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文安富建/文“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10月14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最新发现的一座超大型墓葬，距今约5000年，出自河南商丘永城的王庄遗址。墓室总面积，逾17平方米。“在大汶口文化六十年来发现的所有墓葬里，规模排在前列。”王庄遗址现场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说。出土随葬品，400件左右。数量之庞大，超过同时期的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最高等级大墓（出土355件随葬品）。随葬玉器，200件左右。大汶口文化里毫无争议的“玉器数量第一墓葬”，包括兽首形玉饰、玉坠、绿松石坠等。朱光华推测，墓主为“史前时期淮济下游古国君主”（以古代淮河、济水下游为统治区域的古国君主），而王庄遗址是史前古国的都城所在。
墓室长约4.8米，宽约3.68米
五千年前左右，古中国大地社会复杂化加剧：
在东部，南有长江流域“良渚”，北有西辽河流域“红山”，横亘中间的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
大汶口文化，距今5800年～4400年。之后，时间进入龙山时期，继而开启史籍所载的“夏商周”王朝时代。
王庄遗址，正是大汶口文化众多“古国”之一，是迄今发现该文化区域内最西部的中心聚落，毗邻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西部边陲重镇。
因远离大汶口文化核心区，王庄遗址没有一般人们认知的青少年“门齿拔牙”、“口内含珠”等大汶口人的习俗，日月（鸟）山、八角形纹迄今未见。
此前，王庄遗址因聚落面积、多座大型墓葬、大量玉石器等重要发现，已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未曾预料，今年君主大墓（27号）的出现，让王庄遗址考古掀起高潮。
至此，王庄遗址发现的玉器数量总数（以小型玉器为主），可能接近以玉闻名的红山文化（以大型玉器为主）。
以大量稀世玉器闪耀淮河之畔的强盛古国，其君主大墓（27号）却被敌人“毁墓”。象征军权的玉钺缺失。有趣的是，同一时期，被称为“焦家古国”的大汶口文化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有大墓同样遭遇罕见的“毁墓”。
君主大墓被毁，意味着可能遇到敌军入侵，聚落也被攻占——历史上有著名的楚国伍子胥奔吴，率吴军攻破楚国都城，鞭尸楚平王故事。
为什么大汶口文化晚期，两个“古国”，两地有大墓统统被毁？五千年前的东方，可能发生过什么剧变？
文博时空专访王庄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朱光华，并基于过往相关学者研究成果，从君主大墓（27号）重要发现切入，读懂距今五千年之际、中华文明起源之初的“淮济下游古国君主”：
解读近两年来王庄遗址重磅考古发现（高等级的玉器、高规格的墓葬、规模宏大的聚落）；
回答王庄遗址为什么玉器如此之多，而成为大汶口文化“另类”；
回望大汶口文化“古国”并列时代，与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典型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等）相比较。
“少玉”大汶口文化，为什么出现“多玉”的王庄？
在玉器时代，
良渚最高等级的一座王墓，出土玉器数量高达600多件，无可比肩者；
凌家滩一座大墓，曾出土玉石器多达300余件；
在红山文化，今年9月首次公布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首次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此前，有学者统计，已知的红山玉器总数超过800件（正式发表的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有300余件）。
大汶口文化，长期被视为是史前玉器的“洼地”，并不以玉器为突出。
而最新公布的君主大墓（27号），有玉器200件左右。在发掘至今不到两年时间里，王庄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经初步估算应该已超过800件（小型玉器为主）。
君主大墓作为一座残墓，本来随葬玉器更多。大墓曾被古代敌人“毁墓”，墓主骨骼绝大部分缺失，“仅存数块人脚趾骨”，小型玉饰散落于木棺内外，部分贵重玉器被掳走。
这意味着，王庄遗址以一己之力，抬升了大汶口玉器总量。这一黄河下游重要“用玉中心”，让人们开始重估，大汶口文化在玉器时代的地位。
如此“宝玉叠出”的重要遗址，为什么突然冒出来？
2021年，河南东部。商丘市永城苗桥镇整治农村环境，清理污水坑。在王庄村南池塘南岸，有工作人员挖到一批古玉，包括双联玉璧、玉环、玉瑗、玉坠、绿松石等，骨器以及彩绘陶片。
经过考古学家们研判，这可能存在一处史前遗址。王庄遗址，得见天日。
2023年3月，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4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王庄遗址展开首次正式考古发掘，由考古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袁广阔任项目总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朱光华老师任考古发掘领队。
