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面对着20世纪中国的苦难，与21世纪多元且未知的未来，人们曾畅想假如引领大航海时代的是中国，那么世界的格局会不会就不是这样了，所谓的西方现代化也会变为东方现代化，中国人将不必为了自己的落后不自知而自卑。于是，人们按图索骥，找到了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七八十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无限感慨如果下西洋的壮举要是继续下去，或许中国就先于欧洲找到了美洲，也就抹去了20世纪的那些阴霾。

很遗憾的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伴随的是漫长的海禁，古代中国与海洋接触的巅峰也就停留在了郑和时代。学者郭建龙在他的《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中，在地理大发现的时间范围内横向对比世界，分析中国在这三百年中的努力与遗憾，其中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有着更为新奇的视角。

郑和，这位被后世尊称为“和平使者”与“海上巨人”的三保太监，在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年—1433年）间，七次扬帆远航，足迹遍布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触及了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远洋航行，虽然郑和的船大多是沿着海岸线航行，但仍旧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先进的舰队。这个舰队人数最多时，船队人数超过两万七千八百人，这样的规模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之最，即便是许多小国家的军队也难以望其项背。舰队中的巨舰，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不仅是海上的移动城堡，更是当时造船技术的巅峰之作。

这庞大的船队并非为了商业贸易而建造，它的背后，是明朝政府对民间航运力量的整合与收编。明朝对于造船技术并没有太多发展，主要是集合宋元时期的民间造船技术，无论是蒙古东征日本还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统治者都是直接使用宋代已经成熟的造船技术。永乐皇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现成资源，建立了国家船队。但与此同时，一方面收编民间力量建立“国家队”，另一方面限制民间造船顺势推出了海禁政策，这将航海定性为了国家行为，民间不再参与海洋文明的建设与经济贸易。

海禁政策的实施，对中国造船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禁用全面禁止的措施，维护了海疆的安宁，只要人不出海就没有海盗劫掠、与他国的贸易纠纷、外来势力入侵等问题；但它也严重束缚了民间航海业的发展，民间只有能力造出近海航行用的小船，南宋时期远航贸易的那种大船被明令禁止，逐渐地除了官方掌握的造船技术，民间造大船的能力也被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造船业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就更别说远航探索更广阔的市场与资源了。

在郑和下西洋的背后还隐藏着明朝对海外华人势力的复杂态度。元末明初时期大量中国人因战乱与生计所迫移民东南亚形成了许多华人社区与城邦组织。书中以洪武二年（1369年）陈祖义领导的广东移民举例，他们移民到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一个叫做旧港的城市，他们过去时旧港恰好处于权力真空期，陈祖义顺势夺取了这个地区并将旧港发展为华人在海外的根据地。

然而明朝政府对于海外华人势力却持防范态度，并不认为他们对华人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益，反而非常提防。或许是因为对朱允炆的担忧，永乐皇帝认为他们可能成为帝国的不稳定因素，他曾派出大量使节前往海外，监视与限制海外华人与国内联系，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皇帝还专门派一个使团前往旧港招募本地的中国人。陈祖义和另一位华人头目梁明道为了让皇帝放心，还曾派人随着使团回国朝贡。但这并不能消除皇帝的担忧。就在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时，郑和船队经过旧港，素来“听闻”陈祖义依仗强权劫掠商旅的他果断采取行动，陈祖义五千同伙被杀，十艘战船被焚毁，缴获七艘战船，活捉陈祖义等三人，拿着缴获的两枚铜印，将他们带回了京城处决。旧港这个地方设立了旧港宣慰司，皇帝任命与明朝合作的华人担任此地官员。

这一事件也能看出郑和下西洋背后的一个真实意图，铲除明朝能触及的势力范围内的其他“不听话”的势力，杜绝沿海地区人民与海外势力的联系，彻底维护海禁的成果。郑和带着任务出海，而这任务绝不是开展贸易增加联系，后来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停止也是与其本来目的有关。明朝官方的航海，却无法产生利润，巨大的消耗，也在消磨着人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忍耐。郑和的出海主要是为了完成宣扬国威的政治任务，附带着满足朝廷贵族们对部分奢侈品的需求。由于缺乏民间经济的配合和有效的贸易，每次远航都需耗费大量钱粮与人力物力，而带回的奇珍异宝、朝贡使臣，虽能撑撑面子但难以补足里子。因此，当永乐皇帝去世后，新即位的明仁宗在朝野的强烈反对下决定召回郑和停止远航活动。

随后而来的就是漫长的海禁，以及逐渐严重的倭寇问题。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曾是追赶的过程，相较于靠海的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地中海地区等还是落后的，我们从唐朝开始追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主要是民间的经济动力，在宋代终于到达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明初的海禁一直持续到隆庆元年（1567年），停滞了一百多年，退化到一切都要重来的地步。在中国解除海禁之前，麦哲伦早已完成了环球航行。

作者在书中追溯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这三百多年里，中国的得与失，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衰败而被动挨打，这个历史期间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训。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试探的百年，时间从1516年到1644年，从隆庆开关到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第二部分是跌宕的百年，时间从1644年到1735年，清朝早期的开放如何发展成中期的封闭。第三部分是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时间从1735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的西方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而中国却关闭了大门，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我们能在书中看到中国无数次弯道超车的机会，但出于种种原因，最后也只能接受历史的苦果，最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却总是选择闭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