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月，63岁的陈冲结束了新片的拍摄，回到了位于旧金山的家中。
已是10月初，旧金山却仍徘徊在暑气的尾巴上。傍晚五点，她化了淡妆，头发梳成背头，在书房接起了我打来的视频电话。她背后是书籍满目的书架，正对着一扇明亮窗户，阳光很好，她那件白色真丝衬衫在发光，褶皱像波浪一样起伏。
她眯着眼睛和我聊起刚刚杀青的新片《蒙特利尔，我的美人》。她饰演一个生活在蒙特利尔的中国移民，和丈夫有两个快成年的女儿，在54岁之际面临从小被压抑的事实：她是个同性恋。陈冲，或者任何一个华人女演员，都很难有机会接触一个这样的角色，这让她兴奋，同时也陷入自我怀疑。
“我已经许多年来没有主演这样重的一部戏了，我也有严重失眠，我就想：我是不是还能够胜任这样一个挑战啊？”
陈冲的语速很慢，讲述中会有停顿和反复的订正，仿佛是先在脑海里写成文章，试图捕获到最能准确描述感受的词汇。这个缓慢深入自我的过程，联合她的内心世界一同示人，即便她的感受是脆弱的、不“体面”的、和人们对她印象不符的。这在愈发封闭的公众舆论场并不常见。
陈冲擅长在演员的工作中调用这种自我打开的能力。《末代皇帝》里，陈冲饰演的婉容在和溥仪的婚姻里濒临崩溃边缘，她在长春伪满皇宫溥仪的“登基大典”上，大口将兰花塞到嘴里咀嚼，留下了一个影史的经典画面。而在本片拍摄期间，现实世界里，陈冲的第一段婚姻也正陷入混乱，她在深夜的酒店走道上狂奔。
惊人坦诚的细节都被记录在陈冲的自传《猫鱼》里。一些演员可以在演戏时“说话”，在需要开口的时候木讷；但对于陈冲而言，使用语言和使用形体，似乎同样得心应手。2018年，《末代皇帝》导演贝托鲁奇去世，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悼念文字。作家金宇澄看完后说她写得很好，应该写书。疫情期间，在上海的隔离酒店里，她开始为《上海文学》写每月一篇的专栏，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变成了《猫鱼》。
日头开始转移，烈度却没有减弱的意思，屏幕那一头，光斑从她的身体一点点爬到脸上。
“太阳刺得我够呛。”她说着，向后撤了一步，重新回到阴影里，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我想起她在《猫鱼》里写，光线的变化引起的心理变化很有意思，在黑暗中，人们会说出各自不会在亮光下吐露的心事。
《猫鱼》，陈冲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4-6
采访前，我准备了一份问题很“大”的提纲，关于“陈冲和时代的距离”。当你面对一位在70年代获百花影后、80年代远赴美国、长达半个世纪始终站在创作前线的女性，你总是忍不住去探究时代在她身上留下的刻痕。
我试图问了其中一些问题——中美之间电影工业的对比、亚裔女演员的困境、疫情三年如何影响了创作表达，问题本身都被轻轻滑过，她鲜少运用结构的、关照社会的视角，但能把人迅速地拽入那个时代里她所处的情境，进而抵达私人的经验和私人的感受。
说到美国的电影工业，她想起的是她的化妆师，50多岁，胖胖的，皱纹很多。有天化妆师带来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极其美丽。化妆师察觉到了陈冲的惊讶，说：“是啊，我曾经又年轻又漂亮。”顿了顿后，化妆师继续说，“现在我只剩漂亮了。”
说到这里，陈冲大笑起来：“这句话，我以后一定要用一用。”
在专栏里写到某一个年代的技术参数细节时，金宇澄常常鼓励她展开写写，但陈冲的回复通常是：已经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了。金宇澄说，她对于“物”的描述兴趣有限，沉浸在只属于她的内心景象里。
小女儿关心正义，会为家政工的权益上街游行，向联合国递交声援信。有好几次小女儿回到家，因力竭而失声。女儿仍然相信自己的声音可以改变世界，这是青春最美丽之处，但，陈冲说，她已经完全不相信了。
那么如今的陈冲关心什么？
夕阳还有最后的余晖。“晒得我热死了。”她忽然说，语气却不是在责怪。她此时起身，端起电脑，坐到了暗处的沙发前。我提及了她刚拿下的覃惠兰事迹的电影改编权。覃惠兰当了40年的内科医生，因为穿了件儿子的大衣，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被邀请到巴黎时装周的秀场走秀。她像听到了一位老朋友的名字，左手撑在沙发上，扶住太阳穴，歪着头，快活地大笑。
“她的人生，我有兴趣发现它。更有趣的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时空，是不是很年轻，她就可以当一个模特，还是必须要到了70岁？就跟爱情的发生一样。”她的眼睛在阴影里发亮，像发现了真正心爱的玩具，“我的确对人的命运有极其强烈的兴趣。”
陈冲在覃惠兰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1981年，她抛下声名煊赫的演艺生涯，远赴美国，从在中餐馆端盘子做起。人们以为她富有决心，但这或许是对她最大的误解。陈冲说：“我有时候拳打脚踢地在努力，浑身伤疤地在努力，但也可能如果没有花那么大精力，这个也是我的，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