本世纪初，博士在读期间朱光华曾参与过旨在寻找“殷商之源”即先商文化的商丘地区考古调查，后进入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主攻夏商考古、中国古代玉器等方向。
时隔多年，能够重返故地，主持揭开如此重要遗址的面貌，朱光华觉得“非常幸运”。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考古发掘项目领队。
缘于玉器，王庄遗址引起考古界注意。发掘的三年间，高等级玉器一件接一件问世。
玉钺，是史前社会军权的象征。
君主大墓（27号墓）发现了5件骨鐏，可能曾随葬过5件玉钺。鐏，是安装在玉钺木柄底端的饰件。玉钺、木柄和骨鐏组成完整钺器。
去年发掘的一座墓（8号墓）墓主左手持1件玉钺，右手执环首骨刀，并有3件小玉璧与1件穿孔玉器随葬。这可能也是一位军事首领。
玉钺，作为身份的象征，是史前部落首领们的普遍随葬品，中心聚落多有发现。而王庄遗址多个墓葬“以玉覆面”、“以玉遮眼”的玉器独特用法，打破了过往发现的最早记录，具有丰富礼制内涵。
最早的“玉覆面”
去年12月初，在一座墓中（6号墓），发现了一组玉璧、玉珠、绿松石片组成的面饰。30多件玉石器铺满墓主的脸，推测玉石器曾用布缀连。
另一座墓主（5号墓），眼睛部位覆盖有玉璧。
古人死后下葬时有一种习俗，用“覆面”遮掩面部。核心功能在于遮挡眼睛，即“幎目”，身份等级高的人常用玉璧。
朱光华说，“玉璧遮眼，过去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而王庄遗址（6号墓）发现的是一组罕见的、完整的覆面。原来，一般认为玉覆面晚至西周时期才出现，王庄遗址玉覆面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这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玉覆面。
“相比南方良渚文化，王庄遗址的玉器数量并不见得多，形式也并不丰富。但是，王庄遗址出土玉器，比如玉覆面、扁薄玉钺（后来在石峁遗址也有发现）等，蕴含的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礼制内涵，可能更有意义。”朱光华说。
从墓葬规模、随葬玉石器等级及数量等综合判断，除了备受外界关注的君主大墓（27号墓）之外，其他少数墓的墓主，也可能都是部落首领级别。
“整体上，王庄遗址的墓葬等级、用玉数量，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直接相关。但是，玉器数量（或等级），和墓葬面积不一定完全成正比。”朱光华说，“考虑到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或部落（方国）之间政治形势等环境，有可能某些氏族首领没有营建特别大的墓地。”
“淮济下游古国”社会之发达，王庄遗址发现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崇尚信仰的社会里，玉器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高等级墓葬，往往随葬较多玉器以及特殊的玉礼器品种，而且常见大型玉器。
“唯玉为葬”的红山文化，玉器几乎成为积石冢墓葬中唯一随葬品；良渚有“玉琮王”；凌家滩出土有80多公斤的玉猪。
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玉龙（内蒙古翁牛特旗采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与之相比，以泰、沂山地为中心，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的东部海岱地区及周边，没有固定的玉料来源，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的玉器生产。因而，大汶口文化仅仅以少量玉器显现制度化的社会礼仪，并且多为小型玉器。
王庄遗址玉器仍然以小型玉器为主，出土的最有大汶口文化特色的扁薄玉钺、多孔玉石刀组成的玉兵器，以及耳坠、玉环、玉璧、玉镯、玉指环等玉饰件，未超脱同时期大汶口文化玉器的基本面貌。
在今年新发掘的I区的两座墓室内，也发现有由玉璧、绿松石组合使用的头饰。
在王庄遗址发现之前，焦家遗址是大汶口文化出玉最多的遗址。焦家遗址共有104座墓葬（占墓葬总数的48.4%）随葬有数量不等玉器，含有礼器和装饰品等。王庄遗址玉器数量，远远超过了焦家遗址。
多孔玉刀焦家遗址出土山东大学藏
焦家遗址发现的最大玉刀，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墓主（152号）的腹部
那么，在整个大汶口文化序列里，“为什么只有在王庄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玉器？”
“一部分玉器可能来自方国之间的交换。但是，如此数量的玉器，不会都是直接来自其他地区。”朱光华说，“更可能是通过和其他方国交换获得玉料资源，在本地加工制成。”
异地取材，就地制作。这意味着，王庄遗址（“淮济下游古国”）应该有玉石手工业作坊——这是大汶口玉器一项全新的认识。
王庄遗址，以玉器为尊，是大汶口文化的“另类”。实际上，在史前时期，大汶口文化作为宗教性偏弱的社会形态，陶器，才更加彰显身份和秩序的主要随葬品器物。
“古国时代”的王庄，陶器堆起“厚葬之风”
“大禹之时，诸侯万国”（《战国策·齐策四》）；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大雅·文王》）。
先秦文献回忆上古天下形势，往往口称“万国”“万邦”。“万国”真的存在吗？
考古学家赵辉认为，周天子分封，除了姬姓之外，还有一批功勋望族，可能由上古旧国延续而来。和王朝时代“对仗”，考古学界找到了一个描述史前部落的说法：“古国时代”。
