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余均，时常一人一车，从北京自驾10多个小时，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大草原。
他对草原的热爱，源自50多年前在草原插队的亲身经历。作为第一批从北京赴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知青，余均在草原放牧整整10年。
从北京知青成为草原牧民，直至高考恢复回到北京，余均又成为内蒙古草原在北京的“代言人”和“宣介者”。在学苑音像出版社工作期间，他主持出版了上千首草原歌曲，包括现在广为传唱的《蒙古人》《黑骏马》《父亲和我》《吉祥三宝》《我和草原有个约定》《陪你一起看草原》《传说》《草原恋》等著名歌曲，都是在余均出版之后流传开来。此外，他还参与了《武则天》《成吉思汗》《草原人在北京》《乌珠穆沁之恋》等影视作品的策划、担任编剧、顾问。
近日，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学苑音像出版社原社长余均撰写的纪实性散文集《草原一世情》面世，书中记录了他在草原生活的点点滴滴，讲述北京知青与内蒙草原的故事，对外介绍和推广草原文化。
《草原一世情》的作者余均。
放牧十年：多次遭遇生死考验，多次放弃调离草原机会
从1962年到1979年，全国约有17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余均便是其中的一员。
1967年11月16日，300多位北京的中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乘坐大轿车出发，车队一路走了10天，26日抵达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户口也落在这里，从“学生”变成了“牧民”。余均所在的东乌珠穆沁旗萨麦公社处在与外蒙古接壤的边境上，放羊的地方距离外蒙古只有十几里地，边境一带每一座蒙古包上空都高高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1972年，内蒙古下乡知青合影留念。
初到草原，余均也直言“不适应”：去草原的路上，第一次喝到内蒙古特色奶茶，端碗一尝有点苦涩，像中药一样。为了表达下乡的决心，他顺畅地一股脑把一碗奶茶全喝了下去。作为汉族学生，此前从没吃过牛羊肉，而草原的街道、宾馆、餐厅里都充满了羊膻味。“刚开始有心理上的不适，但来了就得学会适应它，不但要适应它，还要喜欢它、热爱它，我就是以这种心情来接触牛羊肉的。人就是这样神奇，我不但很快就适应了，而且还越吃越香，现在都有点离不开它们了。”
落户草原成为牧民后，余均和几位知青一起接过了2300多只羊的羊群，直到1977年离开草原。
在草原上，牧羊是最苦的活。不论刮风下雨、冰雪交加，每一天羊倌都要把羊群放出去吃草、一走就是一天。一年四季羊群逐水草流动，羊倌的蒙古包也跟着羊群走，一场“白毛风”的坏天气、或是一场狼灾，对羊群和羊倌来说都是致命考验。在牧羊10年间，余均曾多次经历这样的生死考验。
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1975年前后余均骑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骑马摔跤是常事，牧民中也有骑马摔死的。我那次就非常危险，当时身上还背着枪，摔到地上时只感觉枪托重重地砸了后脑勺，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余均介绍，醒来时已被送回蒙古包，腰受伤了，躺着丝毫不能动，“牛车太颠了，也没法去公社医院，就靠赤脚医生上门给些点药。”这一躺就是半年，在知青和牧民照顾下，腰伤才一点点恢复。
年轻时的余均。放牧的地方在边境线附近，草原边疆是“军民联防”，知青同时也是民兵。
插队期间，擅长唱歌的余均还入选东乌旗乌兰牧骑，成为草原上的流动的文艺表演小分队。但当乌兰牧骑提出要留他下来转为国家正式职工的时候，余均却“一根筋”地想着“我的天地就在大草原，在牧民中间”，坚决要回去牧羊。插队十年期间，曾有多次类似调离草原的机会，但都是因为不愿意离开草原，余均主动放弃了机会。
草原人在北京：致力于草原文化推广，出版多首草原歌曲走红
余均回到北京，源自1977年高考恢复，这位草原牧民考入了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后转入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又留校任教5年。
1989年，余均调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学苑音像出版社工作，主持出版了上千首草原歌曲。腾格尔演唱的《蒙古人》《父亲和我》《黑骏马》都是余均主持出版；大家耳熟能详的《吉祥三宝》《我和草原有个约定》《陪你一起看草原》《传说》《草原恋》等著名歌曲也是在余均出版后流传开来。此外，他还参与了《武则天》《成吉思汗》《草原人在北京》《乌珠穆沁之恋》等影视作品的策划，担任编剧、顾问。
致力于草原文化推广的同时，余均和北京的知青们还挂念着草原上的牧民乡亲。从1996年开始，余均和他所在的出版社连续15年向内蒙古的学校、边防建设捐赠图书、音像制品、教学体育器材数百万元，他还拉着同为草原知青的陈佩斯（著名小品演员）出资为内蒙古赤峰的学校改造食堂。
余均与陈佩斯一起回到草原，知青们称草原为“第二故乡”。
一年年地返回草原，余均清晰地看到近几十年来草原牧民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改善，“居住和放牧的条件好了很多，但医疗条件还是有限。”牧民们得了重病，来北京治病的，语言不通、地界不熟，只有找曾在草原插队的知青，余均成为牧民们的首选。对来京看病的牧民，不论是否认识，余均也像当年牧民接待插队知青一样地接待他们，为他们安排吃、住，为他们找医院、给他们当翻译。为了方便联系，余均专门印了一盒纯蒙文的名片，方便牧民通过名片到他。
