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姚桃娟

近两年零碎时间几乎都被手机占据了，很少捧书阅读，前一天收到网购的黄仕忠学长的《进学记》，我却津津有味地读到半夜，夜深人静中，时不时被他的叙述带入那个“我心飞扬”的青春时代，而在这个时空里曾经也有个小小的我。

黄仕忠学长是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的，而我是1980年考入的，尽管只相差两年，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界面”，这不仅仅是因为77、78、79三个年级在中文系分部上课，而从我们80年级开始都在大学本部，还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三届学生中多往届生，年龄偏大，阅历丰富，当时我们的辅导员张梦新老师就是30多岁“抱着孩子上大学”的；而我们80年级开始，多应届生，年龄普遍偏小，我上大学时才16周岁。

在《进学记》中了解到黄仕忠在班级里年龄也偏小，上大学后一个月才过18岁生日，而之前他的理想是18岁当上生产队小队长，没想到18岁成了一名“天之骄子“大学生。他真是个读书的种子！从小就嗜书如命，在首篇《书的诱惑》一文中，他不由地感叹：“我搞不清楚是书缠住了我，还是我离不了书。”上大学，读书进学；考上研究生，读书进学；留校工作一年，再考博士，读书进学，师承名家宿儒徐朔方、王季思先生，让他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从中感悟到学术与人生的关联。他一辈子心无旁骛地埋头于搞学术做学问，并在2013年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殊荣。

当然书中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我的大学之路”和“我的大学”。他写到参加1977年高考，语文作文题是“路”，他感叹道：“后来才知道，我其实连什么叫小说、散文都不知道……”读着不禁哑然失笑，是的，那时我们大多就是这样的。1979年高考语文题目是提供“陈伊玲的故事”，要求改写人称，我一点都不懂，大概凭自我感觉，划去一些语句、段落而已。他又写到1978年在高考补习班时，“那时我的头脑出奇地好……这三个月里，我比高中两年的收获还多。”我也是这样的。1979年凭着肚子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墨水”糊里湖涂地参加大考，分数居然还靠近大学分数线，第二学年就复习迎考。那一年才是真正的读书时间，非常用功，脑子也特别好使，接受得很快。

可上了大学之后，对照仕忠学长，我感觉差距太大了。虽然绝不会是老师眼中的“坏学生”，但得过且过，根本没有主动学习的劲。大学四年过得很轻松，课外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寝室同学一起看电影，组织参加同乡会，春秋冬去杭州西湖游玩，西湖边赏菊展，宝石山上赏雪景，那是多么美好的良辰美景呀。我在杭大第一次吃到红烧大排、青菜里脊、红烧狮子头，第一次品尝到菠萝面包……第一个春节回家，我养得白白胖胖的。妈妈从来不夸我，这次却夸我“阿拉阿桃变好看了”。第一学期也是我最想家的时候，读着家里的来信，我会因想家而哭泣，肯定在信中也不懂事地跟家里人诉说了什么，害得父母亲很是担忧。那时年龄太小了，见识太窄了，从山沟沟到大城市，我放飞了，紧张又放任地享受着大学生活。

现在看到一些有关杭大的回忆文章，写到杭大那些德高望重、满腹经纶的先生，我总会产生遗憾之感，他们大多也教过我的呀，我却一点没有（那时也不敢）亲近他们，得到更多的文化滋养、人文薰陶。

尽管如此，书中插图中一样的“杭州大学”校门、标识，一样的毕业合影的排列、穿的衣服、戴的校徽，一样的图书馆、运动会，等等“大学印痕”，都给我无比亲切的青春记忆。书中作者年轻时候尤其是大学期间拍的几张照片，高个子，看上去敦厚老实，感到很亲切面熟，是我在篮球场、田径场抑或在图书馆见到过吧。书中他写到大学时因为个子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面对比他大得多的同学领操喊口令时的窘态，我心领神会，是的，从农村出来，不会说普通话，又因为年龄偏小，在班级或小组活动说话时，我都会面红耳赤。但显然学长在大学时争取到的锻炼机会更多，自我境界的提升更快，他酷爱读书、善于思考，也擅长篮球、跑步等体育运动。

《进学记》中写师友的篇章特别精彩。他的夫人陈定方在前言中写道：“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这是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黄仕忠铭记在心。”确实如此，黄仕忠是一个很活泼的学者，他的这些回忆性文章与众不同，可读性很强。他特别善于运用文学笔法，抓住人物的细节、特点，写出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大先生们的性格特点、精神风貌，老杭大先生徐朔方、沈文倬、刘操南、郭在贻以及在中山大学时黄仕忠的导师王思季先生，他们的为人为学，都给读者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黄仕忠学长在杭大读研究生，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学生是“硬碰硬”的诸暨人，导师是“硬碰硬”的东阳人，他俩心气相投，心灵相应，黄仕忠写的《徐门问学记》《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怀念业师徐朔方先生，尤其精彩纷呈，可以一读再读，文字的魅力极大。我读了两遍，又翻阅了几遍，一则是被徐朔方先生特立独行的为人、为学所吸引，再则是为黄仕忠学长真诚质朴的为人及行文所吸引，唯真唯实能动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徐朔方的：东阳人的根性，英文系的底子，让他面对中文系的事务时，与“正统中文人”格格不入。徐先生多次对我说：“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他的意思是别人难说话。我点着头，心想：“您是不知道别人怎么说您难说话的呵。”一想到这对白，这心理活动，我在干家务的人，就忍不住看向窗外，哈哈大笑起来。徐先生真是太可爱了。还有徐先生是研究汤显祖的专家，他也是凭研究汤显祖而一战成名的。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他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这是一个多么率真求实的大先生！

书中写到“我”是徐先生的弟子，都是别人主动告诉“我”徐先生的种种“怪”，诸如锱铢必较、不合于群、不合时宜等等，而且作者当时的感觉是，大家都怕徐先生，又不敢与他当面论理，于是一个个都向“我”这个学生来诉苦。而到后来随着相处越来越多，这些“怪”却慢慢变得“不怪”。作者分析说，徐先生的“怪”，是他的思想与行为，“超前”了这个社会至少二十年，并且很早就与“国际接轨”了。

感谢黄仕忠学长的文笔留影，让我通过文本，领略了我们老杭大老先生们的道德学问，并且得到很多的启发感悟，弥补了少不更事时的遗憾。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爱读书的你在书海中“我心飞扬”，同学少年，意气风发，最终著作等身，学业大成，这一趟人生真是别样的书生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