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对“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的搁置以及对五代机升级的做法透露出明显的信息——其在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上遇到了较大问题
F-22可用于实战的数量不超过180架,妥善率在49%左右,而F-35的妥善率也被批评为“完全不可接受”,特别是F-35B型的任务妥善率仅为14.9%,难以有效执行目标任务
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仍有累计约4200天的等待维修积压量,这相当于“一年减少约10艘舰艇”
受人力成本上升和物价不断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军装备在维护保养和更新换代方面存在时间周期长、升级难度大、工作积压多等诸多困难
美国自2000年以来造船业流失的技术工人已经超过2万人,主要造船厂的数量从27家下降到了8家,目前除商业造船厂外,只有4家海军造船厂正常开工,其中仅1家可造航母。由于造船周期长价格高,如今美国海军入役舰艇数量远低于退役舰艇数量
当前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已被严重削弱,即使为了发动“高端战争”进行广泛动员,也很难再现二战时期珍珠港遭袭后战争机器全速开动、武备数量急剧扩充的场面
由于军备建设存在系统性问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军事装备“代差优势”的目标已难以实现
文 | 闫文虎 王盛 涂新山
通过可控军备竞赛提高战略对手的战略成本,进而拖垮对手,使其失去与美国竞争的机会与能力,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战略选项之一。
自2019年8月2日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始,美国就试图掀起并主导新一轮全球军备竞赛。5年来,美国虽然采取多种手段来提升军事装备发展水平,但愈发暴露出因能力不足而难以为继的问题。
计划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美国能否像冷战时期一样,通过军备竞赛在当下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美国战略界对此有诸多质疑。
一是装备研发的进度与美军的计划有巨大差距。
在新型装备研发领域,美军存在整体定位不明、研发主体分散、成本造价高昂、技术试验困难等多种挑战。
空中领域,美军曾宣布将以第六代战斗机取代现有的五代机F-22,可到了2024年初,美空军又称将花费10亿美元升级F-22的传感器系统。7月30日,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表示,美国空军将把“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搁置几个月,以便审查第六代战斗机项目是否“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一表态立即引发外界的讨论与猜测。同月,美军空战司令部司令又称:“F-22还没有替代品,它是一款非常棒的飞机。”美军对“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的搁置以及对五代机升级的做法透露出明显的信息——其在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上遇到了较大问题。
海上领域,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级新型驱逐舰的设计目标包括先进的隐身技术和强大的武器系统,但在研发过程中接连遇到成本超支和各种技战术问题,其中,155毫米先进舰炮系统由于弹药成本过高而备受争议。美国海军原本计划建造32艘该型驱逐舰,最终决定只建造3艘,削减幅度达到91%。
陆上领域,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2024年称,美国陆军的网络战、电子战能力偏低,其装备完好率和技术现代化水平在美军中仅略高于排名倒数第一的海军陆战队。同时,美国陆军还将在较长时间内面临军种预算经费下降的现实问题,其在技术研发领域的困难将进一步加大。
二是现有装备老化的态势没有改变。
截至2020年,美国空军13种型号飞机的平均机龄已超过40年,有8种型号飞机的平均机龄超过50年,其中KC-135型空中加油机的平均机龄已达60.35年。截至2023年,美国空军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A-10C、F-15C/D和F-16C/D战机的平均机龄分别为41年、38年和32年,均已超过计划使用寿命。
海军方面,美国海军11艘航空母舰中,首舰“尼米兹”号于1975年服役,至今已超过40年,其他3艘“尼米兹”级航母服役时间也超过了30年。22艘导弹巡洋舰中,首舰“提康德罗加”号于1983年服役,至今已服役40余年。美国海军曾计划在2022财年退役5艘较老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但这一计划并未获国会通过。2020年7月,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德”号在圣迭戈军港内爆炸起火,该舰于1998年服役,至今已服役26年。近年来,美国海军装备老化问题导致事故频发,仅2000年至2017年,就发生事故25起。
美国陆军部分主战装备也面临同样问题。例如,M1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最早的型号研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经过了多次升级,但其原始设计和技术性能已无法充分满足现代战争需求。又如,M113型装甲车自1960年起一直在美国陆军服役,如今,面对现代战场上空地立体的反坦克火力,其防护能力已显不足。
三是武器装备与任务匹配不佳。
在太空,美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安全性能已不能适应任务规划。2024年8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由于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的安全性问题,原本计划短期停留的2名宇航员将不得不延长他们在国际空间站的停留时间。原本计划停留8天,现在将延长至至少8个月,这在美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
