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方涛通讯员郑秋明
在《孔子世家赞》中，太史公司马迁写道：“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这是作为读者的司马迁对作者的深情告白。
两千多年后，当我们翻开《史记》，也一定会发出类似的遐想——司马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不妨通过《史记今读》一窥究竟。
11月2日晚，“史记阅读的当代意义——黄德海《史记今读》分享会X钱报读书会”在宝石山下纯真年代举行。
本书作者黄德海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贺绍俊，知名学者、评论家陈福民，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副主编哲贵做客钱报读书会，共同探讨《史记》阅读和当下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打捞起那些隐藏在史册背后的伟大思想。
从《史记》分类说开去
“我正式读《史记》是在大学里，但在此之前，与这部著作确实有一个更遥远的机缘。小学五年级时，某天，我的语文老师突然绘声绘色讲了一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讲完后，把《史记》两个字写在黑板上，从此这部作品就一直停留在我脑海里。”
谈起自己与《史记》的缘分，黄德海回忆道，1996年暑假，自己跑到大学宿舍对面的一家小书店，买了岳麓书社的白文版《史记》（没有任何译文注释），一口气看完了，当时并没有成熟的心得，似乎只是为了勾掉书目上的一行字，但也为《史记》阅读打下了基础，后来听老师系统地讲课，才算慢慢开始精读。
活动现场图片由纯真年代书吧提供
黄德海坦言，这本书的出现完全就是个意外。当时，他为写《尚书》准备了半年，在读《尧典》的时候，仿佛忽然明白“究天人之际”是什么意思了。翻阅史料，“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是高频关键词，但司马迁所言的“天人之际”怎么讲？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释。由此，黄德海一发不可收拾，便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贺绍俊评价道：“我们怎么看待《史记》这本古典著作，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文学书？还是一本理论书？都是可以琢磨的。司马迁是有一个伟大抱负的人，如果《史记》仅仅是一本历史书，它肯定不会如此伟大，有今天的影响力。而这个问题恰恰是黄德海要通过《史记今读》来解答的，它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经书’，更是一本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子书’，还是一本充满文学色彩的‘集书’。从司马迁个人成长、命运的一个角度理解司马迁，黄德海的认识解读非常详细。”
哲贵表示，贺老敏锐地观察出《史记今读》超出传统书籍分类部分，他的讲述中既有肯定，也有很多期许，也说明黄德海是一个还在成长，有无限可能性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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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今天的长篇小说动辄几十万字，但在古典时代，中国的典籍都是非常短的。《道德经》五千字，《论语》才一万字。司马迁毫无疑问是值得骄傲的，他写了五十万字，这在用竹简写作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陈福民认为，到了司马迁时代，先秦时期的基本问题都提出来了，比如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诡辩术”，孔子《论语》等等。人要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基本政治治理目标，几乎都被提完了。司马迁在诸子百家之间“插上一脚”，要成一家之言，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关于中国基本政治治理目标，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要面临的问题全部提光了。在所有家之间强行插上一脚，成一家之言，特别了不起。
“其实在古典时代，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比如，《庄子》是道家哲学先驱，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历史不是传说，是信史，严格遵守时间顺序发展、宫廷、民间采集各种材料，可信的信史，同时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才得以对人构成无限诱惑，无限美好，无限伟大。黄德海这本书，于我心有戚戚焉。我想德海一定是被这些魅力、所包含的问题纠缠包裹，出不来，他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写这一本书。”陈福民说道。
越是艰难的，越是生动的
“写一本关于《史记》的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我的主业是搞文学评论，但我仍然对很多事保持好奇。司马迁是个历史学家，难道就不关心哲学和文学了？他是个天官，难道就不管地上的事了？《史记》恰好处在古今分界线上，孔子、庄子、老子也好，他们只是看着世界说话，对整个世界进行着自己的独特表达。诸子百家，每个人通过自己擅长的一面把世界切割。到了司马迁，把切割的东西合在一起，他想完整地写出当时天下整体学问的陈述，这是司马迁最了不起的地方。跨过司马迁之后，进入《汉书》，就像历史了，并不是每部书都是‘经史子集’。所以司马迁是中国古今的分界线，他完成了最后一本近乎经书的著作，但开创了作为历史的潮流，并且这个潮流随着魏晋时期的经史分家，越来越清晰的显现出来。”
黄德海表示，自己试图以司马迁的方式写《史记今读》，理解司马迁到底怎么认知这本书与其经世之志。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就是黄德海为了回复这个世界的分工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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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则认为，中国是一个重历史的国度，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职务，做太史官，是记载我们这个国度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创造了纪传体，把记史、记事、记人三者结合，有了《史记》。今天看起来又是一本历史又是一个文学作品，就在于司马迁有这个思想家的伟大积累。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创作上是有野心的，《史记》最初叫《太史公书》，意味着他把这看作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一本书。纪传体就是司马迁在他的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基础上独创的一种文体，一直延续今天。
陈福民说，面对伟大的对象，写一本书是有巨大压力的，“我为什么推崇这本书呢？了解《史记》这本书，应该用《史记》的方式理解，《史记今读》在我看来是用《史记》的方式解读《史记》的最好尝试。黄德海在阅读理解这些内容时，努力与传统拉开界限，他在努力接近司马迁。写作者都有野心，一定要接触真相。《史记》到底要达成哪些目标？跟当时的国家民族历史有什么关系？都是他力图去探寻的。这本书不太可能是甜蜜的、轻松的、激情饱满的、一发不可收的那种阅读，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耐心，但我始终记得一位诗人的一句诗：越是艰难的，越是生动的。”感受难度就是幸福，也就与这本书越来越近。”
黄德海给读者签名图片由纯真年代书吧提供
诚如《史记今读》后所言：“对这部（任何一部？）杰作形成相对精微的认知，必须有一些值得信赖的同代书写者来引领（这里的同代不是指代际，可以读成古今之别里的那个“今”）。引领者既要熟悉杰作本身，又要明确各种关于这杰作的谈论站在哪个立场，如此才能一边对准作品，一边检查谈论者和自身可能存在缺陷的立足点。引领者最好明了一部杰作在古典世界中为何伟大，解说的思路却必须能贯彻到现在，但又不能只站在现在这边。够难的对吧？看来看去，关于《史记》，这样的引领者不太会超过一掌之数。”
哲贵表示，如果说《史记》是通往先秦的一部楼梯，《史记今读》可以看作是通往《史记》的一个楼梯。每个读者读完后，都可以构造了自己的“楼梯”，写一本自己的“今读”。这是我们打开自己，也打开自己所处社会的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