鸣在肯定本书诸多方面“皆别具新意”之外，也批评本书“分析框架依旧蹈袭万绳楠的汝颍、谯沛之分，并继续沿此地域—政治集团的进路，提出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反映了曹魏政权的河南士人与河北士人”（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8页。）。
站在今天学术发展的背景下来看，这些批评是有合理性的。政治集团的研究范式，近十年来也确实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正如侯旭东所指出的，由陈寅恪先生所开创的地域集团研究范式，历代统治核心集团构成的特点、构成原则、前后有无变化、地域性的发展与转变、地域性背后所显示的同乡、从属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在帝国体制中的作用等，都需要进行系统的反思。（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柳老师这部专著，更多的是立足于“立”而不是“破”，主要是站在前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推进。必须正视的是，政治集团的研究范式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毕竟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工具，有利于研究者建立起梳理史事的基本框架和线索。某个政治人物，也一定需要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构建统治基础，这些社会关系往往通过特定的地缘、血缘或者业缘建立起来。像曹操这类政权的开创者，从某特定地域开始崛起，又与特定地域的士人构筑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地域文化因素也往往会特别重要。作为数十年间学界普遍使用的研究工具，或也不必完全抛弃不用。如何有效利用这个工具分析史事并避免其弊端，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路径。
落实到本书的具体研究来说，书中多个章节都非常重视对政治集团研究范式的利用，但其实在很多地方对这种研究范式也有很大的反思和推进。作者对于前人总结的政治集团概念并不是拿来就用，而是采用了非常谨慎的态度，特别注意和史料的印证。与此同时，作者注意到前人对政治集团概念的使用有扩大化的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史实的紊乱。基于这两点认识，作者笔下描绘出的政治集团是非常贴近史实、能够得到史料验证的。如作者对万绳楠先生的“汝颖集团”说进行修正，提出“颍川集团”新说，称“以荀彧、荀攸、钟繇、陈群等为代表的颍川籍士人构成了另一种势力集团，即‘颍川集团’。”选择荀彧、荀攸、钟繇、陈群作为“颍川集团”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作者注意到颍川籍士人的政治取向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很复杂的。作者选取荀彧和郭嘉的政治取向进行比较，指出出身颍川的士人中，荀彧、荀攸、钟繇、陈群等世袭性名士和郭嘉、杜袭、赵俨这类士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正始党争”事，则将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作“曹爽集团”、“司马懿集团”，指出投靠司马懿的老官僚，仅限于河北士人或司马氏姻亲、故吏；并通过蒋济的个案指出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并不在年龄层次方面。通过这样分层次、分个体的细致区分，特定政治集团的内涵和外延得以廓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细致的处理也为后来对地域集团研究范式的更多反思提供了典范例证。
陈寅恪先生政治集团说重视学术传承，称魏、晋之兴亡递嬗是汉末“非儒家之寒族”与“儒家之信徒”分野所致。作者在陈寅恪先生这个观点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发掘和思考，要比以地域为标准划分政治集团的反思更为深入。陈寅恪先生以儒家与非儒家的标准来划分政治集团，从逻辑上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作者则认为学理之争代表着统治者治国之策的变化，又通过现实政治中的权力斗争表现出来。通过对若干特定政治人物思想特质的细腻辨析，将各类政治人物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行为的关联清晰凸现出来。如作者申说司马懿与曹爽集团的组成，“实质上是地域与政治思想的结合”，对剖析汉末以迄晋初的思想动向，提出了诸多颇具新意的观点。作者深入分析夏侯玄、何晏等所倡导玄学理论的现实政治意义，指出玄学实质上有为曹魏王朝探求统治思想的企图，这也是促成名理学（即形名学）向玄学过渡的真正动力。强调思想学术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这种研究思路通贯全书，开辟了魏晋思想史研究的新境。思想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正如陈苏镇所指出的，“政治思想要在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从而形成政治文化之后，才会对实际政治生活产生较大影响”（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5页）。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来说，将学术思想与“浮华”“通达”之社会风气相联结，再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讨论，与上世纪末以来国内史学界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需要再加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重视“政治集团”这个分析工具，但并不只是使用了这个分析工具。对于晚辈学者所用的新方法、新范式，作者也持积极的态度学习、接受，对理论范式与史料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也有深刻洞察。此次新收入本书的《陆机〈晋纪〉与晋史的修撰起源》一文，就对徐冲所倡之“历史书写”研究方法有比较谨慎的借鉴和讨论。作者对这些分析工具的使用非常严谨，常常将其熔铸到扎实的史料考订之间，较少有削足适履的弊病。
