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11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难忘田野里生动的面庞 | 新华走笔》的报道。
作为一个“三农”领域记者，这些年行走在广袤田野，常常会遇到各种人。农民、科研人员、基层干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展现着最真实的生活，给人以触动和启迪。其中，有几位采访过的人物让人难忘——
一个在被窝里哭的农民
江苏无锡惠山区的水蜜桃农孙建勤，是个戴眼镜的农民。个子不高，50多岁，曾被人叫作傻子。村民说他是傻子种桃，“不知道是种桃还是种草”——大家不要的果园杂草，他抱回来放到自家园子，试验农技员讲的果园生物覆盖技术。
这些年来，农科院专家介绍的技术他逐项尝试，良种、绿色种植技术综合使用，种出的水蜜桃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农技人员把他的桃园当成推广新技术的典型。今年夏天，他还接待了来自新疆的果农团，给大家传授经验。
孙建勤与许多农民不太一样。当年因为家里穷，他把上学机会让给弟弟，自己辍学回家种地。几十年后，送儿子去重庆上大学的前一晚，他在被窝里哭了。
故事并未就此止步。孙建勤在当地农业技术学校报了名，每周末往返于无锡和苏州。几年后，父子相继毕业，“上学梦”如愿以偿。
这个爱琢磨的勤快人，自己动脑筋改良快递包装、避免水蜜桃磕碰；在果园边走边聊时，他经常掏出兜里的园艺剪刀对准树枝“咔嚓”两下。这两年，他一直琢磨的是如何能种出“小时候的味道”……
孙建勤给我的印象太深，他像海绵吸水一样渴求知识，在实践中琢磨，和农技专家交朋友，找品种、学技术、拓市场。这种爱钻研、有韧劲的劲头，让人从心底伸出大拇指。
一根铅笔盘发髻的“寻稻人”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80后”研究员郑晓明，是我国野生稻保护专家。她的样子可以用三个画面来描述——休息时，一件连衣裙，长发披肩；海南稻圃里如数家珍介绍野生稻宝贝时，T恤长裤、一根铅笔盘着发髻，有时一根黑铅笔，有时一根红铅笔；野外收集野生稻时，在齐腰深的水里努力寻找，有时连拖鞋也不穿。
在她眼中，搞农业研究不一定就得特别土。“挺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既能下田干活，也能把自己收拾利索。”
野生稻常常具有优异基因，是培育好品种的重要材料。袁隆平先生的杂交稻培育就是始于一株野生稻。近年来，我国在海南建成世界最大的野生稻种质资源圃，郑晓明是其中一位守护者。
发现好的野生稻资源，要寻找、试种、收获、研究，科研人员四季“各地为家”。郑晓明的孩子在很多地方上过幼儿园；下田的时候，她在试验田里干活，孩子就在田埂边拿着手机或者Pad玩；儿子第一个机器人课的作品，做了一个“碾米机”……
种子需要光和热，种业人是追逐光热的人。她的同事中，有夫妇都是做小米育种的，冬天在海南南繁基地忙碌，北京家里暖气漏水都没人顾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个个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潜心研究。正是他们持之以恒、默默无闻的工作，才让更多良种、美食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国粮仓丰盈充实，为国家发展增添底气。
探索盐碱地密码的年轻人
2023年秋天，我从北京出发，坐飞机、换汽车，一路颠簸几个小时，终于来到吉林省大安市。蓝天白云下，广阔的盐碱地上只有水泡子和碱蓬，原始、荒凉、宁静。
盐碱地是重要的战略后备耕地资源。经过人们近两年的治理，在龙海灌片种植整改项目区，已经开始长出稻穗。
“盐碱地能不能治好，关键是能不能留住这些年轻人。”常年在几个项目区上跑，中化环境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曲风臣的一句话，让我挺意外——不是资金、技术，而是年轻人？
在这些项目区上，央企招进的大学生多是学土壤、化学、环境、农学的，有知识储备，也有干事创业的理想热情。2023年秋天东北洪涝，他们千方百计和村民抢排积水，保护盐碱地水稻。
