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天，我从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上海飞到了美国的第一大都市纽约。
下了飞机，我的担保人杰克接到了我，便开车向费城驶去。从车里向前看去，是一片红色的尾灯，波澜壮阔；对面方向来的，是一片金黄色的车灯，如出炉的钢水，奔腾汹涌。两旁掠过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商场、交织的高速，使我感受到了美国的繁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想象着将来的我在一个有名的大公司任职，最好是在世贸大厦楼里工作。从那里鸟瞰全纽约，与云比高，以虹作桥，然后再买个大房子，周末请亲朋好友来烧烤。条件成熟的话自己开个公司，与四海做贸易……
做了两个半天的第一份工作
第二天我就在杰克的陪同下，找了中介公司，争取有个工作。
接待我的人看了我的履历，说是写得不够专业，建议由他们的人代写。我想，我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又在外贸公司和外资公司工作多年。履历还不会写？代写要先付一百美金，我当然不干。
过了几天，这个中介公司来电，说为我找了一个秘书工作，每周只做五个半天。这份工虽不合我的心意，但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就接受了。
我开始了到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我下午去上班，工作是接接电话啊，替推销员打打信然后寄出啊，都很简单。临下班了，我见有一信放在文件匣里，贴好了邮票，寄去的地址不是我公司的，料想是要我与其他信一起发出的，于是就都投了出去。
没想到第二天我被叫到老板的办公室，他大发雷霆，说那封信是他们要回来的，没料想被我又发了出去，现在只好打电话给邮局，让邮递员在开箱时扣下来。我说我和前秘书没交接工作，不知怎么处理，如果下班前不发，好像工作没处理完似的。老板说：“那你不会问啊？”
离开他的办公室，我知道闯祸了，坐在位子上发愣。一会儿，一位男性办公室主任过来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你的支票会寄到中介公司去的。”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家，心里好委屈：“谁叫你这个老板太抠门，请两个互不接头的半工秘书，这样就好省了给员工买医保的钱。”这就是我才做了两个半天的第一个工作。
想起之前我在中介公司填表格时，进来了一位长者。他看我在申请秘书，就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干秘书，很受气的。现在想来真让他说对了。
英国绅士公司
接下来我决定自己看报纸找工作，利用我在外贸公司学到的单证、仓储、海运、询价等知识，找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海运代理公司出口部的面试机会。
该公司是两个英国兄弟开的，原先拥有两条船，所以顺带开起了海运代理业务。面试我的两个美国人，一个是五十几岁的男经理，另一个是相同年纪的出口部女组长。他们还从来没见过亚裔人士来申请工作，比较新奇。一看我过去在上海的工作也是出口代理，男经理征询了女组长的意见后，就决定要我了。
他问我工资想要多少。那时我根本没经验，一心想要这份工作，就说：“你们看着给就是了。”于是他们就给了我入门的起点工资。当时我还很高兴，认为比在国内拿的工资要高许多了，后来拿到支票才知道，这点工资在美国除了税、公积金和医保费以外，每个月一千元都不到，直悔自己太无知。不过，在我的精打细算下，日子过得还是略有结余的。
这个公司很有英国老绅士的派头，他们没什么歧视，雇了一个很肥胖的妇女接电话。她走路都很困难，一坐下，一堆肉嵌进椅子里，很难站起来。他们还专门雇了一位女性每天为员工煮咖啡。上午十点和下午两点半，她推着小车，上面装着咖啡桶、牛奶、红茶水、柠檬汁和袋糖来到每个人的桌前，供我们挑选。
我在这里成长为一个专门负责几家大出口商每月好几个集装箱出口的代理。接单，研究航线、港口，四处向船公司询价，订船，做单子，通知客户，收款结账，一把抓。