四
作者在本书初版的“前言”部分曾经指出，“本书的写作虽然历经十年，但由于多种原因，仍然未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当再接再厉，以期来日续成完帙”。在作者的规划中，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实际上，本书出版以后，作者一直都没有停止修改补充工作。由于作者不幸英年早逝，很多遗憾已经无法弥补。此次整理再版，根据作者留下的规划和部分遗稿，本人再加斟酌，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大幅度的增补，需要作一些说明。
作者生前修订再版《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的相关计划，以及各种资料都保存在其电脑的一个文件夹中。其中有一份重新拟定的目录，最后修改时间是2010年11月。目录将书稿重新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与初版同，中篇即原书的下篇，新增《曹魏封爵制度与政策考论》一篇，原属本篇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移入下篇。下篇除《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以外均为新增，计有五篇，依次为《论汉魏之际的“北海派”士人》《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论汉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吏》《魏晋之际皇权的更新与蜕变》《汉晋之际皇权政治演变的若干特点》。目录所提到的部分论文已经完成，也放在该文件夹中，包括已经发表的《论汉魏之际的“北海派”士人》《论汉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吏》等篇。文件夹中还有《魏晋之际皇权的更新与蜕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霸府政治与门阀政治》数个文档，要么只有空文档，要么里面有一些散乱不成体系的文字，应是未及完成的。目录中篇原计划新增《曹魏封爵制度与政策考论》，下篇原有《汉晋之际皇权政治演变的若干特点》两目，该文件夹中没有找到相关文档，应该也是没有完成的。此次整理将已完成的文章全部收入，按作者新拟的目录分为三篇，尽量保留作者的思路规划。未完成章节无从补全，只能付诸阙如。
该文件夹中另有一篇《魏晋易代之际的家族主义法和婚姻伦理》，有作者署名“柳春新”三字，最后改定时间是2016年7月，尚未发表。这篇文章应该也是他想加进修订稿的一篇，只是目录未及修改。这篇未刊稿最终被作为下篇的最后一章，也需略作说明。从讨论的时段和逻辑相关度来说，该篇与魏晋禅代特别是中篇第五章《司马氏“作家门”的历史考察》、第六章《论晋武帝的治国之策》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或与作者原计划新增的《曹魏封爵制度与政策考论》类似，可以补入中篇。不过，该篇的研究视角，与中篇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属于由政治、律法延伸到社会结构层面的研究。这篇文章利用魏晋禅代之际发生的大规模族刑及其量刑讨论的若干史料，跳出法律层面就事论事的讨论，而以族刑背后的婚姻伦理问题来观察“禅让”模式下的人心世态与魏晋时代政治社会之影响。借此，王朝鼎革兴替的“禅让”模式与魏晋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这两个主题，以“族刑”这个问题勾连起来，为观察这个时代的若干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置于下篇或许也有其合理性。反复斟酌之后，决定将这篇文章放在下篇的最后一章。同时，这样处理也能将这篇完成于作者过世前夕的遗作，作为作者毕生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除上中下三篇主体部分以外，此次整理时还收录了若干遗文作为附篇。这几篇文章与主题的关联程度各不相同，其中《东西曹考述》是与汉晋政治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制度史研究，特别是东西曹在曹操霸府为掌选之职，与主题关涉极其密切；《傅玄思想评议》涉及的主要人物傅玄，也是魏晋禅代之际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这个本书重要主题密切相关，亦与《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一文有直接关联。《〈魏略〉考论》《陆机〈晋纪〉与晋史的修撰起源》则代表两部没有完成的文献整理遗著，分别是《魏略辑本校注》和《晋书集注》，以便为学界留下一点痕迹和线索。《历史专业中国古代史类论文指导》是一篇教学方面的文章，是作者在培养学生方面心得体会的成果，也是其学术理念的体现。
五
汉末晋初之际的政治变迁历来广受关注，历代学者的讨论非常多，现代史学兴起以后的经典研究也比较丰富。然而，这段史事的基础史料不算很多，各种记载错综夹杂，难以理清头绪。进行系统的研究，还要有所创新，难度非常大。这部专著利用若干相互衔接的专题研究，勾画出汉末曹魏以迄晋初政治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整体面貌，揭示了汉晋之变这个重要问题政治方面的核心特征。以此来确定这本书在学术史上的定位，或许是没有太多不妥的。从研究方法上说，本书十分重视史实的考订，对政治变迁的重要环节和相关材料的辨析更是一丝不苟。相对于本世纪初出版的其他著作来说，本书对各类现代概念工具算是使用得非常少的，更是十分谨慎的。作者深知，某些炫人耳目的概念或者理论，短时间内可能达到轰动一时的效果，然未必能经过时间的洗练，对学术的发展也未必能有太多的实际价值。从整体来看，这部著作文风质朴，很好地体现了黄惠贤先生序言中所说的“朴素务实的良好学风”。希望此次再版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到这部书，体会这部书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理念。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好书，相信其学术价值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