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鹤庆县新华村草海湿地，雨中的凤头鸊鷉。视觉中国|图
大理的宁静程度与民宿价格成反比。朋友告诉我，他的民宿在暑期会提两次价，一次是7月1日，一次是7月15日。我13日离开大理两天，15日再回来，小区的分贝已然不同。整个下午都是孩子们的尖叫跑闹声，到了晚上，换作对面楼新搬进来的大人，他们的交谈自丹田迸发，炸裂而悠长，像在别处受了太久压抑，要在苍洱之间好好释放。楼上邻居房子做短租，一个父亲入住当晚就在我们头顶上教育四五岁的女儿，吼声哭声烽火连天，一度还有砸东西声，听起来像洗衣机在跑步，母亲和姥姥（或奶奶）护着小姑娘下楼躲避，脚步匆匆如逃难。
在小红书上搜索“楼上噪音”会让你变成装修里手、高科技爱好者、反间谍专家、心理学家以及最终，一个向内求的爱与和平天使。我第一次知道，除了门窗，天花板也可以做隔音，以便隔绝楼顶上永动机孩子的跑跳声，早起老人的剁饺子馅儿声，以及不屈中青年人的跳操声。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噪敏症”这个词，并惊讶于如此多的人受它困扰，神经紧绷时时刻刻寻找哪怕最微小的噪音。
为了入睡有人在卧室修建隔音舱，为了呼吸舒畅又在舱里安装新风系统。大多数人条件所限只能上楼敲门，这往往带来旷日持久的隔空交战。楼下天然弱势，武器从扫把杆升级到橡胶锤再到低音炮震楼器，以及远程遥控震楼器，据说还有一种特殊的频率发生器，可以和远处车辆声共振，在楼上制造音波海啸，而对方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声源。当然，交战难免两败俱伤，最终结果往往是（如果暂时没法搬家），接受这噪音成为生命共同体。有人分享“脱敏”经验，要点是把噪音与厌恶情绪分开，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将楼上噪音视作大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熊孩子在头顶上拍篮球？把他想象成一头可爱的小非洲象，咚咚咚，咚咚咚，他们全家都是非洲象，咚咚咚，咚咚咚。有谁会和大自然置气呢？也不一定，所以，不要把他们想象成鬣狗或者鳄鱼。
心理暗示是脆弱年代的显学。“转念”是接纳的不二法门。这里头有大智慧，可能也有大虚妄。有点像，告诉一个有手有脚的人，你所有的行动只能是呼吸。我们的确不够理解呼吸，甚至对呼吸一无所知，尤其是深呼吸，有觉知的呼吸。刚刚以37岁高龄拿下巴黎奥运会男单金牌的世上最伟大网球手德约科维奇分享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经验：自由生活，深呼吸，全身心地爱。如果非要从中选出一个，他会选择深呼吸。因为深呼吸如此简单又如此重要，能帮你活在当下。但自由与爱，谁又能舍弃？在有些地方，再好的汤，里头总浮现着阿Q可疑的倒影。把呼吸作为行动，写下这句话便已开始气短，又有深深的理解。
理解噪音或许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生活，但不一定能让我们更接纳它。甚至恰好相反。一位美国作者写了一本《噪音书》，梳理噪音的历史，动辄上升到哲学高度。每到这时我就不爱往下读，有逆反心理，类似懂了那么多道理却过不好自己一生。其实可能只是或明或暗加强了不良心理暗示，就好像之前读《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薄薄的一小本，黑色封皮，睡前翻两页，便开始思考“睡觉”这最后一处没有被殖民的处子地（在“大多数看似不能被消灭的基本生理需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近来对友情的需要，都已经被重新改造，转化成了商品”后），该怎么保住它啊？现在就睡吧！又想起明早8点，邻居装修声的山洪会准时暴发，到时泥沙俱下，果然辗转反侧，是夜失眠。
《噪音书》里有个有趣的细节：据统计，一个人晚上开车经过巴黎的街道，可能会吵醒20万正在睡觉的人。虽然不知道这是怎么统计的，但确实引人遐想。你仿佛看见路边的窗户一个个亮了，人们茫然地从床上坐起，叹息与咒骂在空中炸开，这辆梦境收割机一边吸走梦境一边粉碎它，发出尖利的啸叫，梦的残骸颗粒是建造乌托邦不可或缺的原料，因为它的隔音性能最好。至于那刚刚成立的20万人的失眠王国，对不住了。所以作者在书中提问：那么，巴黎这条街道到底属于谁呢？
许多问题都与所有权有关。诺贝尔奖得主、微生物学家罗伯特·柯赫1905年就警告：“人类终有一天必须极力对抗噪音，如同对抗霍乱和瘟疫一样。”一百多年后，美国人戈登·汉普顿引述他的话说，这一天不远了，宁静如今已是濒临绝灭的物种——哪怕在亚马孙雨林，离道路很远的地点，也听得见独木舟的马达从远方传来的嗡嗡声，还有当地向导的数字手表每逢整点发出的哔哔声。汉普顿是声音生态学家，在全世界录制自然之声超过25年。根据他的经验，在美国要找到连续15分钟以上的寂静，极度困难，在欧洲更是早已绝迹。问题之一是，野生动物依赖听力来侦查潜在的掠食者，如果它们无法分辨这类声响，就很难在一个地方长久生存，所以吵闹的地方难以观察到野生动物。在聆听自然（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的意义上，汉普顿相信，对抗噪音与维护寂静不同。典型的反噪音策略，比如耳塞、降噪耳机，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因为它们无法帮助我们重建与大地的感情，无法帮助我们聆听大地的声音。”
