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日报

王仙桃

“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唱的是咱长征源，当年送走我的红军哥哥……”

一首由王晓岭作词的《红军渡长征源》，正在渡口播放。于都河两岸的灯火，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跳跃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常。

站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抬头仰望碑身上那几个鲜红的大字时，听到有人在念：“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一些从史志材料里打捞出来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瞬间苏醒。

1934年10月。那时的于都河，还叫雩都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和追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瑞金、兴国等地战略转移，抵达中央苏区腹地于都河北岸，进行休整。

对于大部队的进驻，于都人民倾其所有，筹粮筹款，调集了一切人力、物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坚实的保障。向南转移的第一步，就是要跨过于都河。当时的于都河宽600多米，水深浪急，所要经过的8个渡口中，有5个需要架设浮桥。为了让红军顺利渡河，于都人民和红军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了800多条船，但还远远不够。百姓们知道后，纷纷搬出自家的桌子、门板等。一位70多岁的曾大爷，甚至连自己的寿材板也捐了出来。

木板和船只凑齐了，可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一刻也没有停止，架设临时浮桥只能在夜间悄悄进行。于都百姓做足了准备，和红军一起，每天下午5点半以后开始下水搭建浮桥，到晚上8点前就要完成。红军夜里渡河后，又赶在第二天清晨6点以前把浮桥拆除。搭建的材料分散隐蔽在岸边的树林或农舍里，不能留有任何痕迹。

1934年10月17日到10月20日，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8个主要渡口星夜渡过于都河，迈出了长征第一步。

历史，从于都河上一跃而过。于都县从此成为“长征第一渡”。

那一年，穷苦的于都人民献出了3年的口粮。

那一年，于都县参加长征的青年多达1.7万人。可后来统计才发现，除少数人在到达陕北后被编入红军队伍，大部分都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在于都县档案馆里，你无论翻到哪一个地方的烈士名单，都会发现很多备注栏里，有一行醒目的字：“北上无音讯”。

因为长征，于都也有了更多的注脚：在作家魏巍的笔下，它是“地球的红飘带”的出发地；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它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

这座城的血液里，装满了长征记忆。长征大桥、长征大道、长征广场、长征宾馆、长征学院、长征源合唱团、长征源红军小学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名称，更像是历史的坐标。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原团长袁尚贵说：“长征，早已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90年过去了。眼前的河水，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湍急。当年红军渡河的8个渡口，全部架起了大桥，临近城区的就有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等5座大桥。每次开着车，穿行于连接城市中心的集结大桥时，我都感觉自己如在梦中。

记得20多年前，我随着爱人的脚步，第一次走进于都。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临河狭长的街道上，两排低矮的房舍聚满了小城的零乱与拥挤。河对岸是被冲积而成的大片洼地，根本没有爱人所说的“鲜草碧碧”和“桃花灼灼”。

20多年来，弹指一挥间，城市的崛起和蜕变，就像蝉的羽化，变化大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沿河两岸树木荫翳，花团锦簇。城市里，富硒和服装产业强势崛起。四通八达的铁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规模宏大的工业园，造型独特的体育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仿佛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很多个夜晚，我一个人站在第一渡口，遥望着河岸的繁华，想着，当我老了，一定要把自己与小城共度的岁月写成一篇诗稿，塞进风里，作为青春的凭证。

傍晚，一艘印着“长征集结号”字样的游船，在河心缓缓而行。远处，群山在列队致敬，一座座大桥，扛着夜色，巍然而立。通往远方的高铁，正鸣着长笛，在旷野里尽情歌唱。

《人民日报》（2024年11月06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