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在2009年前后出现了松动迹象——陆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被送到了相关决策部门案头，也有专家学者勇于发声，推动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2010年，第一财经创刊员工王羚从北京政经部主任转岗为高级记者。重新回到采编一线时，她捕捉到了上述迹象。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王羚用敏锐的视角和坚定的笔触撰写了近40篇反映我国人口结构困境、意在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稿件。

从对“迷雾般”总和生育率的探讨，到对低生育陷阱的隐忧，再到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影响的分析，王羚在人口领域大量独家、首发的报道，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策的调整和进步，也触动了无数普通人的心。

2011年“双独二孩”、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第一财经也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持续报道我国计划生育变革多重要时刻的媒体，展现了媒体在重大社会公共政策变革中应发挥的作用。

时隔14年，王羚回忆当时为何选择计划生育作为报道领域时说，人口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作为一个财经记者，人口问题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她的视野。

“2010年之后，人口统计数据已经揭示出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扭曲，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人口政策需要调整，一些人口学者也从不同的渠道发声呼吁尽快进行调整。”王羚说。

在王羚的稿件中，写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8、2009年连续两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大声疾呼“放开二胎刻不容缓”，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当变革前景扑朔迷离时，很多人不愿公开多说话，但也有几位人口学者，如梁中堂、顾宝昌、李建新、黄文政等在许多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调研后得出的观点，积极推动人口政策的改变。

王羚说：“我接触到了许多人口学者，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在重大公共利益问题上勇敢发声，以正直的品格和专业的研究，为我国人口政策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本着良知发声，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很可盼望的。”

王羚记录下这些宝贵的声音并将它们释放到公众面前，“放开二孩”这个在过去30多年中“不敢说、不能说”的话题经过第一财经等媒体的报道后，渐渐地在公共舆论场变得可以被普遍讨论。随后的几年中，政府部门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要不要调整，而是怎么调整、怎么改变，“双独二孩”“单独二孩”等渐进式改革的政策也陆续推出。

2015年7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王羚撰写的稿件《全面二孩放开政策正抓紧推进》，独家报道了全面二孩政策最快在2015年年内实施。这一报道仅仅一天内就在第一财经网站创下了数百万人次的浏览记录，被国内外媒体广泛转载。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实行了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自此终结。“普通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命运常常会冲击着我的心。个体的生命是无价的，全面放开二胎的报道提前释放了政策风声，有些人尤其是体制内的人员了解到独生子女政策会在短期内变化后，他们会选择留下孩子，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王羚说。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5年之后，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于同年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将三孩生育政策纳入法律。

如今，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共识。2024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国家级一揽子支持生育的重磅政策陆续落地。

离开了记者岗位的王羚依然关注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虽然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旦人口达到低生育率，要想恢复是非常困难的。”王羚说，重要的是建设“健康的生育文化、符合人伦的生育观”。

王羚采访了大量家庭的生育故事，前些年曾将一些没有发表出来的故事收集起来出版了小说《北京孕事》。让她感触特别深的是，有一位女记者因为看到了这本书而决定保留意外怀孕的孩子。“这也说明关于生育政策的反思和创作能够有效地影响人的生育观，希望我国能产生更多类似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出来。”王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