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高忠，关岭人，1938年3月12日出生。1952年入团，2008年入党。

我12岁开始学种田干活，1958年，进入铁道部门修铁路两年。

1958年，我们就搞大炼钢铁，个人生活、农业生产都不重视。1962年，母亲受不了饿饭叫我回家，回家后在生产大队食堂当司务长。

人民公社时期，安顺地区关岭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以大集体的方式经营管理土地。

定产到组前，搞大集体吃大锅饭，大伙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上不去，许多人家过完春节就断粮，只能用野菜混合谷糠充饥。

1976年初春，顶云公社石板井大队(现为安顺市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石板井村)陶家寨生产队的村民，一致推选我接任生产队长。因为我在贵阳修过铁路，大家觉得我“做事有眼光，办法点子多”。大伙希望能在我的带领下，告别年年饿饭的苦日子。

当晚，我一晚上都睡不着，我就看语文书。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是希望，将来要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被乡亲们“赶鸭子上架”，我横下一条心：“与其饿死,不如拼一把。”

上任第一件事，我把陶家寨32户183人划分为3个生产组，“定产到组，超产奖励”。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做法可是冒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而受批斗、坐班房的风险。我要求大家保守秘密，只做不说。

秋天，陶家寨粮食丰收，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两倍多，人均粮食从上年的106公斤增加到250多公斤。

陶家寨人高兴了，但我还不满意。搞定产到组，社员的责任心还不够高，能不能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那样粮食产量肯定能大幅度上升，但风险更大。

1978年初春，我瞒着顶云公社，邀约村民罗明才、李国昌、陈忠富、陶天云、罗国民、罗定尧，在陶家组山林里名叫“灯盏窝”的隐秘地，商量土地分到户的事。一个下午，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晚上，7个人在我家灰暗的煤油灯下签了合约，摁上手印，悄悄实施包产到户。

7个红手印，赢来了陶家组群众生活柳暗花明。那一年秋天，家家丰收，各家各户不仅吃上了饱饭，还存了不少余粮。

7个红手印，引发了顶云公社的“土地改革”。陶家组包产到户尽管是密约，但没有不透风的墙。1978年春天，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已有近10个队开始学习陶家组的做法。

顶云公社出现定产到组，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逐步引起了县、地区、省和中央高度关注。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头版刊发题为《“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两篇通讯。这期报纸被很多地方的基层干部群众称为省委“11号文件”。

新时代，新作为。石板井村2015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全国文明村寨”，2022年被国家司法部、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如今，依托毗邻高铁站、高速收费站和国际商贸城的区位优势，石板井村正着力打造仓储物流基地和精品民宿，大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