受益于北京知青们的帮助，牧民对“知青下乡”表达得朴素直白：“感谢这些孩子到草原上来了”——牧民们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草原，没见过外人，而这批十几岁的学生一下子从北京扎到他们那儿去，带去了另一种理念和生活方式，让他们接触到外面新事物，甚至多年后家人的病痛也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南都对话
草原插队10年，我学会了生活
南都：在草原插队，你遇到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余均：一下乡，每时每刻都是困难。
生活细节上，比如奶茶喝不惯，吃的只有炒米、一点白面，完全没有大米。草原上牧民说的是蒙语、我们学生只懂汉语，刚去完全不能交流。
我们刚到草原就是冬天，那个严寒也很难适应，零下42摄氏度的严寒也得把羊放出去，在外面任何一点地方暴露在外的皮肤立刻就冻僵，我的鼻子和脸上常年脸上都是冻伤，黑一块紫一块的。这些都需要一一学会克服和适应，最后跟牧民们融为一体。
南都：你是主动报名去插队的，到了草原后，有心理落差吗？
余均：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受的教育就是抱着去吃苦、去锻炼、去革命的心态，学生中流传着的都是“时刻准备上战场”“保家卫国”这样的话。所以对吃苦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甚至认为去插队、去吃苦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南都：抱去农村“革命”“保家卫国”的初心，到草原后却要放羊，可以接受吗？
余均：一到草原，现实的生活就成为我们最大的考验，首先我们得学会生存，像牧民一样在草原上活下来。接过羊群之后，我们放牧搞生产，也是给国家和集体增加财富，保护羊群，哪怕自己受伤，这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责任。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放牧的地方在边境线附近，草原边疆是“军民联防”，我们这些知青同时也是民兵，24小时背着枪的。边疆表面上比较平静，时不时也有一些摩擦，我们虽然是在放牧，“保家卫国”这根弦始终没有松。根据边防联队安排，我还参加过抓特务行动，跟民兵们一起配合边防战士驻守整整8天，抓住2个突破边境线潜进来的特务。
南都：在草原生活10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余均：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生活”。在草原上经历了风风雨雨，再不管是到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都不在话下，我都能愉快地生活。
我们这群汉族学生去草原插队，汉族与蒙古族、内地与边疆，无形中就形成了交流，对草原上有很大的促进和帮助，我们也从牧民身上学到了他们的单纯、热情、豪爽。牧民们没有特别的等级、利益观，为人处世非常的纯真和自然，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回到北京后有升官的机会，也主动放弃了，更愿意做我喜欢做的事。
余均在《草原一世情》新书发布会现场致辞。
南都：对“知青下乡”这段特殊历史，多年来社会各界有着不同的评判。你在书中回忆起草原10年经历，大部分都是快乐的、浪漫的、回味无穷的，好像“苦”也不算“苦”？
余均：对知青这个群体的经历，有着各方面、形形色色的研究。我只是千万知青中的一个。
需要说的是，知青的经历和遭遇是千差万别的。在草原插队确实艰难困苦，有的知青遭遇的是常年吃不饱；但相比之下，我们在草原上放羊，至少在吃的方面还是有保障的，草原上的牧民把我们当家人和亲人一样照顾。
这可能跟我后来回到北京工作也有关系。现在是几十年后回头看，就像“好了伤疤忘了疼”，从艰苦日子里出来了，会用比较淡然和超然的态度来看此前的困苦。
南都：70多岁了还每年多次自驾回草原，草原上有什么这样吸引你？
余均：草原上自然环境非常好，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呼吸的空气也是纯净、新鲜的。我一到草原，就觉得整个人都舒展开来。我几次带陈佩斯回草原，他每次也都说“这是洗肺来了”，一待就不想走了。
我在草原上还有很多牧民朋友，那是一种“乡情”和“亲情”。回到草原，对我来说就是回到一个大自然的家、一个牧人的家。不是都说，最好的康养，就是回归大自然、感受亲情的温暖嘛。
南都：现在年轻人也很向往草原和边疆，比如今年《我的阿勒泰》爆火，很多年轻人觉得面对焦虑、内卷、迷茫的情绪，草原能去班味儿、治愈精神内耗。
余均：我也非常建议年轻人有时间去草原上转一转，回归自然。
在城市里，面对的是钢筋水泥、紧张的生活节奏、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到了草原，你能感受大自然，体验另一种自然、平静且亲近的人际关系，对人的心态治愈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这些年人们去草原旅游还是比较浅层次，都是去旅行社、网上推的旅游景点，吃个手把肉、唱个歌，行程就结束了，这其实意思不大。建议大家去草原上深度游，更多去接触牧民，了解草原上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更深层地体会蒙古族和牧区的特点。
采写：南都记者程姝雯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