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张旭赵孟

二审判决刚结束，郭刚堂就带着几个朋友前往新疆阿克苏，准备下一场助农直播。

2024年10月30日下午，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在山东聊城宣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死缓、无期徒刑原判。

这一天，郭刚堂等了27年，距离郭刚堂之子郭新振被找到，也已过去1197天。但这并不是终点。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郭新振被拐。此后的24年，郭刚堂开始了漫漫寻子路。郭刚堂骑上摩托车，车后插着一面旗子，旗子上是孩子两岁时拍下的一张照片，期间骑行50万公里，去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省份。2015年，郭刚堂的这段经历被改编为电影《失孤》，轰动一时。

如今，被动寻子的生活已经结束，郭刚堂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完婚，妻子张文革也于近日去北京二儿子家中帮忙照看孙子。郭刚堂形容这是“幸福得两地分居”。小儿子则上高中二年级，郭刚堂自己也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农产品带货。他想用余生尽可能弥补家人，让家里生活好起来。

而作为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会长，想到那些仍在暗夜跋涉的寻亲家庭，郭刚堂无法立即转头无视。他甚至希望以减轻惩处的方式，换取人贩子交代更多被拐孩子的证据。

不会停止寻找证据

“心情比一审的时候要平静许多，但也满怀期待。”郭刚堂说。

在这次庭审现场，郭刚堂提交了呼富吉拐卖儿童的最新证据。该名被拐孩子早于郭刚堂之子郭新振两个月被找到。

“失望的是，公安机关侦破来看形成不了闭环，证据方面稍显不足。但我们也能理解，毕竟侦办二三十年前的案件，还是要有一些时间来查验的。”郭刚堂说。

2023年7月7日，此案一审在聊城市中院开庭审理。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7年至1998年期间，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拐卖郭刚堂的儿子郭新振等4名儿童；2001年，呼富吉又与他人（另案处理）以出卖为目的，拐卖1名儿童，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但并未当庭宣判。

同年12月27日，该案一审迎来宣判。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呼富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呼富吉限制减刑；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唐立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同时判令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人民币50余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至1998年间，被告人呼富吉和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拐卖郭新振等4名儿童。此后在2001年，呼富吉还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杨某羽。法院认为，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共同实施拐卖儿童行为，拐卖儿童4人；呼富吉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1人，二人的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法院根据两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现场，被告人呼富吉当庭表示上诉，唐立霞则表示认罪认罚。郭刚堂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初得知一审判决结果很愤慨，在他看来，呼富吉有拐卖儿童、盗窃、敲诈勒索等多起案底，一审被判处死缓自己无法接受。而唐立霞此前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却未交代拐卖他儿子的犯罪事实。“那时候如果说了，我是不是就少跑二十多年？”对于唐立霞的判决结果，郭刚堂认为没有达到其预期。

时隔8个月，今年8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二审开庭审理，并未当场宣判。同年10月30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做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呼富吉根本没有任何的悔罪认罪态度，但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还是承认郭新振是他拐卖的。”郭刚堂称，“他有所惧怕，我们就要把他的黑手直接关到笼子里，即使滋生邪恶的想法，也不能将其付诸实施。因此，对于以后作奸犯科者，只要从笼子里向外伸手，任何人都有权利给他砍掉。”

庭审结束后，郭刚堂也记不清到场来了多少家媒体。十几个寻亲家庭站在郭刚堂身后，对于这一判决结果，大家都在意料之中。但就像郭刚堂接受采访时说的，“我不会就此停止，会继续寻找呼富吉的犯罪证据，也会像电影《失孤》里的雷泽宽一样，继续‘在路上’。”

对于这次的判决结果，郭刚堂坦言不会和大儿子郭新振交流。“每次开庭，我都不会和儿子交流这些，毕竟他也是受害者。我认为一是于事无补，二是他本身也是在教孩子读书，过多让他内心去纠结添堵，不太好。”

“不能握得太紧”

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村是郭新振当时丢失的地点。

1997年9月21日下午5点多，在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村，郭刚堂的妻子张文革带着儿子郭新振串门回家时，有几个小孩在家门口玩耍，郭新振也想去一起玩。张文革给了他一根竹竿就让他自己出去玩了。到了6点左右，张文革炒完菜出来找孩子，发现孩子不见了。

此时的郭新振才两岁5个月大。作案人员就是郭新振被拐案的嫌疑人之一唐立霞。

郭刚堂回忆当时情节，自己得知孩子被拐之后，整整找了一夜。妻子张文革也因孩子被拐焦急地在地上磕头，祈求大家继续帮助自己找儿子。当时，最多寻找孩子的人数达几百人，但始终未能找到郭新振的下落。

