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用“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形容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的存在状态。这自然是一种文学的笔法和语言。鲁迅实际强调了中国人于封建社会存在的一种“文化生态”。鲁迅以其不同的选材和艺术表达方式，写出了生活在私有的、狭小的、低下的自然经济形态中的农民，写出了他们病态的灵魂，他们文化心态中驯良、依附、麻木、自私、保守、卑怯的特性，尖锐地批判了因他们的“不争”所导致的自我精神痛苦，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

一、

阿Q无疑是中国旧式农民落后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一个被压迫者，除了留下很少一点被扭曲的反抗情绪，他变得相当驯良卑怯、攀龙附凤、倚高接贵。他经常以和赵太爷同宗同姓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虽然挨打是一件肉体和精神上都十分苦痛的事，但他却因被赵太爷所打而引以为傲。

阿Q缺乏一个受迫害者应有的人格、尊严、自我意识。他要“革命”，竟向假洋鬼子征得革命的资格，把改变自己地位处境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有时甚至寄托在制造着自身苦难的那些“圣人贤士”身上。这样，最终落在他头上的也不能不是糊糊涂涂被杀头的“大团圆”结局。

鲁迅尖刻地批判了农民这种奴性心理，并以活生生的艺术画面向人们揭示：这种奴性心理、依附驯良的劣根性是构成中国农民悲剧的重要因素。

二、

阿Q的落后、保守，使他对于自己经验以外的东西都统统予以怀疑、否定、排斥，而不管其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

阿Q轻视王胡的理由极为可笑，只因为他“又癞又胡”，“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只是因为太新奇，于是就看不上眼，十足地表现出一种生活于闭塞、守旧、老大不变的文化生态中的人们所不可避免的狭隘性和片面性。

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小生产的狭隘，保守的生活方式养成他对任何背离常规的举动都十分反感。因此，阿Q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思想的狭隘、保守竟到了泯灭真伪的程度。

三、

阿Q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盲目乐观、陶然自得、以失败为胜利的思想观念，仍是基于小生产的意识眼光、思想方法。他不曾认识自己周围以外的世界，至死也穷撑“面子”，维持一种虚假的、可笑的尊荣。他连自己的姓氏都还渺茫，却拼命自吹先前比别人阔多了。连家也不曾立起，却大吹“儿子”会如何比别人阔。他的主观、盲目、自信，常常使他失去常人的思想、行为，显得愚昧、麻木，并为自己带来诸多苦痛。他同王胡比捉虱子那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观，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

阿Q只是面目地追求高指标，盲目追求“胜利”，却不管目的是什么，性质是什么，以虱子多而大为荣，以虱子少而小为辱（不多不大，不响不脆，有失体统），以至于美和丑，文明和野蛮，庄严和滑稽，做事和做戏的界限都泯灭了，真是达到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为了盲目地维护一种莫名其妙的“面子”，补偿在虱子问题上的失败，于是他和王胡斗，结果吃了大苦头，遭了大败，成为他生平“第一件屈辱”。阿Q之麻木，使其即使死到临头也泰然自若，在那里，用“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不免抓进抓出”，“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不免杀头”的昏话自我排解，求得精神上的逃路。

阿Q这种绝顶的盲目自信，他对于失败的不可思议的奇异的想法，独特的逻辑，是东方社会的产物，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所造成的顽固保守落后思想，在遭受沉重打击以后更加恶性发展的结果。

四、

阿Q这颗由乡村文化所陶铸的灵魂所负载的文化遗产，长时间地侵扰着我们的民族，使得我们几乎难以从中国农民这种坐井观天式的见识，由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观念所造成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中超脱出去。鲁迅对于阿Q以及旧势农民古老灵魂的剖析与批判，时时昭告着我们：从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站得高点，看得远些，由狭小的天地走向一个广阔的世界。

在对古老乡村群体生存方式的批判中，鲁迅特别注重从农民自身揭示造成悲剧的原因。鲁迅的小说告诉我们，中国农民的悲剧，不仅是在于主人公所经历的悲惨生活本身，而且还在于弥漫在他们周围的普遍的冷漠和麻木。往往同是被压迫者中间，对于别人的不幸，对于别人的悲惨命运，也并不理解，并不发生同情和共鸣。

呈现于鲁迅小说中的常常是一种普遍的冷漠、麻木的文化氛围，活动在这一环境中的，是一群灵魂冷漠、麻木的“看客”。他们的痛苦不仅得不到理解、同情，甚至成为别人鉴赏和娱乐的材料。

总之，鲁迅对于古老乡村文化生态与心态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它使所有立志改革的人们看到了这种可悲的存在，激发了他们拯救农民灵魂的紧迫感和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