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女子台风夜跳河被救的新闻登上热搜，原因是女方父母在男方提亲后要求增加30万元彩礼，因超出男方家庭承受能力而导致男方提出分手，女方与父亲沟通无果后反而激发了家庭矛盾，导致女方在民警寻人现场直接跳入河中。事后通过上海崇明警方劝导，两家最终谈妥亲事。
无独有偶，上个月底崇明地区还发生了一起因高价彩礼引发的轻生警事。有男子在十一假期回家提亲被女方父亲提出20万元彩礼，随后人间蒸发。恋爱两年的女方已有身孕，前往长兴岛寻找男方未果后意欲投江轻生。
近些年来，关于彩礼导致男女双方相恋多年无果的社会现象，在社交媒体上时有发酵。甚至，还有男女双方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帮助的案例。两年前，B站某UP主发布过一则视频：“没有50万彩礼，女朋友被强行拖走，我该怎么办？”此外，“开封王婆”在江西葛仙村景点做活动时，被“38万8”的彩礼数额吓到当场震惊。
在自由恋爱已成常识的今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道理人人都懂，但父母还是要干涉。吵架中脱口而出的高价彩礼，其实折射出“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普遍性；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自由恋爱，也不能幸免。这些自由恋爱遭遇天价彩礼的案例，不免让我们得去持续追问：天价彩礼为何屡禁不绝呢？
天价彩礼导致哪些连锁效应？
彩礼，是中国古代延续至今的一种结婚礼俗，男方在婚约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以表达对女方家庭养育不易的尊重。但本质上，彩礼是“男尊女卑”的产物，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所以，男方需要支付一定的财物，补偿女方父母抚育女方的支出。
21世纪的今天，许多地方彩礼只是“意思一下”。但还有一些地区，彩礼的“交易”属性却愈演愈烈，天价彩礼由此产生。社会学家刘燕舞，曾以位于河南省南部某县、湖南省东北部某县、贵州省北部某县三个村落为样本，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三村的婚姻消费和彩礼变化进行梳理。
刘燕舞发现，从2000年开始，三村的婚姻消费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到7年才能负担，如果再考虑建房等硬性支出的话，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16年才能承受。到了现在，大概得20年才能付清。
天价彩礼，也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第一，很多家庭因天价彩礼而负债累累，“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不断。
第二，在不少地方，彩礼主要由父辈承担，彩礼上涨，就变成儿子对父辈的“代际剥削”，特别是导致农村老人的生存质量下降。而这种“代际剥削”也可能走向“女儿剥削”，即通过女儿出嫁获得的彩礼金，来支付儿子的彩礼金。
再则，天价彩礼助长攀比之风，恶化民风民俗。彩礼的多寡，成为衡量女方身价高低的标准：如果彩礼低于平均水平，娘家人就会被人瞧不起，女方也会显得没地位；反之，彩礼越高，就显得“有面子”。如此陷入一个为面子相互攀比、恶意抬价的竞争中，物化了女性，败坏了风气。
此外，彩礼返还问题引起的民事纠纷不断增多，甚至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
彩礼是性别不平等的恶果？
舆论常从表面出发，把天价彩礼的责任推到女方身上，指责女方“唯利是图”。
但在批评天价彩礼之前，必须洞悉它的社会土壤。否则，纯粹的批评和道义指责，于事无补。针对男性的愤慨，有人提出“诛心之问”：如果不想背负天价彩礼，不结婚不就得了，也没有非让你娶。此言虽激愤，也道出一个症结：在父权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地方的男性仍背负着“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使命，即他们一定得结婚。
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就会在宗族里被人笑话。在宗族观念、父权观念盛行的地方，男性有更强烈的结婚需求。
与传宗接代相对应的是，结婚是“从夫居”的，孩子也是“冠夫姓”。女方嫁给男方，就必须来到男方家庭生活，成为男方家庭的劳动力，不参与女方父母的遗产分配，也不主要承担女方父母的赡养责任。生育小孩后，小孩也是男方家族的血脉，除非男方入赘，否则孩子不可能跟女方姓。
在这种思维下，女方成了类似于“商品”的存在，彩礼则类似一种“买断”。我们不难从身边找到这样的例证：在大城市的不少家庭，女方不一定“从夫居”，孩子也不一定“冠夫姓”。这样的家庭，很少有彩礼方面的困扰，因为不存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
与之相对，父权思维越严重，彩礼要价往往越夸张。因为从女方父母心理来看，女儿嫁出后就变成男方的人，对女方家庭是一种“损失”，需要经济补偿自然“顺理成章”。
所以，男女越是平等，就越不存在彩礼问题。要破除天价彩礼，也得问男性一句：你可以放弃“从夫居”“冠夫姓”吗？你愿意姐姐或妹妹出嫁后，仍享有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吗？