殊不知，唐立霞当天带着拐骗而来的郭新振，迅速拦了辆“面的”，来到聊城一家宾馆跟呼富吉碰头。两人带着2岁5个月的郭新振，去往呼富吉老家河南省林州市，以15000元的价格卖给附近村民郭某。

因郭某付了两千元后一直拖欠不给，四个月后呼富吉要回孩子，将郭振送到附近村民程某处，让其帮忙送养。程某不想帮忙，几天后就让呼富吉带走郭振。直到半年后的1998年2月14日，河南林州一村民以6000元的价格将郭振买回，一直长大成人。

直到2021年7月，郭刚堂在公安部组织的“团圆”行动下，才与郭新振在聊城相认。

在2022年的庭审中，唐立霞曾承认，她多年前曾看到过郭刚堂在全国骑摩托车找孩子的新闻，孩子被拐的时间和地点跟自己拐走的那个孩子相似。但因为她自己在2002年有了孩子，如果考虑自首，孩子就没有妈妈了，一直逃避公安侦查。

“她如果能早一点自首，把消息告诉我，我就能早一些跟郭新振相认，回归正常生活。”郭刚堂说，找孩子的这二十多年，他有太多遗憾。儿子被拐时，郭刚堂刚通过拖拉机跑运输挣了些钱，家里当时已经有5万元存款，日子比当地很多人家都过得好。儿子被拐走后，他为了寻子，变卖了拖拉机。后来老二和老三出生，家里过日子非常拮据，一度欠债数十万元。

认亲成功后，郭新振表示，养父母年龄大了，得照顾他们，他最终选择留在河南生活。

对于目前和大儿子的相处状态，郭刚堂坦言，需要交给时间去融合一些情感。

“有人会说，怎么孩子好久没来了？”郭刚堂表示，我们也能理解：“孩子一个月工资四五千块钱。驱车200多公里，高速费需要100多，再加上油钱，单程的话大约需要200多，这来回就要四五百，再加上孩子也不能空手来，买一些礼品就要花费100多。”

“我们不去渴求这些东西，他来了也有自己的房间，也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郭刚堂说，作为父母，三个儿子都是心头肉，我们都非常挂念。“总的来说，孩子毕竟也随根儿，我们对于他没有太高的奢求。”

而对于和郭新振养父母的相处，郭刚堂表示，他并不愿意把收养被拐孩子的人称为“养父母”，更多的是“买家”的称呼。但毕竟是为了孩子，“该包容的，我们都包容了，该退让的，我们也退让了。”虽然作为生父母有诸多无奈，但毕竟孩子和他们有感情基础，只能选择尊重孩子，“手里握沙，我们也不能握得太紧，毕竟24年不是在家里长大。”

“据我了解，有的孩子被找回来，不体谅不理解的事也有。”郭刚堂说，有时候连吃一顿饭这种普通的事情都无法做到，“我想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正如儿子郭新伟在《在路上》说的，在很多人心中，认亲就等于大团圆了，之后就鲜少关注了，实际上，这才仅仅是个开始。郭伟新很想做一项社会调查：那些年找到家的被拐孩子现在怎么样了？融入原生家庭了吗？和父母家人关系如何？适应新的家庭关系了吗？

“交代更多孩子下落可减刑”

在寻子路上，郭刚堂并不是一人。与他一起感受苦痛的是众多来自各地却又心怀同一目标的寻子家庭。

“相对生活稳定的家庭也有，但确实是极少数。”郭刚堂在寻子24年当中接触了不少寻亲家庭，“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郭刚堂称，丢失孩子之后，首先要过的是家庭这一关。“相互指责、情绪偏激、来回抱怨基本是夫妻两人的常态。这时候情绪无法控制，夫妻互相猜忌，可能就会导致家庭破裂。”

“另一个关卡是逢年过节。别人阖家欢乐，反衬自己家的孤独。”郭刚堂在寻子24年当中不过节日，亲戚朋友也不会主动找他。直到2021年郭新振被找到，家里才开始正式过春节。但郭刚堂心里明白，还有无数没有找到孩子的家庭每到此刻倍感煎熬。

寻子24年，郭刚堂见过太多寻亲家庭走向毁灭的悲剧。有的父母生病去世，有的因承受不了丧子之痛，早早了结了自己。

2006年春节，所有人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家住贵州都匀的宋怀南却选择结束生命。2001年，宋怀南的孩子宋彦智丢失，此后的15年，他和妻子张雪霞一直跋涉在寻找孩子的路上。

张雪霞后来才知道，当日丈夫外出快要回到家时，看见一个3岁多大的孩子，误以为是自己丢失的孩子，将其抱在怀里，却被对方的家人当做人贩子，遭到打骂。无人知晓他在内心经历了何种痛楚。宋怀南没有走向家的方向，而是爬上一栋高楼，一跃而下。