在考古界，中国的“古国时代”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距今约5800年至5200年；第二个阶段，距今约5200年至4300年；第三个阶段，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
距今6000年以来，整合聚落群为一个更大社会实体——它的形态和历史文献的记忆吻合。这就是文献所谓的国。
之后，是国与国之间的整合。在距今5000多年前诞生了良渚这样的大型地区国家。学术界或将这种大型地区文明称为方国、邦国。
中原二里头国家的诞生，是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第三波次。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史前文明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进程，进入王朝国家。
去年11月至12月底，王庄遗址发现一处中型环壕遗迹（总面积8万平方米）。其后，初步探明王庄遗址四至范围，总面积达63万平方米。大量墓葬出来，聚落边界逐步明晰，人们意识到王庄遗址是一处大汶口文化为主体的大型聚落。
王庄遗址，正是当时方国之一（测年显示，距今5300年至4600年）。朱光华称之为“史前时期淮济下游古国”，即以古代淮河、济水下游为统治区域的东夷古国。古史传说将山东海岱地区及其周边的部落称为“东夷”“夷”，与地处中原的炎黄部落的“华夏”对应。
放眼大汶口文化各大遗址，王庄遗址聚落规模位列第一梯队。
焦家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有目前发现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
岗上遗址有80万平方米（有海岱地区目前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大汶口遗址有80万余平方米
王庄遗址有63万平方米
“王庄遗址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可能更大？这还需要继续的考古工作确认。”朱光华说。
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以及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发现地和命名地的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它们是大汶口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几大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能称得为上中心聚落的可能只有大汶口遗址；其他基本处在大汶口晚期）。
此外，固镇垓下遗址有大汶口文化城址，是安徽省迄今发现的最早古城址，护城河内面积约20万平方米，填补了江淮地区无史前古城的历史空白，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800年）、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层层相叠压，在我国古代同时期文化遗址中尚不多见。
文明之初，天下之势，浩浩荡荡、汹涌而起。
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古国时代，黄河下游及周边存在多个强盛的“古国”。同时期，黄河流域共存有被称为“河洛古国”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崤山古国”的河南西坡遗址、“南佐古国”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发达的制陶业，是大汶口时代物质丰富、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首次发掘，计133座墓葬，完整和修复的出土陶器有1015件（不包括器盖），可以分为16大类，35小类。这是最早人们对大汶口文化陶器的感知，数量、类型的丰富，超出人们想象。
20世纪70年代，因出土过大汶口文化“人面纹玉饰”，滕州岗上遗址第一次引发大规模关注。
人面纹玉饰大汶口文化滕州市博物馆藏
岗上遗址最大规模的墓葬——一座四人合葬大墓，共出土355件随葬品，其中300余件陶器。这是整个中国史前墓葬中，随葬陶器最多的一座墓。
距今6000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率先发生制陶技术变革，新的制陶技术——“快轮制法”得到普及。一部分脱离农业生产的人群，转为手工业生产者，海岱地区的社会分工出现。
王庄遗址君主大墓（27号墓）随葬品有400件左右，其中有陶器100件以上（玉器近200件）。王庄遗址的多个中型墓葬里，随葬陶器数量也普遍超过100件。
“就总数而言，仅去年发掘范围内发现的陶器，总数达到五六百件。目前，仍有大量陶器在拼合修复中。”朱光华说。
岗上遗址随葬陶器数量极多，但是体积普遍较小，以专门为随葬而制（即“明器”）为主。而王庄遗址、焦家遗址等随葬陶器，以体积更大的实用器为主。
“王庄遗址一些大型陶器，在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并未见到。整体来说，大型陶器占比要远远超过其他遗址。”朱光华说。
陶器，承载的是大汶口人“事死如生”的“厚葬之风”。