于是陈冲这样回答我关于“和时代的距离”这个问题：
“我没有整天想这件事情。我就是在生活，跟着自己的命运走，每一天跟所有的人一样，三餐饭、晚上睡觉，会有很多好奇，会有许多想学的东西，会有一些自己不同意的事情，都会有，但是这个不是我整天在想的事情。”
陈冲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是局外人，但在家里，她不是那个局外人。五年前，当她接受《十三邀》的采访，被问到此刻最大的困惑，她的回答是“和孩子们的关系”。如今答案仍然相同。两个女儿已经成年，母女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她总觉得自己不太了解她们，渴望更了解她们。
《猫鱼》的结尾，是小女儿在家筹备一场和高中好友的新年派对。为了不让孩子们扫兴，陈冲答应女儿待在自己的屋里，假装不在家。她半躺在床上企图看书。楼下越来越热闹，她听到孩子们齐声喊着：“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她担心他们喝醉，想下去看看，最终忍住了，在新年潮湿的夜风里，迷迷糊糊睡着了。
采访接近尾声，到了晚餐时间，陈冲的答复开始变得简短，中途看了两三次手表。我想起她说，在很多年的分离之后，大女儿最近回家了。太阳落下，现在，她要回到她的生活中去了。
我无法做一个享乐主义者
《新周刊》：我看最近你有连着几部戏都是在北美拍摄。
陈冲：对，三个，其中两部都是喜剧。其中一部Oh.What.Fun.的导演做过很多喜剧。他在拍摄现场的监视器前看我表演时总是哈哈大笑，说：“我真的太高兴了，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funny”。
我也挺欣慰的，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演喜剧。年轻的时候我是个特别严肃的人，我觉得悲剧是最高级的一种表达。到属于我人生的冬季了，我的确是发现了喜剧。
人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悲剧比较多，反而年纪大了，在生活中，哪怕不是那么好的情境下，仍然能够发现其中的喜剧，能够看到它的荒诞。
《新周刊》：这些年你一边在美国的工业体系中参演电影，比如新版《喜宴》《弟弟》《蒙特利尔，我的美人》；也会有另一段时间在国内拍摄或者执导电影，比如《忠犬八公》《世间有她》。两套电影工业体系对你而言是不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
陈冲：拍电影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当然跟我当年十几岁的时候拍戏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在国内拍戏，跟我当年在国内拍戏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今天在国内拍戏或者在国外拍戏，相似的地方其实超过了不同的地方。
那种我书里写到的大篷车的感觉，或者说是马戏团的感觉，也是相似的。拍电影的人，好像是特殊的一族人。
《新周刊》：这种大篷车的感觉，我记得你说，年轻的时候拍《小花》时会有，现在对你来说这种感觉还会强烈吗？
陈冲：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自己有很安稳的一个家。那么多年了，你遇见一群人，开开心心在一起工作两个月，完了以后，有可能这一辈子永远都不再见到他们。
回想拍《末代皇帝》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半年时间，一些人都很熟悉了。电影结束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每拍完一部戏会很伤感。我看见组里的年轻人，有一些第一次拍戏，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家常便饭，这就是我的现实。
拍《弟弟》时我小女儿在剧组帮忙，拍完后她去参加了wrapparty（杀青宴），我都没有去。首先我不是一个party的人；其次，如果是你很年轻的时候，这样你还有一次再见到他们的机会，可我已经那么熟练，知道所有的相聚都意味着某一天的分手。
《新周刊》：听起来跟感情也有点像，一段一段的感情，当时当下大家是很愉快的，但是分手之后，也不太有那么经常的联系了。
陈冲：现在的人就是很少联系。年轻的时候，还会我和你交换一个电话号码，交换一个地址，也许会通信。现在合作的人，可能连电话号码都不会交换。拍摄的时候，你们每天有很多话可说，你的友谊其实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拍这个电影。但是，如果在咖啡店碰到他，如果在酒吧碰到他，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为朋友？