空中,美军的优势已难以有效确保。以先进战机绝对数量和质量优势夺取制空权,是美军在波斯湾、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等现代战争中对敌实施降维打击的重要条件,但目前美国空军战机数量已大幅减少。截至2022年,美国空军库存战斗机仅为2176架,与1991年海湾战争发起前的4556架相比,减少了约52%,其在全球同时执行多个重大军事任务的能力被极大削弱。此外,美军五代机的数量远远低于预期,仅为全部库存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F-22可用于实战的数量不超过180架,妥善率在49%左右,而F-35的妥善率也被批评为“完全不可接受”,特别是F-35B型的任务妥善率仅为14.9%,难以有效执行目标任务。
海上,美国航母在全球各地的“空窗期”愈发频繁。美国海军的航母部署通常遵循“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航母在战斗值班、三分之一航母在维修以及三分之一航母在训练。按此原则,美国现役11艘航母中应有4艘处于战斗值班状态。但近年来美国海军在航母调度上显得捉襟见肘。2018年,美军在全球出现“航母空窗期”,没有任何航母处于战斗值班状态,时间持续了22天。在美国重点关注的西太平洋和中东地区,也经常出现“航母战力空白”,美国海军不得不频繁跨区域调动航母。近日,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防部宣布“不限期”在该地区部署两艘航母以保持威慑,美国将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紧急调往中东,西太平洋由此出现了“航母空窗期”。
此外,受航母维修时间拖延影响,美国多艘处于战斗值班状态的航母接连出现超期服役情况。2020年“林肯”号曾连续战斗值班295天,创下了冷战后美军航母部署最长时间纪录。2022年“杜鲁门”号也连续战斗值班285天。2022年9月20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仍有累计约4200天的等待维修积压量,这相当于“一年减少约10艘舰艇”。当前,美国西海岸只有普吉特湾海军船厂的6号干船坞可用于航母维修,美国航母“排队等待维修”的情况将日益严重。超期战斗值班将大幅透支美国航母的战备能力,也会对美军在全球执行威慑和实战任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陆上,美国陆军有大约18亿美元地面战斗装备由于储存不当而正在损坏或面临损坏的风险,削弱了美国陆军的作战准备能力。2023年6月1日,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刊登文章称,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发现,美国陆军设在科威特的预置装备库中的装备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库中6门M777榴弹炮的全部、29辆M1167“悍马”高机动多用途轮式车辆中的25辆,在运往乌克兰之前均需进行维修。
四是新技术运用与部队转型升级不协调。
近十余年来,美军提出一系列新型作战概念,加快推动新型装备研发和部队转型升级,企图迅速弥补“高端战争”能力不足的问题,但相关武器研发进度、列装速度普遍慢于预期。
海军方面,原计划“福特”级核动力航母2017年入役,但至今仍未形成完整战斗力。原本设计用于前沿战场、部分替代航母功能的无人水面舰艇目前仍处于试验状态,尚未完成定型。
空军方面,KC-46加油机自2022年入役以来,加油泵和航电系统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早在本世纪初,美军就在“全球快速打击”计划下率先发起高超音速武器研究,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分别启动了“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常规快速打击”“空射快速响应武器”等项目,但这些项目遭遇了多次失败,目前仍处于研发测试阶段,尚无法列装部队并投入使用。
人工智能方面,近年来美国虽在民用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但相关技术能否适应高端战争的高强度作战环境,顺利转化形成智能辅助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深层原因是系统性问题
美国难以打赢其设想的新一轮全球军备竞赛,表层原因是其军事装备发展能力不足,深层原因则是系统性问题。
一是经济不振,整体国力难以支撑高额军费。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通过大量“印钱”,炮制出虚假繁荣的景象。近两年,美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通胀率仍在高位,债务风险不断加大,经济泡沫化问题愈发严重。多重压力下,美国经济面临“高通胀、高利率、高赤字、高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这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军费及其使用。
2022年3月28日,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如果2021至2026财年美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021年部分时间出现的7%以上高比例,那么这5年内美国国防预算的购买力累计损失可能达到4800亿美元,这相当于约6000架F-35战斗机或160000枚爱国者导弹的成本。
如今,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35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支付巨额利息,给国防预算带来巨大压力。例如,美国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极其复杂且成本高昂,包括研发新型战略轰炸机、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及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等,这些项目的研发和列装需要长时间、高额度的财政拨款支持,而美国国债总额日益攀升必然对其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二是运营成本大涨,装备维护更新困难巨大。
