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春明

庄屋，是故乡对存放庄稼屋子的称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或多个庄屋。

庄屋是乡亲们学习开会的地方。生产队开会，要么是传达公社、大队会议精神，学习语录、文件和报刊；要么是集中安排农活。父亲读过高小，在生产队算得上一个文化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先后任过记分员、生产队长、村长，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庄屋那个站着讲话的、那个领学和安排农事的人多半是他。

庄屋是闭塞乡村信息集散的地方。人们趁着开会、学习，咬着耳朵交流着张家猪儿下了多少崽、李家媳妇生了个带把的娃、王家老父亲得了怪病快不行了、刘家出嫁女儿成了寡妇等悲欢离合。同时也悄然散播着赵家老母七十华诞、周家儿子娶妻喜酒等重大讯息。

庄屋是体现生产队这个小社会政治生态的地方。人们听着庄屋凉厅悬挂的钢管发出的“钟声”出工、收工。在这里争吵，讨论决定谁家吃多少救济粮、谁家领多少补助款等大小队务。在这里举手，选出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等“领导班子”，从而决定家族话语权大小。

庄屋最大的功能是体现经济水平发展的高低。一个生产队的庄屋又大又好，说明人丁兴旺、地沃粮丰，吃穿再孬有三分，男人谈对象都会被女方高看一眼。如果庄屋又小又破，说明户少人寡、地瘠粮缺，勤扒苦做还是穷，男人打单身汉的风险就会高得多。

老家生产队的庄屋是全大队最大最好的，一楼一底的四间土墙瓦房一溜排开，前后两块晒坝不下于两亩地大小，特别是前面的那块大石坝，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相亲少女的目光！

小时候，最喜欢的是稻谷、麦子、苞谷装满庄屋的季节，米饭、馒头、苞谷粑的清香实在是太诱惑人了。最讨厌的是红苕、洋芋、高粱收进庄屋的时候，焢红苕、煮洋芋、高粱羮的清淡苦涩，让本来就少油寡水的肠胃实在是太难受了。

庄屋装得最多的存得时间最长的是稻谷。每到稻谷收割的季节，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写满了饱满的期待。

“秋前秋后满田黄。”梯田金黄的稻浪奏响了收获的序章。人们仔细地做着收割的各项准备，打扫庄屋木仓、填堵老鼠洞、整理石磙和磙架；修补搭斗、斗架、躺席、围席、萝蔸；磨錾镰刀、纤担；铲除晒坝的杂草，用稀释的牛粪把晒坝浆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牛粪结成一层厚厚的壳，把晒坝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缝隙都堵了个严严实实。

“开镰了！”父亲拉开架势，刷刷两镰刀下去，手里就攥满了沉甸甸的稻穗。四面八方收割的稻谷，压弯了一个个强壮汉子肩上的扁担、压弯了上坡下坎“嘿咗”的号子声。

打场是庄屋最隆重的节日。夜幕降临，满天的星光、竹竿上的马灯、梁上的电灯把暗黑撕成一束束丝带，把晒坝装点得灯火辉煌。劳累了一天的汉子们叼着叶子烟，女人围着帕子或戴着草帽，把稻把子抖散、均匀地铺满晒坝。几头老牛，拖着石磙，围着自己的“领地”，不知疲倦地画着一个个圆圈，木磙架咿咿呀呀地唱着古老的歌谣。翻场的木叉在美丽的弧线中扬撒出迷人的稻香。木齿耙、木刮板、竹扫帚拖出一条条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沟壑，在庄屋里垒起一堆堆“金山”，为晒坝镀上一层层厚厚的金色。我和小伙伴们在稻草堆里捉迷藏、打滚、翻筋斗，玩儿得比什么时候都开心。

记得有一天晚上，等到打场、翻场、出场等程序走完，已近午夜，小伙伴早各自回家了，我却藏在稻草堆里睡着了。父母累得筋疲力尽，回家倒头就睡，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才发现把我丢在稻草堆里了。母亲急火火地跑到庄屋的稻草堆里又喊又刨，才把我从春秋大梦里拉了出来。

打场间隙，母亲和众多妇女一样，用竹签或镰刀把散落在晒坝边、草丛里的谷粒扒拉出来，小心翼翼用手帕包好带回家贴补肠胃。作为领导的父亲大声武气地朝她们训吼几声，又急急忙忙转身忙其他的事去了。

随着几场偏东雨，庄屋的旮旯角落、晒坝的缝隙里、边上的泥土里冒出的密密麻麻的谷芽苗成了一些人追逐的对象，他们把它捡回家，洗净晾干，熬制成麻糖保存在谷仓里。小伙伴手里的麻糖让我馋得不知道流了多少口水，有一次保爷给了我一块沾满玉米面的麻糖，我吃了一半，另一半放在衣服口袋里舍不得吃，结果第二天全化了粘在兜里，怎么弄都弄不干净，母亲洗衣服时把我数落了半天。那块麻糖让我记了一辈子，也甜蜜了一辈子。

保管是庄屋最亲近的人。老家生产队的保管一直是郝大爷，守候了庄屋数十载。为了防止偷盗，生产队专门请木匠制作了灰斗。一个四四方方的木盒子，加上一个提握的木柄，盒底钻上小孔，排列成固定的字样，再铺上棕毛、装满石灰就成了常用的灰斗。每到收割的季节，郝大爷就提着灰斗在庄屋到处转悠，看到谷堆、谷把子，甚至是稻草堆，都会毫不犹豫地杵了又杵，在上面留下耀眼的“六队”白色印记，向所有人宣示着他的权威和集体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

分谷子是庄屋最闪亮、最高光的时刻。在交完公粮后，分粮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乡亲们终于盼来了分谷子的日子，人们拖儿带女，背着口袋、挑着箩篼，早早来到庄屋大门前抢排轮子，翘首期待着父亲“分粮啰”的吆喝声。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保管打开了庄屋的大门，在“领导班子”共同验证了“六队”印记完好无损后，会计喊出了各家各户应分的数量、出纳报出了大秤称出的斤两，从撮箕里倾泻出的稻谷“瀑布”激荡出欢声笑语，涌进了人们牵开的口袋里、敞开的箩篼中，涌进了家家户户的仓柜里、锅碗中，让日子流淌成细水长流的小河。

1981年，土地下放到户，庄屋连同晒坝被处置给了农户，消失在时代的尘埃深处。而那些闪亮的碎片，却在几代人的记忆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作者简介：陈春明，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涪陵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有小说、散文、诗歌、时评等作品发表于各级报刊和网络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