我们都已经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很清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好友。我不是一个很善于社交的人，我只有很少的朋友，但是这些朋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忠诚于他们，是真正需要的，真正的朋友。像这样的付出和得到，不可能同时给到100个人。
现在我们的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的各种朋友，几百个几千个，“朋友”两个字的意义已经变了。真正交心的，真正有精神交融的，真正互相需要的、互相给予的，不可能太多。
《新周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最近年轻人中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叫作“situationship”。意思是，这是一种情境式的关系，当情境结束了，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更追求这样的一种关系形态。
陈冲：反正摄制组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只要是有过真诚交融的，仍然是个礼物。
《新周刊》：你在最近的采访里面把自己形容为“影视罪犯”。还挺意外你会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
陈冲：哦，我说了吗？我的意思其实是，在那一堆娱乐垃圾当中，我也贡献了自己的那几桶。
《新周刊》：你觉得对自己有损耗吗？
陈冲：我不觉得有太大的损耗，我只是觉得，大家那么辛苦地工作，然后创造了一堆垃圾，是一件蛮荒诞的事情（笑）。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工作，大家都觉得会拍出一个好的东西来，都是在努力。拍一部坏电影跟拍一部好电影，一样辛苦。
《新周刊》：当年和你一样活跃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已经很久没露面了。我也很好奇，是什么驱动着你一直保持在创作一线？
陈冲：首先人各有志，有些人不在一线，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于我来说，我需要创造。
我有一段时间跟我哥哥在一起做家具，也是非常非常幸福。一个没有的东西，你会把它变成有。写书也是这样，一本不存在的书，现在存在了，你把它创造出来了。一个角色也是如此。有时候想好好做一个菜，把所有的佐料都买来了，尝试一个新的做法，然后端出来了，你也是创造了某一种东西。我很难想象我的生命不再创造。
别人的好评或恶评也好，得奖或没有得奖，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得奖的话，肯定就当接收到了一件礼物；得到了某一种恶评的时候，也许会反省一下，或者觉得受到了某种误会，别人没有理解。但都不是那么重要的。真正让我觉得充实，让我觉得愉快的，给我一点满足感的，就是创造的过程。所以我希望持续这个过程。
我也是活到那么老，才坚定地认识了这一关键的、我的本性当中的一个东西。它使我快乐，所以我就一直在做。它给予我意义感。
一个人的时候，最像我自己
《新周刊》：你说过，相比在摄制组，写作给你带来的自由感是更强的。
陈冲：写作的时候是独处的时候，沉浸在记忆和想象当中，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的表达，在生活当中，在人与人之间，我并无法做到。我平常生活中不太会说话，所以当我能够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表演感的时候，去回味、去想象、去期待，这是很美好的。
《新周刊》：你之前在《十三邀》里讲过，日常生活中跟人交往，每个人都会有表演感。在写作中，你是更赤裸地在面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吗？
陈冲：就是很赤裸的，真的花时间跟自己在一起，也可以质问自己，企图了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最像我自己的时候。
《新周刊》：那你在写东西的过程当中，会考虑到你的读者是谁，或者在对谁讲话吗？
陈冲：我当时只是写给金宇澄一个人的，他永远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如果他更想知道某一件事情，我就再多想一想，我再看怎么发挥一下。有个倾诉对象，这个倾诉对象就是金宇澄。如果没有他，也不会有这本书。
《新周刊》：有好几位朋友，因为特别喜欢你的文字，订阅了《上海文学》，为了第一时间能看到完整的文章。