对于农村地区的很多男性来说，还存在另一个残酷现象：单身求偶的男性数量，远远大于单身女性，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男多女少，女方掌握婚姻的“定价权”，“价高者得”，彩礼进一步攀升。
早在2017年2月，人口学家翟振武在接受访谈时表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之高、维持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是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反映在80后、90后等适婚群体身上，就是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未来30年内，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
出生性别比如此畸形，就在于男孩偏好、重男轻女的传统。在“一孩半政策”的限制下（如果头胎生女孩，那么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公职人员除外），许多第一胎生女孩的家长，生育第二胎时选择性别鉴定。而小型化、现代化的超声波检测技术，能够在女性怀孕14周到16周时检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
在男孩偏好的社会背后，是无数“消失的女孩”。直白点说，父权社会正承受着重男轻女的代价，光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男性利益共同体的自食恶果。
性别比例失衡以外，社会流动也导致传统婚姻圈发生变化。在乡土社会，人口流动很少，基本是同村或邻村之间通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流动加剧，不少农村女性外出打工并选择在城市中居留下来，相反，从城市流入村落的适龄女青年几乎没有，这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婚配性别比失衡，而男性就通过彩礼的比拼获得“优势”，助推天价彩礼。
女方既是受害者，也是“背锅侠”
在台风雨夜投江轻生的案例中，女方父母对突然增加30万彩礼给出的说辞是“这是对女儿幸福的保障，也是对男方家庭诚意的考验”。而在B站寻求帮助的案例中，女方有一个弟弟，成为网友们的另一个关注点。UP主晒出的聊天记录中，女方提到家里要给弟弟买房。事后，虽然女方澄清，说家里并非重男轻女，彩礼是气话不是弟弟的买房钱，但网友依然持疑地将二者联系起来。
这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彩礼的流向。女方家庭向男方要彩礼是给谁？一般而言，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彩礼是父母的养老钱，彩礼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
第二种，彩礼是女方的私房钱，女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可以独自支配。彩礼的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女儿。女方父母提高彩礼要价，是为了提升女儿的经济自主权，抬高女儿在婆家中的地位。
第三种，彩礼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彩礼的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女儿未来的小家庭。比如学者阎云翔在东北农村调研发现，一些新郎背地里鼓动女方向男方父母索要更多的彩礼，从而实现男方家庭代际财富的转移，为自己未来小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儿的彩礼成为儿子的“二次彩礼”。彩礼的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儿子。这产生了“代内剥削”的乱象：女方父母“剥削”女儿，来成全儿子。
社会学者陶自祥通过代内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审视彩礼现象，发现“家庭内部存在深层次隐性的被剥削对象”，即“家长为凑足儿子成家需要的高额彩礼，保证儿子这一代香火延续，只好让女儿早婚”。
陶自祥发现：在一些农村家庭，谁出的彩礼高，就把女儿嫁给谁。有的家长因承担不起市场要价，将女儿拿去“换亲”，“儿子的婚姻支付被隐形地转嫁到在家庭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女儿身上”。
从这个角度看，天价彩礼既是性别比例失调的结果，也是男女不平等的延续和加剧。女方本身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天价彩礼的“背锅侠”。
中国很大，彩礼问题复杂得多，还有更多例外的状态存在。上面的几种现象，只代表着一种普遍性，但足以说明：天价彩礼背后，有诸多深刻的社会症结。就比如新闻中的UP主，即便是自由恋爱，但积重难返的社会气候还是将他们裹挟其中；作为个体的男性，哪怕你是个女性主义者，有时也得无奈承受男性共同体一些作为的恶果。
对天价彩礼是应该批评，但也应推进男女平等，否则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当然，女性也应该舍弃“便利的诱惑”，比如所谓“男士负责买房”、“男方应该更会赚钱”等。
个例可以诉诸于民警劝解或舆论解决，但更多人只能默默承受。这一代人的天价彩礼、光棍现象，或许难以避免；但我们仍要努力，避免下一代重复上一代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