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丰富的宏观治理思想。其主旨思想是以“道”为核心来管理和协调国家治理所涉及的各种关系。“道”一词，包含万物根源的道体、总结规律的规则、约束行为的道德三个层次的意思。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含义常称为道，第三种含义常称为德。在《道德经》中，道和德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有道才能有德，有德有助于有道。《道德经》中蕴含了六大治理思想，与当今主流宏观调控理论的内涵相通。
第一，《道德经》倡导治理定位于国家要有所作为，并反对乱作为，这与宏观调控的功能定位相一致。
宏观经济理论在发展历程中曾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应积极有为，即政府应采取宏观政策积极对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另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应消极无为，即政府不应对经济波动进行调节。宏观调控应该积极有为已经成为主流共识，因为只有靠宏观政策才能避免市场失灵导致的严峻问题。不过，宏观调控定位积极有为的目的是解决仅靠市场机制无法恢复或恢复正常状态偏慢的问题，而非为了取代市场和过多干预经济运行。
与之类似，《道德经》明确指出国家需要有所作为，而且明确反对乱作为。《道德经》第二章指出，“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清晰地表明了国家需要有所作为，只是要做到“不恃”。第三十七章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这完整和清晰地描述了国家宏观治理与经济运行之间的逆周期调节关系。此外，第二十九章指出，“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要求政府不能强行作为和不能采用极端措施乱作为。第八章中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和第六十四章中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都说明，国家看似无为，但实际上是不与民争利、是“有为”地提供市场所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也展示了《道德经》的“无为而无不为”之道和“不争”之德两者融为一体。
第二，《道德经》倡导治理要“以百姓心为心”，这与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相一致。
虽然西方主流宏观理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来阐述最优货币政策，但在实践操作上建议主要追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实践有新的认识。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道德经》明确指出，国家没有自己的一贯利益，而是把人民利益当作自己的核心利益、最高利益。《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其中的圣人可以解读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或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在《道德经》中具有多方面体现。第四十九章指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要求国家要没有选择性地善待他人。第八十一章指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表明人民幸福和国家利益并不矛盾，人民越是幸福和富足，国家就越是强盛。
第三，《道德经》强调规则化治理，这与主流宏观调控理论倡导规则重要性高于相机调控的基本原则相一致。
按规则实施的宏观调控是指政策制定者事前公布政策对各种情况的反应机制，并承诺遵循所公布的规则。相机调控是指政策制定者自由地做出判断并选择当时看来合适的政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建议使用通胀目标制等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观点要更为主流。不过，近年来理论界和政策界认识到仅仅是物价稳定还不足以保证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故宏观政策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道德经》有多处蕴含了规则化的治理思想，高度重视按“道”，即遵循规则化治理。其一，经济运行本身有规律和有恢复至动态化稳态的趋势，规则化治理才不会破坏经济运行规律和趋势。例如，第十六章指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不遵循规则化治理会导致严重后果。其二，由于有限信息和万物演化，因此需要兼顾规则和相机调控。第七十一章阐述了有限信息问题，“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同时，《道德经》多处提及了万物的不稳定性与演化性。除了第三十七章和第十六章之外，第十五章形象生动地讨论了演化的动与静：“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由于经济运行广泛存在有限信息和演化性，宏观治理难度很大，需要在遵循规则的基础上兼顾相机调控，才能帮助经济体实现稳定化目标。
第四，《道德经》倡导治理者要怀不争之德，这与宏观调控理论要求政府与市场要和谐相处的基本前提相一致。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宏观调控理论面对的核心问题，既有国际实践经验难以给出较好答案，要么过于看重政府的作用，要么过于看重市场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则更加合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遵从《道德经》的思想，国家对民众、政府对市场、强者对弱者，都要怀不争之德，其本质就是政府与市场要和谐相处。例如，第八章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宏观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民众福利，因而国家不能与民争利，宏观调控不能与市场争长短。凡是市场和民众能够做的、愿意做的，就要让市场和民众发挥作用。凡是市场和民众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出现了市场失灵，国家就要勇挑重担、发挥作用。
第五，《道德经》倡导治理要行长久之道，这与宏观调控理论倡导政策空间管理和退出机制以增强政策可持续性的新共识相一致。
在各国宏观政策实践中，政策空间管理非常重要。如果政策空间不足，就容易发生政策急转弯，这会打击市场信心，进而导致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道德经》也蕴含了这一道理。第五十九章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由此表明，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留出空间和更好地保持连续性。同时，政策空间不是越大越好，需要适度。政策空间过小，会导致宏观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空间过大，会导致宏观政策成本过高。其中，第四十四章指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意味着政策空间过大是一种浪费。第二十三章进一步指出，“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意味着政策发力要兼顾空间管理，否则将难以持续。
宏观政策退出机制是指当经济面临的不利冲击已经结束或快要结束时，需要使应对冲击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有序退出。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时期采取的非常规宏观政策，更是需要退出机制，这有利于节省和预留政策空间。对此，《道德经》第九章强调，“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了与退出机制相关的处世与治理智慧。
第六，《道德经》多处蕴含了治理可信度思想，这与宏观调控理论所倡导的预期管理以提高宏观治理效率的理念相一致。
预期显著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运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同理性预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短期内价格具有黏性。由于预期会显著影响经济运行，所以宏观政策效果取决于公众对于政策的信心。正因如此，现代宏观调控理论更加强调预期管理，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效率。
《道德经》的多处论述与预期管理相关。第十七章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其中就蕴含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第六十三章的“夫轻诺必寡信”蕴含了政策制定者的声誉与道德对于政策可信度有直接影响的思想。进一步地，第七十章强调，“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这其中蕴含了规则化宏观调控可以更好地管理预期的重要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