汉普顿是一位真正的行动者，他在美国西北海岸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发起一项研究兼行动，将其命名为“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也是他的书名）。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最主要的噪音来源是观光直升机和在附近西雅图机场起降的大型喷气式客机。汉普顿记录下人为噪音，确认噪音来源，联系对方请其自我约束，或者公布噪音制造者以施加压力，他还会带着他录制的自然之声CD去给公众播放——大自然的声音有多美妙，喷气式客机的噪音就有多恼人。在他的努力下，还真有航空公司选择与“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合作，确保其航线不从国家公园上空经过。
和我们常说的“心静自然凉”不同，汉普顿相信，外在寂静可以帮助人们找回内在寂静。是的，内在寂静不依赖于外部环境，即便在城市嘈杂的街道上，你也可以有寂静之感，但人毕竟是感官动物，正视而不是回避噪音的入侵，可以提醒我们有些问题已经失控，例如经济和人权侵害。外在寂静邀请我们敞开感官，再度与周遭万物产生连接。而周遭万物，如果你竖起耳朵，是多么动听！请允许我大段引用汉普顿描述的温带森林的雨：
“雨季的第一种声音……是无数种子自耸立的树上掉落的声音，很快跟随而下的是轻柔飞舞的枫叶……宛如冬日驱寒的毯子般，覆在种子身上。但是这场宁静的交响乐只是前奏而已，等强烈暴风雨的前锋抵达后……每一种树都会在风雨交加的乐声中，加入自己的声音。在这里，即使是最大的雨滴也可能没有机会撞击地面，因为高悬在头顶三百英尺处的厚密枝叶与树干，会吸收掉许多水分……一直要到这些高空海绵变得饱和之后，水滴才会再度形成与掉落……撞击较低的枝丫，再如瀑布般坠落在会吸收声音的厚密树苔上……接着轻轻掉至附生性的藤类上……然后扑通一声无力地滑进越橘类的灌木丛里……再重重打在坚硬结实的白珠叶上……最后无声地压弯山酢浆草如苜蓿般的细致叶片，滴落地面。无论日夜，在雨停后，这场雨滴芭蕾总会再持续一小时以上。”
我体会过最接近的感觉，是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一场短暂暴雨激起了森林里各种鸟儿虫儿的大合唱，芭蕾在雨停后持续很久，但我那缺乏训练的耳朵无从辨别这音乐会的曲目，只感到通体舒畅，像做了场SPA。不久之后我开始观鸟，仿若显影般，大自然向我缓缓展开了一重维度。13日那天我离开大理，去附近县市游荡，顺便看鸟。第一站鹤庆，这是丽江和大理间一个不算出名的县城，高原湖泊众多。暑假旺季，满载游客的云A大巴穿过这里的草海湿地，前往丽江，大理或者沙溪，没什么人在此停留。夏天是观鸟淡季，草海的鸟儿却一点不少。可谓双重绿洲。往湿地深处稍微走走，车声也隐去了，芦苇丛里最响亮的崽儿是噪大苇莺，听来如蛙鸣，又像坏口琴。幼年黄苇鳽向成鸟乞食，如小狗般急促，好像舌头都在打转。远处有紫水鸡带着孩子漫步，小鸡总是冲在前头，叫声如捏洋娃娃。临近黄昏，斜阳把水面上金黄的黄花荇菜，蓝色的梭鱼草，还有玫色、粉色、黄色，白色的睡莲一盏盏点亮。高原的云偶尔带来一场太阳雨，于是半边天空就挂上彩虹，一天反复好几次。天色渐暗后，湖中心传来猫叫，用望远镜费力辨认，竟是配色如仙子的水雉。我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哪儿也不去了。
接下来两天，我每天早晚都绕草海遛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处高原，这儿的湿地蚊虫很少，风像潮汐一样在湖面、芦苇与尤加利树间来回，我的身体也像跟上了某种韵律，进而获得某种能量，虽然这曲目的大部分我仍不熟悉。连续两天我都在鹤庆吃一种应季野菜，本地人叫竹叶菜，也有美名高山雪笋，闻着是竹叶与芦苇嫩芽的清香，炒出来口感介于蒜苗和芦笋之间，咬下去很甜，又有苦的回味，甚至还有一丝辣，总之是一种新奇且充实的感受，描述起来也总感觉差强人意。后来在《虚无时代》一书中读到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关于世俗化的阐述，似乎明白了一点点。此君相信，在上帝已死的年代，诗歌与心理学正在竞争上帝的位置，不消说，他认为诗歌是更好的选择，诗歌能突然“拓展”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造成影响，就像从冬天径直走向春天一样，它是一种意义的缔造，是通过整体感的一种方法。“我们从未在理智上抵达目的。但我们不断在情绪上抵达（比如在诗歌、幸福、高山以及追溯往事的情况下）。”旅行大概也有类似拓展之功，既是抵达目的地，更是抵达一种完整的感受。
暑假人潮渐入巅峰时，我又一次离开大理，游荡到了滇南的石屏县。这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状元袁嘉谷的故乡，袁嘉谷故居的庭院里有株青翠的柚子树，我在二楼阅读他生平时，进来一个旅行团，解说声与人声跟着涌了进来。我退到后院，发现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人声都被隔在前院（这正是老房子的妙处之一？）。后院不大，两层的“读书楼”挡住阳光，白墙上覆着爬藤绿植，一缸水，几盆金苞花，三两石凳，分外清凉。我对自己说，哎，要是能有一个这样的院子，夏日午后在此读书，该有多好？一转念，啊，是的，一转念：此刻不正是夏日午后，有谁阻止你在此读书呢？于是掏出手机开始读书。读着读着，我就拥有了这个院子，和一个突如其来的宁静时刻。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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