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中国法官梅汝璈质问庭长，为什么中国应被安排在英国之后？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2021.10.26《二战战犯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系列② 梅汝璈：东京大审判中的中国法官）

东京审判的筹备阶段，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法官座次安排，却引发了一场暗流涌动的较量。

最初的安排中，中国法官的座位被排在英国之后，这无疑是对中国在二战中贡献的轻视。

梅汝璈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据理力争，认为座次安排应该按照日本投降签字的顺序，即美国之后便是中国。

英国代表搬出“联合国惯例”来反驳，但在梅汝璈看来，这根本站不住脚，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不是联合国会议，而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性质完全不同。

受降签字顺序才是衡量各国贡献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座次安排的唯一依据。

这场“座位之争”，实际上是国家地位的象征性较量，梅汝璈的坚持，体现了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决心，以及对国际公平正义的追求。

最终，在梅汝璈的据理力争下，各国代表同意按照受降签字顺序安排座位。这一结果，不仅是对中国贡献的肯定，也预示了中国在战后国际舞台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审判正式开始后，中方检察官又面临新的挑战——证据不足，由于战争的破坏，许多关键证据散失或损毁，这使得对日本战犯的指控难以成立。

一时间，中方陷入被动局面，正义的审判似乎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资深法学家倪征燠临危受命，踏上了艰难的取证之路，他走访各地，寻找证人、收集资料，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从劝说汉奸录下罪证，到采访受害者家属，倪征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这些零散的证据仍然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对日本战犯进行有效指控。

转机出现在日军陆军档案室。倪征燠意外发现了大量记录日军暴行的档案，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这批关键证据的发现，彻底扭转了审判的局势，也让中方检察官有了与其他国家抗衡的底气。

证据之争，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较量，更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中国通过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关键证据，这不仅彰显了中国捍卫正义的决心，也展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

在是否对战犯处以死刑的问题上，东西方法官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些西方法官出于“人道主义”和宗教信仰，主张宽恕战犯，反对死刑。

而梅汝璈则坚定地认为，必须对战犯处以极刑，以彰显法律的尊严和正义的力量。

梅汝璈指出，法律的意义在于约束行为，违法必究，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

这场理念之争，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梅汝璈的坚持，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战争罪行的深恶痛绝。

最终，法庭以七票对四票的表决结果，支持对主要战犯处以死刑，这不仅是对梅汝璈观点的肯定，更是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审判之一，它不仅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清算，更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在审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梅汝璈的贡献尤为突出。

通过“座位之争”、“证据之争”和“理念之争”，中国在国际法庭上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梅汝璈的据理力争，不仅维护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

东京审判标志着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中国作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无疑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他以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并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