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编剧艺术研究》蔡东民九州出版社2022年8月

二十年前，蔡东民就同我谈过李渔，一包烟，两杯茶，他眼神透出的专注，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他去求学，离开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整个的北方。

多年来，因他从事研究的领域我不曾涉猎，于是我们各干各的，常有微信问候，却不曾有过体现价值的交流。他教书，我在喝茶。

也就是前几天，一个来自苏州的快递，传达着他近年的消息，《李渔编剧艺术研究》沉甸甸的。我说这本著作的“沉”是指蔡东民很见功力的文献式写作。

李渔，中国乃至世界戏曲史上的丰碑。

近些年来，对李渔艺术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日本。在众多的研究学者中，蔡东民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李渔？也就是说凝视李渔，他在想什么？研究李渔，他发现了什么？

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以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古典戏曲的行进中举起一杆大旗。他的创作与传统的“知人论世”仅从道德和人品角度分析人物的方式不同，蔡东民探讨李渔，将视角拓展至其出身、时代背景、性格特质、奇遇经历以及深层心理根源等多个方面，他与李渔在时空中见面了。

于是，在他笔下的李渔是这样的：他在剧作中不仅虚构了独特的故事情节，还突破了传统戏曲母题的束缚。他的创作极具创新性，展现了“反模式化”的高度觉醒。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提出的“不便奏之场上……其可得乎”的问题，体现了他对戏曲结构的深刻思考。这种追求结构艺术的独立性，反映了李渔对戏曲创作的独到见解，他的剧作不仅有助于推动戏曲艺术的创新，还对后来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渔在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上独自前行。

蔡东民发现李渔对语言艺术的关注体现在他对戏曲剧作语言的精细打磨。他在创作中对“一夫不笑”的忧虑，说明了他对语言表达的高要求。李渔的戏剧语言既具备戏曲特有的韵律感，又不乏文学品质，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使他的剧作在表达情感和思想上更加生动且富有层次感。可以看出，他在塑造人物和推动情节发展方面，极为注重语言的精确性和表现力。那么，中国古典戏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其应该更倾向于“戏”还是“文”？李渔在其创作中，尝试了这两者的平衡。他既重视戏剧的结构与语言，又坚持戏曲剧本的文学品质。李渔的这种创作取向，反映了他对戏曲艺术的全面理解和深刻思考。通过对李渔剧本与当今演出本的对勘，可以看出，他在重视戏剧结构和语言的同时，仍然保持了戏曲剧本的文学品质，避免了当代戏曲中过度曲艺化而忽视文学性的倾向。

引入符号学理论凝视李渔的剧作，这是一个鲜活的视角，李渔如何通过符号创造人物性格，还为中国戏曲符号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李渔对符号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角色的表现力，也使得其剧作在文化层面上更具深度。运用符号学又体现在“内心视像”和舞台美术设计上。李渔在戏曲创作中，对“内心视像”的运用展现了他对舞台艺术的深入理解。他通过具体的操作建议，探讨了如何将内心视像转化为舞台表现。这种创新思维，不仅提升了戏剧的表现力，也丰富了观众的观赏体验。在舞台美术设计方面，李渔的写实性景物造型思想方法，反映了他对舞台现实主义的关注。他的设计思想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平衡，为戏剧的呈现提供了坚实的视觉基础。

蔡东民在研究中发现，李渔对“一剧之本”的刻意追求，与西方的“总体戏剧”理论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他在创作中涵盖了舞台呈现所需的思想内涵、框架结构、曲词宾白、音乐舞蹈等丰富的艺术和技术手段。这种全方位的追求，体现了李渔对戏剧综合艺术特征的深刻理解。蔡东民认为，李渔的艺术实践与西方总体戏剧理论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初对李渔是不公的，直到1925年才有专门研究李渔的文章发表，而到1980年~2000年间李渔剧论研究出现了“管涌”之势，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李渔的戏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龃龉现象，反映了学界对他作品的复杂评价。正如蔡东民所认为的，理论家并不一定有用自己的剧作来证明理论的义务。这种观点为我们理解李渔的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通过对李渔的研究，蔡东民把他比作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古典的钟声”。他在戏剧创作中的创新、语言艺术、结构设计及文化符号运用等方面，均表现出他在古典戏剧中的深远影响。他的创作不仅为中国古典戏剧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内涵，也为后来的戏剧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中国戏曲界，蔡东民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