可是好景不长。三年不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来了。那些年到处风行欠三角债，不再遵从商业信用。许多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倒闭的很多。英国两兄弟的船也卖掉了，所有业务都收缩了，公司裁了一两个员工。我最晚来，照理最早走的该是我。不知因为我是唯一的亚裔，他们觉得裁了我影响不好呢，还是因为我工资低，裁了也于事无补（美国雇员一人工资可抵我的两倍），他们没先裁我。
既已知是艘沉船，何必等到最后一刻。于是我私下积极找工作。终于找到新泽西有家运输代理公司，他们想要开辟一个国际部，专门承接全球性的一些超长、超高或超重货物的运输任务。国际部要利用专门的地图路线计算软件，选出最佳运输路线，以此赚钱。将来这个部门要搬到亚特兰大去，招工的部门经理看我比较积极、也愿意去亚特兰大，就决定雇用我。
那时的我还比较幼稚，不知天高地厚。同事们都说我胆大，单枪匹马敢去美国南部。我还不知道那边不如美国东部文明发达，犯罪率高，一心想挣高工资，开眼界，有作为。我离开船务代理公司时，老板们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同事们也觉得自己的压力变小了，为我开了欢送会，给了我一颗写着“祝你好运”的氢气球。不久我听说那家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了。
光圈再也不存在了
1991年，我搬到了那家运输代理公司所在的一个小镇，开始和经理一起等着生意临门。真的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这种独特的超长超高超重的生意迟迟不来，上层的老板失算了。他不能白养着两个人哪！于是他裁掉了国际部，连招我的经理也一起被砍掉了。
我刚租下新泽西房子，汽车也刚换成了新泽西的牌照，那就在新泽西找工作吧。我尝试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像样的工作。这个小镇从前曾经兴旺过一阵，那是因为有美孚石油公司总部在此。后来总部搬走了，小镇马上就冷落了下来。中餐馆想出让都没有人要。那个萧条和被遗弃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
忽然有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有提供工作的培训班，经过一周的培训，就能够开始挣钱。我就报名去了另外一个小镇上课。听了半天，原来是一家摄影公司招募推销员。他们事先到医院调查，知道哪些家庭新添了婴儿，他们就找上门去，说小孩的这段时期最是可爱，必须有好的照片留作纪念，然后忽悠父母出180美金，由公司派最专业的摄影师来拍十几张放大的照片。
由于起得很早赶去，我很不敬地在课堂上不断打哈欠，看得培训老师十分恼火。班上有一位从别的镇子赶来的中年男子，课余时间逢人便说自己是个会计，最近公司把他裁掉了。他要养老婆和四个孩子，更紧急的是有房贷要还，晚交一次就要收掉房子，让他们怎么办。他那慌张和愁苦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
为了培养推销员具有口若悬河的本领，他们安排我随公司最好的推销员一起走访家庭。我们按地址找到了这家人。他们住的其实是一个活动车屋，周围有不少这样的车厢，搁在几块大石块上，就算他们的家了。灶上正热着从廉价罐头里倒出来的茄汁豆子。果然，我们的一级推销员舌灿莲花，说得这家夫妻俩眉开眼笑，觉得自己的小孩的确不一般，是应该花点钱留下些好照片，同意第二天请摄影师来为小孩拍照。此后我再也没去那家公司。我就是再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去忽悠那些已经这么穷的家庭。
严冬来了，我租的房很冷。取暖是烧柴油的。开了暖气，两个礼拜柴油就烧没了。叫油公司来加一次油，要270元。照理是我跟住一楼的一个男人平分费用。一楼男子说你打电话好了，表示愿意负担一半。但当我加足了油跟他算账时，他又说“对不起，现在我没钱”，反正你一开暖气，他一楼就也跟着暖和了。
我想，这种地方没什么工业，也没什么商业，要找到工作还真难。于是我决定搬回费城去，至少还有朋友会支撑我。但没想到房东也是个前缺后空的家伙，每月一号不到就来讨房租，我退房时他没钱退还我预付的一个月押金。我已经是失了业的人，却遇到了这两个无赖。即使后来通过小法庭告赢了，他也是没钱还。你要警察出动到他家讨一次债，还要我自己掏腰包付警察的执法费，讨不到也不能怎么样。最后我只好算了。