基于不同划分标准等因素，一般认为，良渚古国（良渚文化）以良渚遗址为中心，红山古国（红山文化）以牛河梁遗址为信仰中心，石家河古国（石家河文化）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屈家岭文化有“众城之邦”的说法。
在黄河下游，焦家、岗上、大汶口、王庄等这些“古国”却可能是并立存在，并未发现具有统领性的中心聚落出现。而大汶口文化这种“古国”林立的状态，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
尽管如此，“古国”之间可能并非“势均力敌”。
仅就墓葬规模而言，王庄遗址的墓葬规模，普遍大于同时期大汶口文化其他聚落。
朱光华说，“今年发现面积难得一见的超大型墓葬，以及大量高等级玉器、大型陶器的出土。这说明王庄遗址整体的社会地位可能很高。当时的东部方国里，它可能更强盛一些。在整个东方地区，也许王庄更加重要。”
王庄遗址，有诸多不同之处，乃大汶口时期古国之“清流”。
另类“古国”：处在玉文化南下通道，有别于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古国”
1958年春天，河南东部的小村庄，一个农民在挖藕塘时挖出了一件“方形筒状”玉器。这件玉器一直给孩子当玩具，后来被路过的旧货商以27元的价格买走了。
从外形判断，这件遗憾流失的玉器，正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玉琮。
20世纪70年代，村民挖池藕时又发现一些玉器。20世纪90年代初，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一些古玉和带有彩绘的陶片出现。
几十年来，一件接一件，零零散散有玉器冒出来。这个小村庄就是王庄。
这些偶尔露面的玉器，是朱光华听当地人说起。在这一轮考古发掘之前，人们很难相信豫东地区能发现大型聚落。
豫东、皖北、鲁西一带，基本上遗址的发现均在高出地面的高台及其附近。
河南永城几处龙山时期的遗址（造律台遗址、王油坊遗址、黑堌堆遗址）都坐落于一个“大土堆”上。因为季节性的黄河泛滥，人们会首先选择到高地去居住。
而人们在平原生活的遗迹，则留在了黄河淤积层，长期深深掩埋。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恰恰与王庄遗址广大的面积、大量随葬玉器有关系——这提高了后来人发现它的概率。
王庄遗址是“首次在河南境内揭露的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地”，是位于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的最西部的中心聚落，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面貌。
王庄遗址出土了最早出自红山文化的双联玉璧，这与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出土的双联玉璧在色彩和造型完全一致；出土的玉坠，与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完全一致。
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从“红山-凌家滩-良渚”的玉文化南下之路，正好穿过王庄遗址所在的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
王庄遗址，处在南北交流的大通道上。
实际上，红山玉器在泰、沂山地西侧边缘大汶口文化遗址普遍发现，绝大部分并未深入到大汶口文化的核心区。相比较而言，红山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不如南方来的良渚文化及其前身崧泽文化。
王庄遗址出土了四五百件陶器，可以确定为大汶口文化，并且兼容并蓄，带有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南方地区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与此同时，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地方风格，代表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豫东地区的一个新类型。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依据陶器类型将大汶口文化细分为六大类型。各大类型，有一些代表性遗址，王庄遗址和同时期的金寨遗址比较接近，属于同一类型。
王庄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另类”。
大汶口文化墓主显见的“枕骨变形”、“门齿拔牙”（可能是是成婚或成年的标志）、“口内含珠”等习俗，在王庄遗址并不突出。目前，王庄遗址只有几座墓发现了枕骨变形（含4号墓）。
大汶口文化核心区的岗上遗址和焦家遗址均发现较多的高足杯、流部呈筒状的陶鬶，这并没有出现在王庄遗址。此外，陶器中的大汶口的日月山（鸟）、八角形纹等标志性符号，尚未见于王庄遗址。
焦家遗址17号墓出土的陶高足杯，是龙山文化黑陶杯的肇始
最特别的是，墓葬之间“有意打破”的埋葬形式。
“有意打破”的命名，是考古学家、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借用了已故的考古学家赵化成曾提出的说法。
一般是两个墓或者三个墓，上下交错、相互叠压。
6号墓的墓主，直接枕在7号墓墓主的腿骨上。两个骨架叠在一块儿，而且两座墓的随葬品连续堆放。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叠压的墓葬墓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道令人费解的谜题。
