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7年，大清雍正五年。

一份加急奏折送抵京师，奏折从数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发出，具奏人是云贵总督鄂尔泰。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后，最后才将真实想法托出：请求皇上答应将原属四川的遵义一府五州县划给贵州。

一直以来，雍正皇帝老认为四川管辖范围太大，当时不仅遵义，而且陕西的好几个县都归四川管辖。把遵义划给贵州，既削弱了四川官员的权力，又为贵州输送了经济活力，可谓“一箭双雕，甚合朕意”。

当时遵义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带给贵州的“嫁妆”是吃喝不尽的“聚宝盆”，对“穷小子”贵州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朝廷给贵州的“中央转移支付”负担自然也减轻了不小。

于是，皇帝大笔一挥：准奏。就这样，“四川遵义”变成了“贵州遵义”。

遵义之名始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取义于《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意思是没有偏向，没有不正的行为，要遵循王的大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话虽如此，历史上很多地方是皇帝管不了的，比如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对朝廷也经常阳奉阴违。那时，中原王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去了，对“西南夷”多采取羁縻制度，基本不干涉其内部事务。

平播之战前，遵义经历了远古、部族、郡县、土官四个时期。春秋时期，现遵义市分属鳖、鳛、巴、蜀和牂牁等国，战国时属夜郎国，秦汉时置郡，唐代改为播州直至明万历年间。由于距离王朝统治中心较远，遵义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化外之地”，因此史籍记载极为有限，多为只言片语。这给后世挖掘、了解地方历史文化造成了不少困难。

这段时期的文化，比较突出的，一是遵义和中原地区交流后衍生的本土文化，代表人物是“汉三贤”舍人、盛览、尹珍。舍人为《尔雅》作注，开汉儒释经之首；盛览与司马相如作赋相和，可惜其作品《合组歌》《列锦赋》早已佚失；尹珍的出现，让“南国始有学焉”。二是“贬官文化”，“贬官”们虽然被流放到蛮荒之地，心中那点昌明之火却没有熄灭，他们把自己的文化思想、治世抱负都贡献给了流放地。从“贬官”自身来说，贬谪是不幸的，但对于他们的贬谪地，甚至对于文学史，这又是天大的幸事。相传李白流放夜郎，留下大量诗歌，对黔北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杨氏土司雄踞播州725年，历经唐宋元明四代。播州杨氏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对于维护西南地区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早在南宋时期就修建了以合川钓鱼城为核心的抗蒙山城体系。播州沃野千里，是贵州农耕文明、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相比其他土司经济基础也是最好的。虽然播州地处西南蛮夷之地，却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杨氏土司完全遵循中原汉文化和儒家思想体系，一直以来坚持“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极大地增强了其统治区域的凝聚力、向心力。

2015年7月，播州土司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有了杨氏土司700多年奠定的雄厚基础，改土归流之后，明清两代，贵州人才蜂起，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于华夏科举场，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的骄人成绩，一时“俊杰之士，比于中州”。黔北地区因其特殊的文化地位，有了“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遵义”之说。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关键的会议、神奇的战例、重大的胜利都发生在遵义这片土地上。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遵义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洛阳等城市一起名列其中。

遵义，当之无愧。

文│舟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