田野里有大学问。年轻人以前在学校做土壤分析，盐碱土放到盆里，而如今在大田，水和盐都是动态的，变化复杂得多；以前以为盐碱地治理投钱就行，现在发现是需要坚持……了解土地、走近农民、感受乡村，不断发现乡土中国的朴实和辽阔。
乡村生活也有挑战。盐碱地多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大家离朋友圈越来越远。曲风臣说，常驻项目区的基本都是小伙子。平时有同事去县里办事，其他小伙子会让他给带个汉堡包，“其实并不是汉堡包有多好吃，只是觉得离城市生活没有那么遥远。”
这些年的田野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种地、土壤保护、育种、病虫害防控、农机研发、水利、电商……都是他们一试身手的舞台。他们让农耕文明悠久的国家与现代科技同频共振，让农作物更健康，土壤更有活力，餐桌更加丰富。
年轻人与农民的互动过程中，一些化学变化悄然发生。就像河北曲周县中国农大科技小院的大学生所说：“我们在这推广农业技术，村里的叔和婶总给我们送菜吃。”虽然在乡村工作生活也有不适应，也会寂寞，但从这里再出发时，年轻人的心里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多样的感情。
给大豆治病的“医生们”
今年10月上旬，我去安徽宿州采访秋粮大豆。在埇桥区栏杆镇王庄村的连片农田，金黄的大豆颗粒饱满。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源超很兴奋，从田里拔出一株大豆、拍拍根上的土，指给我们看——都快收获了，根还是很壮实，说明病虫害防控做得好，产量有保障。
王源超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研究室主任，做了20多年大豆“医生”。黄淮海平原是大豆主产区，而宿州是这片主产区的单产“洼地”。近年来，南京农业大学和宿州合作建设研究院、大豆生物育种中心，集成良种、绿色高效技术、适用农机等措施，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
“我们在这里有了千亩试验田、万亩示范田！搞植保的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可以踏踏实实搞科研、做推广。研究院外面就是试验田，能第一时间把新成果在田里试，把好技术给农民用。”王源超很兴奋。
近些年来，王源超感触很深。一是有地方政府支持，和种植大户合作，成果才能加快落地。二是农民最需要的是方便好用、价格便宜的技术。
“以前防控大豆根部病虫害，只要高垄宽行种植、打药就可以。但在实践中，起垄麻烦，宽行影响栽种密度和产量，农民积极性并不高。”他说，这两年通过药剂拌种，一小瓶盖药剂加上若干种子，在塑料袋里摇一摇拌好就行，简单实惠好用，农民很欢迎。这项技术入选了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东北、黄淮海和南方等大豆主产区都在应用。
好技术要让农民用才有生命力。这两年，王源超团队成员频繁跑一线，晒黑了不少，但觉得更有劲头。
“以前下田有顾虑，怕被农民问这是什么病？怎么治？这两三年全国产区跑下来，不怕了。大豆有什么病害，基本心里是有底的。”团队成员叶文武，本科到博士专业都是学植保，穿着短袖T恤衫，撸起袖口可以看到原本白皙的皮肤。“黑点儿好，这样农民看着亲切，也相信我们。”戴着眼镜、有些瘦削的他笑着说。
农民很淳朴，表达认可的方式是“留我们在家吃饭”“从村里买来一大堆饮料给我们喝”“我们要走时，一路送到路口”“在东北，农民听到我们要过去，早早就采集了一些病害样本，摆在村口等着”……能够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大豆“医生们”有了更多成就感。
广袤大地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论文？要用什么方式，才能真正把它写好？田野的变化，农民的笑脸，是生动的答案。安心做科研，做有用的科研，是科研人员的追求，也是这片热土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