“有意打破”埋葬形式，本质上可能是大汶口文化更加重视血缘关系的反映，这与其后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龙山文化不同。
在焦家遗址，发现的近400座墓葬，大小墓葬共处于一个墓地（和后来陶寺遗址类似）。在这一聚落的“公共墓地”里，按等级分区，排列相对井然有序。这一现象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并不罕见，包括王庄遗址。
尽管墓葬埋在一处，整个聚落可能分为多个家族的人群。权力可能在这些家族之间流转，以玉钺作为标识。
到了龙山时期，几十座以上的墓地都很少，以家族为单位，可能最多十几个人埋在一起，可能埋不到两三代就中断了。
尽管大汶口文化的高等级墓葬有相对集中趋势，但是还没有出现类似良渚古国贵族们的独立墓地，或者后来人们熟悉的“王陵区”。
南北玉器汇合、吸纳各地陶器风格、“有意打破”墓葬形式……王庄遗址呈现出大汶口的新面貌。
若论大汶口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的贡献，首提诸多开先河的礼制之仪规，流传后世数千年。王庄遗址讲出了“礼出东方”的新故事。
礼出东方：王庄，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桥头堡”
从去年春一直发掘到8月份，在早前出土大量玉器的王庄村南池塘周围，众人期待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并未出现。
此时，距离考古人员进场过去了5个月。山重水复疑无路。有一天，村中一处地层里发现了一排早期陶器。
因年代久远，埋藏情况不佳，周围土质差别小，一时难以判断墓葬的边界。朱光华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与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二位先生前往指导。在两位考古学家的参与下，最终划出了大墓的准确范围，并初步判定是一座史前时期的大型墓葬。
在今年发现27号墓之前，这是王庄遗址墓葬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墓（3号墓），让人们最初见识到“淮济下游古国”气象。
去年11月中旬，在3号墓室中部，朱光华发现一组石制器，有尖首、平首两类，共9件。这与后世人们熟悉有礼制内涵的玉圭高度形似。袁广阔认为，这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
今年的君主大墓（27号）也有圭的发现（石圭被人为折断损坏）。至今，王庄遗址的圭的出土总数达到20多件。
朱光华说，“过去普遍认为，圭的发源在龙山时期，作为礼制重器历代承袭，直到清代‘圭璧’组合仍然是最高等级的玉礼制表达。”而王庄遗址的石圭提前了圭的起源时间，是后世玉圭的前身，是玉圭之滥觞。《尚书·夏书·禹贡》曰：“禹赐玄圭，厥告成功。”古史传说，大禹治水平定九州，天神赐给他“圭”。圭，化身为古代王朝权力正统性的最重要意象。
一般认为，代表性的类型如圭、璋、璇玑等几何形状礼制玉石器物，最早由黄河中下游人群创造，再沿着黄河传播到中原和陕北地区。
龙山文化人面纹圭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藏
王庄遗址扩大了大汶口文化的边界，让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的路径更加清晰。这一发现还揭示出大汶口文化中期，其势力范围已经到达河南东部地区。
学者们多有“礼出东方”之论，王庄遗址，是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桥头堡”。
“礼出东方”，以“礼出陶器”最为突出。
在岗上遗址的四人合葬大墓，300余件陶器有成套的高柄杯、高柄豆、陶觚等，而且以偶数居多。
在焦家遗址，最高等级墓葬（152号）墓主随葬陶器27件，有成组的背壶和高柄杯等水具饮器。也多成偶数，一对对出现。
在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的45座墓葬中，酒器多达663件，约占全部出土物的45%。在两座大墓中出土了成套的酿酒器，包括用于滤酒的漏缸，有接酒、储酒的陶盆和陶瓮，饮酒用的陶盉、陶觯、陶杯等组合酒具。
王庄遗址同样如此。
朱光华说，“3号墓随葬有一排大型陶壶，每两个陶壶间隔摆放一个陶豆；4号墓也有成排的陶器，一排陶鼎、瓦足鼎居多，另一排则以陶豆为主。”
大汶口文化从墓的规格到饮器（酒器）、食器都有明显的尊卑分明的礼仪制度，作为随葬品的陶器（陶鬶、陶鼎、陶壶、陶杯）成套出现，形成较为明确的“器用制度”。以酒器为代表的陶礼器，背后是重视世俗，血缘亲属和权力相结合的社会特征。这一现象在早期中原地区文化难以见到。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地区将中亚传来的青铜技术，与海岱地区陶器器形结合的产物。而与夏代对应，被学者称为“最早的中国”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中发达的礼制许多即脱胎于彼时已被称为“东夷”的海岱文化区。
春秋青铜附耳蹄足蟠螭纹（铭文）列鼎济宁市博物馆藏
大量随葬品的承载空间，是墓主的葬具。
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内棺外椁”。
焦家遗址发现有20多座墓，棺椁俱全。最高等级大墓（152号墓）使用了“两椁、一棺”作为葬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具有三重棺椁的墓葬。能够打制棺材，甚至是二重、三重棺木，只有当时资财殷实的富裕阶层可以实现。
