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之才（1887—1958）是中国最早的法语教育家和翻译家，称其为中国法语学科的鼻祖并不为过。但是，即使对于法语教育界和法国文学界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个名字也非常陌生。他还是晚清时期的革命志士，参与过在欧洲的中国同盟会前身的成立过程，和蔡元培一样是有过革命履历、是横跨政学两界的元老级人物。
据湖北省档案馆档案资料编辑室、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合编的《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资料选编》中的“贺之才”词条所述：“贺之才，字培之，后改名诚甫。湖北蒲圻人。清光绪丁亥年（即1887年）生。湖北经心书院学生。绪癸卯冬，奉派赴比利时留学，时年十六，同行者二十四人。”从1903—1911年，贺之才被清政府派往比利时学习实业，就读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物理和数学学院以及列日大学蒙特菲奥尔学院。贺之才留比九年，在那里娶妻生子。
1912年，他学成回国。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以教授法语为业。他经历了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的时代，参与和见证了北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他曾三次当选为北大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的委员，参与了北大高层对某些重大政策、章程的制定。他于1918年当选为北大首任法语门教授会主任（相当于系主任），后来又两度当选为法文学系主任，是新中国成立前北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法文系主任。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学术背景和理念的不同，加上权力、意气之争，北大发生了以马裕藻、沈尹默、李石曾等为代表的“法日派”和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英美派”之争，在30年代初随着蒋梦麟执掌北大实行新政，“法日派”最终落败，作为“法日派”重要成员的贺之才未获续聘，悻悻离开。
贺之才离开北大后，他的人生走在下坡路上。对他的这段历史的记载非常稀少，“息影旧都，百无聊奈”是他这一时期心境的真实写照。北京是他的伤心之地，他转移至上海。失意之余，开始了译书工作，他选择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曼·罗兰的戏剧作品。他是罗曼·罗兰戏剧的最早译者之一，也是翻译罗曼·罗兰戏剧作品最多的译者。几乎与贺之才同时，傅雷在30年代选择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和传记。贺之才的名字曾与傅雷、李健吾、梁宗岱、李劼人等一众翻译家并列出现。
罗曼·罗兰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作家，“墙外”尤其指中国。罗曼·罗兰在其本国并没有受到普遍认可，不仅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在20世纪初那个求新求异的时代显得过时，而且他的和平主义思想也受到当时法国人的厌弃。罗曼·罗兰的戏剧与其小说和名人传记一脉相承，也存在着脸谱化、说教性的特点。戏剧人物是罗曼·罗兰思想的传声筒，充满冗长的说教和辩论，缺乏鲜活和观赏性，观众不能欣赏，评论家对之漠然，当时在法国就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今天更是被人遗忘。在中国，罗曼·罗兰几乎具有灯塔的作用，他的所有写作体现出对“人”的关注，体现出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他书写的是一些“超人”形象，表现出一种在苦难面前百折不挠的“精神的力量”。罗曼·罗兰自20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他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和传记《名人传》系列自初版后，在不同历史时期长盛不衰，一度家喻户晓。罗曼·罗兰的作品因其英雄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危难救亡中的国人起到了提振民族士气的作用，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共鸣。再加上他与敬隐渔、梁宗岱、罗大冈等留法学子的交往，自从进入中国后就是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法国作家之一，甚至具有青年导师的地位。
罗曼·罗兰在创作之初首先尝试的是用戏剧来表达其思想，主要包括以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背景和题材的八部“革命戏剧”和表现信仰与理性冲突的“信仰悲剧”。贺之才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翻译了“革命戏剧”系列的《七月十四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在商务印书馆再版。在40年代他又翻译了其他七部剧作：《群狼》《理智之胜利》《丹东》《爱与死之赌》《圣路易》《哀尔帝》和《李柳丽》，1944年4月至11月以“罗曼·罗兰戏剧丛刊”之名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贺之才的儿子、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贺德新为“丛刊”写了长篇序言，全面而中肯地评价了罗兰的戏剧创作和思想变迁。1947年，该“丛刊”的多部译作在该社重印。其中，《圣路易》《哀尔帝》和《理智之胜利》属于“信仰悲剧”。贺之才在1944年4月为该“丛刊”所写的弁言中交代了翻译罗兰的缘由：
罗曼·罗兰为一代宗匠，著述等身，环球万国竞相传译，家弦户诵，风靡一时。年来我国对于氏之思想及行状渐有片鳞碎爪见之报章，而于其作品则鲜所译述，致使学者有尝鼎一脔之憾。译者六年前息影旧都，百无聊奈，尝就案头所存之罗氏剧本，由法文直接移译为语体文，都八种。一曰《七月十四日》，二曰《丹东》，三曰《群狼》（此三种合称法国大革命剧），四曰《圣路易》，五曰《哀尔帝》，六曰《理智之胜利》（此三种合称信仰剧），七曰《爱与死之赌》，八曰《李柳丽》。除第一种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兹检全稿悉付世界书局刊行，名曰《罗曼·罗兰戏剧丛刊》。尚有数种，一俟觅得原本，即当陆续译刊，俾成全豹。窃维剧词，贵在传神，而传神之笔，则俗语尚矣。故译文不惜南腔北调，以求达此目的。又《李柳丽》一种，原为散文，而实叶韵。译者草草操觚，但期信达，致有唐突西施之嫌，是则不能无所慊然于怀，而望海内鸿达之有以见谅耳。
贺之才识
三十三年四月一日
罗曼·罗兰的“革命戏剧”还有《时间会来到的》《圣枝主节》《流星雨》和《罗伯斯庇尔》，贺之才称其“一俟觅得原本，即当陆续译刊，俾成全豹”，实际上并未实现，之后他只是翻译了《悲多汶传》，1944年在桂林的明日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罗曼·罗兰虽然一度遭到批判，但他在中国是长期拥有许多读者的作家之一。但是，不论是被批判，还是受追捧，都是针对他的小说，尤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而他的戏剧则被大红大紫的小说所遮蔽。原因或许如贺德新在“丛刊序”中所言：“就技术言，罗氏在戏剧方面的成功，稍逊于在小说方面的。因为戏剧地盘逼仄，不容许心灵的详细分析，不如小说可以无限制地、极细微地，来描述每人对于外来事件底自然的反应。《约翰·克利士多夫》所以可称为罗氏不朽的杰作。他底戏剧，则因插入冗长的哲学辩论而减少生气，然而它亦正自有其特殊价值，例如剧中人物思想情感底高尚，即其一端。”他的戏剧只是偶有再版，但是再版时，或是选择已有的译本，如《群狼》选择的是沈起予的译本《狼群》，《爱与死之赌》选择的是李健吾的译本《爱与死的搏斗》；或是选择重译，如齐放翻译了《七月十四日》，齐放、老笃合译了《罗曼·罗兰革命剧选》，包括《七月十四》《丹东》《狼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颇有影响并多次重印的贺之才的译本连同贺之才的名字从此神秘地消失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