受人力成本上升和物价不断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军装备在维护保养和更新换代方面存在时间周期长、升级难度大、工作积压多等诸多困难。
美国空军主力战机F-35的维修成本不断攀高,自2018年以来上涨了44%,而运营和维护费用占了总成本的70%。2023年美国海军获得了326亿美元拨款,用于购买11艘舰艇,平均造价接近30亿美元,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由于造价高昂,美国海军新一代导弹护卫舰“星座”级、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哥伦比亚”级、新一代“福特”号超级航母和新批次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等多种舰艇的建造计划将出现1~3年的延期。新舰艇造价昂贵,也会导致退役舰艇的空缺无法填补。
三是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国防工业基础被严重侵蚀。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是金融业占比过大,制造业持续萎缩,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10%,产业工人数量仅有1200万,大量劳动人口主要从事金融业、服务业等高利润行业,电工、焊工及切割工等制造业技术工人则严重短缺。截至2024年1月,美国共有62.2万个制造业职位空缺。受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影响,美国国防工业工人待遇普遍不高,近40年来国防工业从业人数减少了约2/3,由1985年的300余万降至2021年的不足110万。
以造船业为例,美国自2000年以来造船业流失的技术工人已经超过2万人,主要造船厂的数量从27家下降到了8家,目前除商业造船厂外,只有4家海军造船厂正常开工,其中仅1家可造航母。由于造船周期长价格高,如今美国海军入役舰艇数量远低于退役舰艇数量。2024年8月12日,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刊文称,美国海军军舰生产因技术工人短缺、需求管理混乱、计划频繁更改等问题,已处于25年来最差状况。此外,由于美国造船业维修能力严重不足,部分海军舰艇的维修保养工作不得不外包给韩日完成。
在国防工业领域,美国主承包商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51家锐减至5家,战术导弹主承包商仅剩3家。美国国防工业协会中,42%的会员企业是唯一部件供应商。从弹药产能来看,155毫米炮弹产量仅为每月3250枚,“战斧”“贾斯姆”等高价值弹药的生产储备就“高端战争”的实际需求而言也严重不足。
从制造业基础来看,美国年钢铁产量约8500万吨,其军备制造能力严重萎缩。在半导体、量子信息、生物科技、先进能源等12个新兴技术产业制造领域,美国均高度依赖国外供应链支撑。
总体来看,当前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已被严重削弱,即使为了发动“高端战争”进行广泛动员,也很难再现二战时期珍珠港遭袭后战争机器全速开动、武备数量急剧扩充的场面。
四是政府对军工复合体管理不善,金钱政治严重影响防务。
军工复合体在美国经济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很难对其进行妥善管理。为获得国防部的大额采购订单,美国各军工复合体都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在总统大选中重金支持倾向己方的候选人,待其上任后再捞取政治和经济上的高额回报,这必然导致美军装备采购出现产品大幅溢价、质量难以保证等一系列问题。
2016年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时,波音公司予以大力支持,特朗普胜选后,便任命波音公司的高管沙纳汉担任临时国防部长。在沙纳汉的主持下,波音公司获得了美国空军总额88亿美元的80架F-15EX战机生产订单。F-15EX的性能不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但价格却比后者高。这项订单签署后,沙纳汉便回到波音继续担任高管。众所周知,波音公司近年来因产品质量问题已多次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美国资深记者、作家彼得·罗比森在《盲飞》一书中认为波音的底层文化出了问题,该公司的价值追求过度强调利益,而注重“创新、标准、工艺和质量”的工程师文化已被严重稀释。
军备“代差优势”难以实现
由于军备建设存在系统性问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军事装备“代差优势”的目标已难以实现。
未来一段时期内,军费实际购买力下降、研发资金使用低效、高科技人才流失等问题将是美军建设的常态化障碍;美国在军事装备领域的体制性、深层次问题仍将持续存在,其高投入、低产出的研产体系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高效运行;美军装备生产和维护的供应链体系将更加依赖盟国,美国军备竞赛能力不足的问题将会持续存在。
尽管如此,美国仍是世界军事强国,国际社会仍需关注其在设计理念、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等领域的动向。
2024年8月15日美国《国家利益》月刊报道称,美国海军大型水面战舰时代已经结束,美军认为航空母舰等大型水面战舰在新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面前很脆弱,它们造价高、维护费用高、生存力被削弱,已难以作为力量投射的主要手段,美军必须转型适应新的挑战。同一天,美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称,美海军已在“布什”号航母上集成了世界首个舰载“无人机作战中心”,旨在构建航母无人作战神经中枢,用于操控MQ-25“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和未来登舰的“协同作战飞机”。这显示美军正在进行新的技术革命,其传统产能下降与新的转型发展可能是“腾笼换鸟”的关系。这些都需要认真跟踪研判并做好前瞻布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