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7日，时值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107周年纪念日，第一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俄罗斯科学院学者彼得罗夫代表俄罗斯学者，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杰伊·杰林斯基（1859-1944）及其关于古代的第三次“斯拉夫式”文艺复兴的概念》的主旨演讲。彼得罗夫的主旨演讲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在中国学者搭建的国际学术平台上，彼得罗夫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古典学对当今世界的意义，证明了中俄学者深厚的友谊。

俄罗斯给中国人留下的往往是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或是重感情、甘心奉献、崇尚美与艺术等等；杰林斯基或是战斗精神、不屈不挠、注重原则和纪律等等。但实际上在这一切背后，蕴含着的是俄罗斯民族对美好德性与良好政治秩序的追求，而这恰恰包含在俄罗斯学者对古典学问的追求中。了解俄罗斯学者数百年来对古典学的探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今天对苏俄马克思主义，以及19-20世纪初俄罗斯哲学、文学与艺术的研究。

根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已故教授爱德华·弗罗洛夫《俄国的西方古代史研究述略》一书，俄罗斯古典学源远流长。在彼得一世以前，俄罗斯学者已经开始积累关于古典语文学，以及西方古代史的知识。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俄罗斯古典学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二世农奴制改革之后，俄罗斯出现了一系列如雨后春笋般的古典学派。其中法杰伊·杰林斯基是俄罗斯文化-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杰林斯基是古典语文学专家，精通古典语言，但他从不拘泥于对古典作家的语文学考察，而是对整个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四卷本《沉思生活摘要》可谓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浓郁而生机勃勃的古典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套书至今在俄罗斯学界都堪称标杆之作。此外，杰林斯基还翻译出版了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西塞罗的俄文版著作集。这些都是俄罗斯学者出版古典作家著作集的典范之作。

1899年，刚刚四十岁的杰林斯基在19世纪俄罗斯的“主流媒体”《俄罗斯导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迈科夫诗歌中的古代世界》的著名文章，在其中提出了古典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一共三次实现“文艺复兴”的概念。杰林斯基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次“创新”，实际上是一次次地回归古典。迈科夫是19世纪俄罗斯著名的唯美主义诗人。他也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的朋友，陀氏经常在书信里跟他讨论长篇小说的最新构思。但杰林斯基的文章绝对不是一篇普通的文学评论。他借题发挥，表达了自身对俄罗斯古典学及其世界意义的期望。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艺复兴是15-17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发生的。杰林斯基称之为古典文化的“罗马式”复兴。这一时期诞生了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基罗等伟大的艺术家，以及托马斯·莫尔、马基雅维利、库萨的尼古拉等影响深远的哲人。这是古典文化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其世界意义无可否认。杰林斯基认为，18-19世纪在德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可以称之为古典文化的“日耳曼式”复兴。这一时期除了诞生了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这样众所周知的哲人之外，还诞生了像莱辛、歌德、席勒，以及诺瓦利斯和荷尔德林这样的天才作家和诗人。在杰林斯基看来，即使是其中被视作现代性思想巨擘的著作家，也受到了古典文化的深刻启发。杰林斯基认为，人类历史上古典文化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同样当之无愧。

杰林斯基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文艺复兴将在未来的俄罗斯发生，可以称之为“斯拉夫式”文艺复兴。19世纪俄罗斯已经诞生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等伟大的文学家，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等俄罗斯哲学家也开始在19世纪下半叶崭露头角。杰林斯基认为，在这一切背后离不开古典精神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熏陶。俄罗斯学者在古典学领域不断地深耕，其影响将不仅仅是俄罗斯古典学，而是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普希金演讲》中提出了“普世回应性”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文化的特点不是盲目地自大，而是积极地回应世界文化发出的邀请。只有充分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俄罗斯文化。杰林斯基的文章积极回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讲》。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古代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最终为世界民族做出自身的贡献。

杰林斯基的文章对俄罗斯古典学作出了重要的定位。俄罗斯古典学主要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要充分继承西方古代的文化遗产，更新他所处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并且最终回馈于世界各个民族。彼得罗夫借助中国提供的国际舞台，在世界古典学大会上向全世界的古典学家传达了俄罗斯古典学人的精神诉求。彼得罗夫的主旨演讲给中国古典学人也带来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不仅仅需要自身的古典文化资源，而且还需要西欧，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在充分继承了全世界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之后，必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为了回应俄罗斯古典学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当代中国学者也早已开始译介俄罗斯古典学的著作。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资深翻译家王以铸先生就翻译了苏联古典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1956），以及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1957）。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俄罗斯古典学家莫过于社会-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翻译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85年，该书在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出版。新世纪以来，又有多部罗斯托夫采夫著作的中译本问世。但是，我国学者对俄罗斯古典学的整体情况尚属陌生，亟需一两部导论性质的著作。当然，目前这些译介工作主要集中在西方古代史领域，对俄罗斯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哲学研究，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译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古典学对当今世界有着重大意义，是世界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愿更多有志于古典学研究，以及俄罗斯思想与文化研究的学者与我们同行，加入到俄罗斯古典学翻译与研究的队伍中来。

（作者：李天昀河北北方学院马克思学院讲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