陈冲：因为《上海文学》每个月有交稿的日子，有的时候会赶一些，我会觉得好像还不应该出炉的东西就出炉了。到后来出书之前，我就有机会又重新再过一遍，有机会再减少一些遗憾。
也像你说的，有一些读者因此去订阅《上海文学》。我记得去《上海文学》办公室签杂志，签了好几百本。编辑跟我说，以前还真的没有人来这样做的，这些都给了我一些自信。我自己很想叙述的事情，或者对我来说情感上很重要的东西——以前我会犹豫，我会怀疑——别人也会想知道吗？这些对我重要的事，对别人会重要吗？
（图/《上海文学》）
《新周刊》：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陈冲：有不少。比如我搜集到的祖辈的资料，比我现在写出来的还要多。在《上海文学》连载的时候，因为我写了许多祖辈的事情，用的是原资料括弧里的东西。《上海文学》的编辑，还有老金都跟我说，写他们还是要写跟我的关联，有一些就放弃掉了。但也是从这些旧报纸的文字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的精神，那个结晶还在那里。
如果我一个人闭门造车，可能会走错一点路，通过连载我会和别人有一些商量，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的确觉得自己是在学习。
《新周刊》：很多人会评价《猫鱼》的写作是很古典的。你在写作的时候，会有意识拉开跟当下的距离吗？
陈冲：没有，我完全没有考虑到怎么样拉开距离、怎么样拉近距离，我都没有想过。我只想到说，就好像是在给金宇澄写信。
《新周刊》：这种嵌套很有意思，因为书里也收录了大量你当年和友人的通信，整本书你又是作为信的方式去书写、去讲述。
陈冲：那个时候我写了很多信，只有一个人40多年后还把信保留在那里，这本身也让我很惊讶，让我一瞥原始的自己。他第一次说起的时候，我都忘记了我曾经给他写那么多的信。就像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照亮了一点，点燃一支记忆的蜡烛。从这些信当中，找回了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生命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新周刊》：你第一次看到40多年前自己写的信，会觉得像看一个陌生人吗？
陈冲：我能找到一些基因里带来的统一的东西，但是基本上在写少年时代的时候，我的确感觉好像该用第三人称，这个人已经离我很遥远了。
《新周刊》：你刚开篇用“妹妹”来叙述自己，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陈冲：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审美距离的话，我也有一种安全感。我仍然是那个女孩，但是我又完全不是她了。
《新周刊》：我记得你上《十三邀》的时候说过，如果回到当时，要对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不要紧，都会过去的。现在还是同样的想法吗？
陈冲：年轻人经历的毕竟没有老年人那么多，有时候我女儿遇到了某些人和事，会觉得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有许多年轻人，如果高考失败了，就觉得好像生命失败了。但是你活过来以后回头看，都不是天大的事情。
《新周刊》：所以你说这句话，也是在对自己女儿说。
陈冲：我会这样安慰她，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所有的弯路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你都必须经历过来，不可能用一个老人的经验给予年轻人忠告。有时候你回头会想，青春是被挥霍掉了。但是如果不是挥霍掉的，就不是青春。当我看见身边的年轻人，或者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也知道这是他必须自己过的一个坎儿。
我在书中也写到过，一个人的理想死亡以后，爱情死亡以后，他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成长。并不是说死而复活以后的自己就没有理想了，也还是有理想，但是是不同的规模了。
《新周刊》：你说到的“理想的死亡”“爱情的死亡”，有某一个具体的事件吗？
陈冲：爱情肯定就是初恋的失败，因为你原来认为真爱一生只有一次，很幼稚嘛。理想的话，我们是那个年代理想教育出来的，从小是信仰过的。
《新周刊》：这两个过程都发生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之后你还感受到观念的反复吗？
陈冲：活了那么久了，肯定是有某一种反复。有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的否定，再对自己的肯定，再对自己的否定，肯定已经无数次了。越到老了，我就越相信去追求、想象某一种比政治更久远的东西，相对永恒的东西，宇宙、星球、人、爱、生命本身。然后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东西其实都是噪音，没有太大的意义。