张雪霞怀着悲痛继续寻找孩子，终于在2016年3月寻子成功。

另一位罹患癌症的母亲告诉郭刚堂，她可能等不到孩子回家了，希望在她死后，郭刚堂出去找孩子时，帮忙带着她寻子的广告牌。“很多孩子被找到的时候，家已经没有了，只剩坟堆。”郭刚堂说，“我们因苦痛走到了一起，已经超越了血脉亲情。”

为帮助更多的家庭，2014年，郭刚堂在其家乡山东省聊城市成立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协会志在帮助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及有精神疾病的非自愿离家人员寻亲归家。

对于人贩子，所有寻亲家庭都怀有严惩不贷的决心。另一起余华英案受害者杨妞花则强烈要求，将人贩子判处死刑。“杨妞花这孩子非常不容易，受到了很多挫折。我记得前几年，她线上联系我的时候，她问我：‘郭叔我该怎么走？’”

“我觉得她对余华英的恨不是说单单让她受那么多的凄苦。她是带着包含自己在内的17名被拐孩子对人贩子的恨意去希望法律严惩凶手。”郭刚堂说。

“但上次圆圆和豆豆妈妈（寻亲时认识的丢失两个孩子的母亲）和我说，‘老郭，我的孩子还没找到。如果呼富吉真判了死刑，我家圆圆豆豆是他拐走的，岂不丢失了最关键的线索？’”郭刚堂表示，他要考虑的更多一些。

儿子找到以后，那些仍在路上的寻亲家庭，依然是郭刚堂心头无法卸下的重担。即便与人贩子不共戴天，但在法庭上，郭刚堂仍希望能够通过减轻对人贩子的处罚，来换取其交代更多被拐卖孩子的线索。

“只要他愿意说，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异议（减刑），因为我们也不排除他是不是第二个余华英。”郭刚堂告诉记者，“宁肯让他说出更多的有效信息，也比给他判极刑更重要。”

找回失去的24年

10月29日，记录郭刚堂24年寻子经历的新书《在路上》出版。至于销量如何，郭刚堂本人也不清楚，只记得将新书挂上了“小黄车”，当天卖了100多本。

郭刚堂说，大概是疫情刚爆发时期，产生了想要将自己这24年经历写出来的想法。无奈的是，“每每想到当时的场景以及心中苦痛就很崩溃，无从下笔。”

“现实发生的很多崩溃场景在书中没被刻画出来，还是想要给大家呈现一些积极正向的内容。”郭刚堂坦言，每每想到哪些经历，忍不住落泪，心中也有纠结，甚至后面改成了第三人称，写了几万字又写不下去了，害怕让读者觉得是“伤春悲秋”。

郭刚堂二儿子郭新伟宽慰父亲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读者看到了之后，拥有更多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坎坷之后怎么迈过。”后面，郭刚堂口述，由郭新伟记述，两人共同完成了这本近14万字的作品，用郭刚堂的话来说，“也算对寻亲道路的一个总结。”

郭刚堂坦言，这24年的寻子经历，不亚于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记述的痛苦，“甚至比他们书中呈现的还惨。”

回想这24年，郭刚堂为了寻找丢失的孩子，父母70多岁还要打工补贴家用，妻子整日以泪洗面，活在愧疚之中，兄弟姐妹也要帮忙背负债务。一家人原本幸福安宁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

郭刚堂表示，想要用余生尽孝，陪陪自己的父母，在他们能走动的时间，带他们去看看风景。

对于自己的妻子，郭刚堂也是满怀愧疚。郭刚堂在外寻子多年，张文革在其背后默默支持，照顾着家里的两个儿子，为贴补丈夫路上花销，还专门学了聊城当地的传统特色手艺——葫芦雕刻，所以郭刚堂在寻亲路上卖葫芦也能挣得一些收入。

“我和妻子是经人介绍的，没有感情基础。但现在不只是夫妻感情了，更多是惺惺相惜。”郭刚堂打趣道，我最近也在看中微子之类的相关知识，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找她。

聊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规划，郭刚堂说，继续自己的直播助农事业，去田间地头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卖卖农产品，做一个幸福的菜贩子。

如今，郭刚堂的直播助农事业蒸蒸日上，此前寻子路上所欠的外债也在10月初全部还清。郭刚堂说，自己选择卖菜并不是为了赚钱，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如果想要赚钱，我大可不必选择卖菜这个行业。我就是觉得出点汗、做点事，心里更舒服、更踏实。”

今年9月，郭刚堂升级为爷爷，妻子张文革也前往北京帮忙照看孙子。

“这一切都刚刚好，所有的一切都在路上。”郭刚堂说，现在的每一天都有意义，自己也要努力调整好身体，用后半生陪伴家人，“我的后半生幸福才刚刚开始。”

正如郭刚堂在《在路上》写的：“用24年、50万公里找到孩子，再用余生找回那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