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唐代的科考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考，那时中了进士和状元，要在皇宫外张贴皇榜，从而一举成名天下知。张贴皇榜的背后，是录取过程的博弈。

优秀宗枝夺魁

在唐代，皇家宗室子弟是可以参加科考的，但是为了避免与民争名，唐朝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总觉着宗室子弟个个纨绔，没有真才实学，统统划归无才之列。其实并非如此，在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有一例，一位宗室子弟就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夺得了状元。他就是开成二年(837年)丁巳科榜首李肱。

在《云溪友议》和《记考》中记载：开成元年(836年),进士考试是唐文宗亲自出的题，由中书舍人高锴权知贡举，高锴是个不受请托、实心选才的人。他将录取进士的名单及其考卷呈交文宗亲加审阅。文宗很满意，将他升为礼部侍郎。并命他第二年继续权知贡举。第二年，恰巧有宗室子弟参加考试。唐文宗亲自出了考题：《琴瑟合奏赋》和《霓裳舞衣曲诗》。

考过之后，礼部侍郎权知贡举高锴经认真批阅，反复比较，录取进士40名，并拟出了名次，结果恰好第一名是宗枝李肱。正因为李肱是宗室子弟，他不放心，又将李肱的诗赋拿来反复吟诵，觉得确实堪称第一，便将名次确定下来，再将前五名的考卷装订成册，进呈文宗，并另具奏章说明各名次确定的理由。最终，唐文宗认可了高锴所排的名次，宗室子弟李肱就这样当了榜首。此后，李肱被授以“刘安之职”,即让他著书、修史，后历任岳、齐二州刺史。

一春攀得两重枝

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还在完善的过程中，远不像后代的宋、元、明、清诸朝那么严谨。所以，才出现了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乙丑科，因主考官董恩恭事先泄露考题被揭发，而将本次所取进士全部作废的奇事。后来，又因两次有人反映取士不公，而对已录取的新进士重加考校。可见，当时的进士状元录取博弈也是异常激烈的。

据《文献通考·选举考》和《全唐文纪事》等记载：这两次重考，一次发生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乙丑科。这次由谏议大夫陈商权知贡举，取进士27人，以张渎为状头，易重居第二。二月放榜之后，满朝议论纷纷，都认为取士不公，有严重的请托行为。于是，武宗命翰林学士白敏中等，对所取27人进行复试，结果有7人不合格，包括状头张渎，均被黜落。易重不仅仍被录取，且名次升为第一。这个易重为了参加科考，的确不容易，他自进京赴考至此，离乡已达6年之久，饱尝科考之苦。状头及第后，他激动地写了一首题为《寄宜阳兄弟》的诗，寄回家中：“六年雁序恨分离，诏下今朝遇已知。上国皇风初喜日，御阶恩渥属身时。内廷再考称文异，圣主宣名奖艺奇。故里仙才若相问，一春攀得两重枝。”侧面反映了他的艰辛与酸楚，以及功成名就后的欣喜之情。

第二次发生在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乙卯科。这年，刑部尚书崔凝权知贡举，所试诗题为《内出白鹿宣示百官》；赋题为《人文化天下》,以“观彼人文，以化天下”为韵。考毕，录取进士25人，以张贻宪为榜首，赵观文排在第八名。

出榜前，有个依附于中贵人的考生李滚，才学很差，得知自己被黜落，十分气愤，就千方百计找茬儿攻击这次考试。事先，由于中贵人的一再吹嘘，昭宗也颇赏识李滚的文才，听说他未被录取，自然很不高兴。在中贵人的怂恿下，昭宗密令近侍们到贡院门口拦着搜考生的夹带。这帮人有恃无恐，搜得十分仔细，连考生的头巾、靴子也不放过。事后，中使们回宫奏道，所取的20余名进士，没有真才实学的占了一半，外间议论纷纷，皆以为不可。唐昭宗听信了他们的话，便下令让翰林学士陆展、秘书监冯渥在云韶殿对本年新进士进行复试。昭宗还亲自拟定《曲直不相入赋》等四个题目，并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交卷。有个叫卢赓的称病不想参加复试，昭宗还传令让人将他抬到考场，后来查明他是到华阴县省亲去了，来不及赶回，其父卢倔只好上书请求将他除名，这才作罢。

复试的结果是只录取进士15人，以赵观文为榜首。张贻宪等5人不予录取，但允许来年再考；而崔砺、苏楷、杜承昭、郑稼等4人考得特别糟，不仅不予录取，而且还取消了今后的考试资格。为了安慰被黜落的包括卢赓等10人，每人赐绢3匹。主考崔凝因此被贬为合州刺史。

正是由于这次重考，赵观文才得以脱颖而出，自然十分高兴，他的朋友也为他高兴。诗人褚载作《贺赵观文重试及第诗》：“一枝仙桂两回春，始觉文章可致身。已把色丝要上第，又将彩笔冠群伦。龙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烧转更新。今日街头看御榜，大能荣耀苦心人。”（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