我没想到美国有这么多比我还穷的人，道德还如此败坏。那个国家粉红色的光圈再也不存在了。
不散的阴影
回到费城后，全美经济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就像天一直不亮一样。寻找工作期间，有朋友介绍说，有一家开在费城边上的中国外卖餐馆，由于刚开张请不到英语好、能听电话的接单小姐，让我去顶替几个礼拜。我就去了。
接电话虽然没问题，但我为自己这个白领“沦落”到这个地步很不高兴。饭店的工作时间长，又乏味。由于我闻多了油烟味，胃口不好，吃不下饭。虽然三顿饭都可以在饭店里解决，但就是想不出吃啥。大厨悄悄为我打开了店里的龙虾糊罐头，做了一个高级的汤。正在这时，饭店老板走下楼来看到了，他也没说什么。我跟老板、伙计们都处得很好，不过我的心仍不在那里。
正在这时，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她曾帮一个国内来开公司的经理在费城处理业务。可是由于她过去是导游，没在外贸公司工作过，所以没有进出口贸易的经验。她叫我去帮帮那个人，也许能打开局面。我同意了，也就告别了那家餐馆。
到美国来开公司的总裁是个上海人，姓马。说是总裁，其实就是个光杆司令。他人长得比较英俊，又会侃侃而谈，画出的愿景很吸引人。但他没许诺给我工资，只说赚了钱跟我分成，不过我可以免费在他的三室一厅的办事处里占一个房间。我同意了。
他受上海外贸公司和深圳一家外贸企业的委托，带着十万美金来到费城和当地的华商会一起合作开展中美贸易。当时的十万美金在我的眼里是笔巨资，可是我去了一看，华商会只出租了一块厅堂给马总，每月还要收两千的房租，还是个漏水的地方。请保险公司来赔偿，对方说要锁住现场好几个月。业务开展不了，房租还得继续付。我竭力劝说马总和华商会断绝关系，不然光付房租公司剩下的资金就要用光了。
事实上，和华商会分离后资金已经所剩无几。这个公司既无国内坚强货源做后盾，又无美国客源为基础，加上轻信认识的美国买家代理，做了一笔货到付款的颜料集装箱交易，结果人家声称颜料质量不好没付钱。颜料用掉了，款收不到，两万元血本无归。想请律师告对方，奈何付不起高昂的费用。
马总有个亲叔叔在纽约，他认为，在费城做进出口贸易机会还是不多，建议迁居纽约。于是我们收拾了家当，两人各开一辆重车，向纽约进发。
历史的馈赠
来到纽约后，我们廉价租住了马总的叔叔婶婶出租的一栋老旧房子，合住的还有几个亚裔。我一面联系业务，一面再找工作。我不见得老活在马总给我画的那张大饼上吧！于是我外出到繁华地区去找找机会。
那时的大环境真是一片肃杀。一个职位，好多人抢。我茫然地在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上行走，忽然看到一个店的橱窗里满是漂亮的抽绣台布、挂毯、陶瓷台凳和景泰蓝花瓶等。我鼓足勇气走进店里，跟那里的营业员说：“你们卖的工艺品我都非常熟悉，我原先就在中国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不知你们有没有职位空缺？”
有位女营业员立即去找了老板。他跑来见我，嘴里叼着一根大雪茄。我一看就知他是犹太人。他得知我是上海人，干外贸的，就说目前店里只缺一个半工的收银员，工资按小时算。我虽没干过收银员，但他们肯教我。这样我第一次在这个大都市里开口问人家，就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虽然每周只做两三天，也能支撑生活了，同时还可帮马总处理业务。
我后来才知道，中国，尤其是上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为逃离纳粹迫害的一万八千名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显示了困境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跨文化的互助。所以，在美国的犹太人对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比较友好。这算是历史的馈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