山东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曾指出，“中国后代棺椁制度的起源，就是岗上遗址和焦家遗址。”
今年的君主大墓（27号）也发现了棺椁葬具。王庄遗址提供了中国后代棺椁制度的起源的又一新证。
大汶口文化为早期中国礼制形成，贡献颇丰。无论是玉石器的使用（圭、玉覆面；非常薄的玉钺，后来在石峁出现；横向石刀，后来在龙山、石峁属于重器）、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这一系列制度，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学者普遍认为，到中原的龙山文化阶段，以陶寺为代表的墓葬所体现出来的规制化特点，和东方地区有极大的关系。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能够对外“输出礼制”，得益于从大汶口文化（距今5800年～4400年）到龙山文化（距今4400-3800），几千年里整个社会以平稳发展为主旋律。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曾指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相同，文化的承载者和创造者均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族群，两者本来就是同一支文化的前后不同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有650处左右，绝大部分属于晚期阶段。发展至龙山文化，增至1600处左右。
大汶口文化人群和龙山文化——前后相继的同一人群，其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主要力量来自于经济生产之上的社会积累，而不是靠打仗、靠族群之间的冲突形成。后者在中原地区有突出表现。
因而，大汶口人普遍生活充裕，物质条件较丰富。过去，有学者统计：大汶口文化70%以上有葬具，社会中层普遍有一棺，一些有棺椁、头箱，在全国同时期墓葬中极为少见。
王庄遗址墓葬中普遍含有代表财富的猪下颚骨。君主大墓（27号墓）出土了精雕的象牙雕筒，这一社会上层用的高端贵重器物，在岗上遗址也有出土。
那么，从大汶口到龙山，社会转折如何实现？
在王庄遗址，地位显赫的君主大墓（27号墓），出现了罕见的史前“毁墓”现象：墓主尸骨被取出、重器并毁或掳走（多数石圭遭人为折断、玉钺皆消失不见），陶器得到保留。
无独有偶。
焦家遗址有五座高等级墓葬被毁。其中一座墓（17号墓）人骨被砍斫，重要玉器几乎尽失，只留下随葬陶器。
焦家遗址被毁的17号
而焦家“毁墓”，曾被视为中国田野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毁墓行为”。
其后，位于山东济宁市泗水县的龙山文化尹家城遗址中有5座墓葬被严重破坏，墓主人尸骨和随葬品都被取走或者随意扔在墓坑旁边。这几位墓主人应当是当时部族的上层人物。最著名的“毁墓”，莫过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遗址。
为什么同样在距今五千年之际，两个黄河流域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古国的君主大墓，均遭遇“毁墓”？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出现明显断裂，巧合的是，“毁墓”正好集中在这个断裂时期。
有学者推测，毁墓可能因为贫富分化、社会内部或不同部落冲突引起纷争，导致的有意识破坏。
重要君主大墓被挖，聚落势必覆灭。这为人们寻找龙山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又一线索，也让人们思考“淮济下游古国君主”——王庄遗址消亡的原因。
不过，从大汶口到龙山文化的断裂，不足以打断本地社会的文明进程。海岱地区及其附近，相对靠近东方，不处于冲突激烈的中原的核心地区。即便受到外来冲击，破坏性可能也相对较小。
距今约5000年，红山文化已经走向衰落。进入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衰亡了，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随之没落。到龙山文化偏晚阶段，史前最经典的五大体系中，只有注重“世俗”的东方和中原兴盛不衰，绵延不绝。
到战国及之后，东夷文化在黄河下游逐渐消失，融合进入华夏文明的滔滔浪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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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华：《十大考古参评项目|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文博中国，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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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芬宋艳波《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12月
图片|王庄遗址考古队等
排版|黄思琦
设计|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