《新周刊》：对你来说，成熟的过程，也是去分辨哪些是噪音、哪些是内心真正的声音。
陈冲：是的，因为生命是这样一个一个偶然的事故、偶然的奇迹，也就是暂时从星尘借来的原子。是我现在这样一个人，会度过这样的一生，经历了、看到了那么多那么美丽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学会了怎么样去珍视生活本身。
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不可能的
《新周刊》：前几年你会在采访里面提到，当时你最大的困惑是跟孩子们的关系，现在还有这样的困惑吗？
陈冲：还有。当然孩子们成熟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但是因为小女儿在纽约，大女儿也才回来，很多年都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总觉得，我好像不是太了解她们，总是渴望更了解她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迹象去揣测她们的内心，因为她们并不一定会把内心跟我诉说。
《新周刊》：你提到过，这一次参演《弟弟》，小女儿也在剧组帮忙，她反而通过这一段经历，更多了解了你作为演员的工作。
陈冲：因为她自己也对表演很有兴趣，所以很多事情会跟我交流。最近她们学校纽约大学有一个戏剧节，她会演一个很好的角色，会跟我谈论这些。比小时候可以说的话更多一些，但是真正想知道她内心深处，也不是那么容易。
《新周刊》：你也饰演过很多次母亲的角色，会把生活中身为母亲的情感经验注入其中吗？
陈冲：肯定是的，不然的话我根据什么东西呢？肯定是根据我心目当中的母亲去衡量，哪怕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母亲。也是在情感上会基于我对孩子们的感觉、他们对我的感觉。
一切表演，哪怕是最离谱的角色，其实都会在生活当中去寻找到它。演员，或者任何艺术的表达者的幸运也在于此。一个人身上有天使也有魔鬼，我们可以全部当财富来保留。我不能想象一个搞艺术的人，演员也好，作家也好，（身上）是没有魔鬼的。
搞创作的人的幸运就是，所有走过的弯路、受过的苦、经受的不可安慰的疼痛，都是财富。自身许许多多不见天日的东西，也是财富。我不一定要从理智和意识当中，去肯定或者否定它，我只需要留意它是存在的。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当我用到它的时候，我都是在安抚它。只有安抚了它，我在生活当中才可能成为一个稍微可爱点的人。
《新周刊》：你人生当中最长的一段停顿是什么时候？
陈冲：在养育孩子的这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也让我认识到，我还是需要工作。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不是每天早上去上班、每天晚上回家，我去出外景会给孩子们带来了某一种伤害。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完全不工作的话，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因为我会是一个没有充实感的人、很不快乐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选择，你必须要维持自己，与此同时，你要尽一切努力去爱你所爱的人。当人们问，你是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没有这样一件事情，不可能平衡的，哪里有平衡？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做了它就不能做另外的，都是有牺牲的。出外工作，你的家庭为你做出了牺牲，你也牺牲了某一种天伦之乐。但这是你的选择，你不工作的话，也牺牲了自己的这一份愉悦，这一份充实。
所以生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和矛盾当中的选择。
我就是在生活，跟着自己的命运走
《新周刊》：你提到自己很多年都在饰演配角，这和要兼顾家庭有关。你会觉得和别的结构性原因也有关吗？比如亚裔在美国的处境，中年女演员的机会不多，等等。
陈冲：跟你以上所说的都有一些关系。我对命运没有什么太多的抗拒和抗争，是能够随遇而安的，是能够被命运带领着走的，从中去发现它究竟是什么。
我没有特别精心的计划，或者想，演这部戏对我有好处、有坏处，我非常少想。有时候时间合适了，有时候工资合适了，就说，好啊，那就再做一部。在拍某一些质量不够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烦躁，你必须提醒自己说，这是一个工作。
演到有挑战性的好角色，你会觉得，这个是工作吗？这个怎么叫工作呢？这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儿。
