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裴雯

唐宋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变革期，一般着眼于宋代的著作，其重心在于“走进宋代”，而本书《走出五代》的侧重点在于“走出唐末五代”。这是本回首看来处的书。

之所以“走出五代”，因唐宋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构建模式，唐朝递嬗至此，中国开始转入“宋型国家”。五代便是处于两代之间的裂变、融合、重组阶段，这段时期起了如何的承转作用，它完结了什么、铺垫了什么，这段著名的乱世有没有“治”的部分，皆是本书会解决的问题。

作者选择“藩镇”为切入点来梳理这段历史，因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方镇建国”是五代时期的主流倾向，因而藩镇这种体制的权力、结构运转直到宋初还嵌于政治体制之内。

“藩镇问题”自安史之乱到宋初废藩，藩镇时代前后跨越两个半世纪，如此之长的时间段内，朝藩关系并非始终对抗，而是存在动态变化的。如唐末，唐廷无力，于是只能在诸藩镇承认朝廷名义统辖的情况下，任各藩镇坐大、自行其政；至五代，诸政权多为“方镇立国”，但立国之后的统治者开始实行唐代的削藩思路，弱化己方政权内部不稳定因素、强化集权；而到宋朝，便是旗帜鲜明的废藩思路。

此思路又分三个阶段，初期是定策，赵普给太祖建议：“稍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中期标志性事件是宋太宗下诏废藩镇支郡，但这一权力结构和行政结构调整的过程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完结期是太宗故后真宗即位，知州制全面取代刺史制，整个“废藩进程”方告结束。

以往读宋史，有个被忽略的关键点。即对宋朝的中央禁军问题和藩镇问题是分开看待的。

本书亦有提及“聂崇岐将五代政治大患归结为二：腹心之患的禁军和肢体之患的藩镇。不过，相比宋初禁军问题的快速缓和，持续两百余年的藩镇问题给宋廷带来的压力更为持久，牵动面也更广。”

但实则从根源出发，心腹之患的禁军问题和肘腋之患的藩镇问题乃同出一源。书中如是言“禁军崛起是藩镇军队禁军化的结果。诸政权的政治、军事、财政、人事等同样受到方镇为国的深刻影响，仍然在方镇为国的延长线上。”

“藩镇军队禁军化”是五代时期不鲜见的现象。以后梁朱温政权为例，其治下直辖四藩镇设置元帅府，此机构统辖四镇军事力量，由中央集管，在立国后，这支军事力量成为后梁的中央禁军。

同样是托赖于中央禁军起家的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便定下了对中央禁军高级将领权力压制和分解的思路，在对外藩镇问题上，赵匡胤同样受惠于五代时期各统治政权的为政思路和措施。

还是以朱温为例。

朱温政权范围之下分为直辖镇、属镇、附镇三种，朱温本人统辖四个直辖镇；属镇由他委任的节度使掌控，但军队、财赋受他调发；附镇是唐末五代战乱境况下，一些无力自保的小势力依附与朱温，但这部分附镇后期存有被朱温吞并、转为属镇的情况。

尤以直辖四镇，朱温各设一相对独立的使府，在此基础上设立跨使府机构、人员，权限范围包括“四镇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等，这种初具雏形的集权体制是防止下属藩镇各自为政、节镇私有化的举措，是后来代唐建国的底层支撑。

五代时期其它政权、势力虽非完全类同朱温之策，但均有各自的“一体化政策”倾向。

以上朱温及同时代政权的立国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削藩思路。他们将藩镇内部权力层级改造，将更多的权限更为广泛的下沉，弱化割据势力的官员权力。从短期看，这是强化藩镇统治者个人权力，长期看，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为宋型国家的出现营造一个良好基础。

及至宋朝，宋廷延续五代思路，继续裂地分镇，缩小方镇行政幅度。且“由唐后期刺史掌握军政、民政权力的集权体制，逐渐过渡到宋初以知州掌民政、通判为其贰，兵马都监掌军事，监当官管榷税的分权体制。”

北宋尤其在高层政区做到了分权分工清晰，机构之间、机构内部互相制衡、监察，便于中央对高层政区的控制。除此之外，宋廷亦保持对州郡的直接控制。因而有宋一代，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皇权远迈前朝。

由此，走出五代的赵家，带着乱世之治的底气开启接下来三百年之治，走入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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