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导涂凌波在《学术前沿》撰文指出：

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社会交往的整体转型，而且使社会世界的建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当前中国社会交往出现三个新的特征，即交往的泛化、交往的加速、交往的过剩。

一是交往的泛化。在我国，微信、微博、QQ、知乎、豆瓣、今日头条、小红书、抖音等为人们提供的连接性，使得人们可以基于多种关系建立日常的普遍交往，方式是网状的、泛在的、流动的，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连接入口随时、随地甚至随心所欲地开展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突破了空间与地域的限制，创造了多重交往空间。交往的圈层从亲人、熟人交往延展到更大范围的陌生人交往，但与此同时亲人、熟人交往的圈层也在不断扩大。

二是交往的加速。人们有了更多的数字媒介作为开展社会交往的中介技术，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的社会时间越来越被媒介逻辑所主导。其显著变化在于人们的交往节奏、交往步伐越来越一致和同步，交往的时间延迟被大大压缩，甚至几乎没有了延迟。简言之，这是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即时文化”的交往方式。这种越来越快速的即时性交往方式、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和互动行为，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不再宁静，而是充斥了来自各方的交往诉求、交流信息、交往压力，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人与社会世界的连接关系、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行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交往的过剩。媒介化交往在社会世界中越是基础性的和重要的，人们就越离不开交往，然而几乎7天×24小时的交往在线状态，带给人们巨大的交往负荷、交往压力、交往疲劳。这就是数字时代交往过剩的表现。交往的过剩既表现为个体层面的感知，也表现为整个社会交往层面的问题，这是数字时代人们普遍出现的症状以及面临的挑战。（严顺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