《新周刊》：我还挺意外的，大家看你的经历，会觉得你是特别富有主动性的，会倾向于觉得，你是会引导自己的命运的。
陈冲：这是我现在才认识到的。我有时候拳打脚踢地在努力，浑身伤疤地在努力，但也可能如果没有花那么大精力，这个也是我的，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
包括努力。并不是说我随遇而安了，就完全失去主动性了。我不可能不去努力，但是在没有成果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太沮丧，会认识到这是命运轨迹中不可避免的一段。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经过精心策划的，都是比较感性的。努力也是很感性的。
《新周刊》：你知不知道最近国内有一部热映的电影，叫《出走的决心》？
陈冲：我不知道。你要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出走”是个什么概念？
《新周刊》：是讲一个中年女性离开家庭、去找寻自己的故事。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困住了。尤其是女性，想要冲破桎梏。我也注意到，很多人会提到你在80年代前往美国的经历，不知道你觉得当年你的“出走”，和现在年轻人说的，是不是共享一套叙事？
陈冲：我是相对感性的一个人，很多决定也都是跟着感情走的。回头看，我是需要自由的一个人，就像你刚才说的，要挣脱桎梏，我不愿意被套在里面。
我也不是上班族，我就在想，如果我每天朝九晚五，恐怕天性会受到很大的抑制，也可能会跟那些出走的女孩子一样，出走去找到自己的自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挣脱某一种圈套。
《新周刊》：我看你拿下了覃惠兰阿姨的事迹改编权，这个故事是怎么打动到你了？
陈冲：覃惠兰虽然年岁比我大一些，但是我们是同代人，经历过非常相似的历史。那是很统一的一个年代，现在才比较多元化。
她的人生，我有兴趣发现它。更有趣的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时空，是不是很年轻，她就可以当一个模特，还是必须要到了70岁？就跟爱情的发生一样。它必须在一个对的时间和一个对的地方，这两个人遇见了，早两年也不行，晚两年也不行，换个地方也不行。
《新周刊》：你自己也是从一个很巨大的时代穿梭到了下一个，你会主动和现在的时代保持距离吗？
陈冲：我没有整天想这件事情。我就是在生活，跟着自己的命运走，每一天跟所有的人一样，三餐饭、晚上睡觉，会有很多好奇，会有许多想学的东西，会有一些自己不同意的事情，都会有，但是这个不是我整天在想的事情。
《新周刊》：你会在意自己身上“不够进步”的部分吗？
陈冲：那些部分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学习了。也有些我自己不知道，我有自己封闭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我也需要这样的封闭。我不是整天在刷抖音的人。我们生命不够长，在这样有限的一个阶段当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之中，我只能去关注自己认为最有意思的东西。让我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对时事都不是特别关心。生活在社会里，你当然得关心一下，但是兴趣不大。我关注的是更永恒一些的，更抽象一些的东西。
《新周刊》：在《猫鱼》这本书中，你一直提到自己作为局外人、隐形人的身份，在初到美国时尤为强烈。这种感觉，现在在你生活中还存在吗？
陈冲：我甚至觉得，我这一辈子其实都是一个局外人，这似乎也是我想要的。小的时候没感觉，因为在拥挤的条件下成长，大家混在一起。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不是一个能跟大家混在一起的人，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局外人的位置才合适。
演戏的时候，我要从上影去上外读书。当学生的时候，又返回去拍戏。拍着拍着又决定去美国留学。然后忍不住还是要去拍戏，现在来写书。局外人的视角，可能是天性。
有时候我会羡慕别人，在一起闲聊、融入。在任何地方，我都像在看橱窗里的一个东西，不是真的跟橱窗里的人在一起。我有时甚至会灵魂出窍那样，浮在天上看自己。
《新周刊》：你在《猫鱼》里说，只有平江路的老房子才能称之为家。后来你在世界各地建造的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家里你还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吗？
陈冲：我在家里不是局外人。家在哪里不重要，就是有家人、有亲人。平江路的老房子是个梦，是一片失去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