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艺辉导演的电影《好东西》这几天在豆瓣开出了9.1的高分。新颖鲜活的成年女性群像之外，曾慕梅饰演的小孩王茉莉，也让人耳目一新。

面对被霸凌的处境，阴差阳错地，王茉莉不是用我们一向熟悉的“女孩”的方式反击，而是呈现出结结实实的“身体暴力”，从被击垮的霸凌者身边走出去。

我们熟悉的“女孩儿”们的攻击方式是怎么样的？冷暴力、孤立、中伤……采访了众多曾被霸凌或霸凌其他人的女孩们，雷切尔·西蒙斯在《女孩儿的地下战争：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性攻击》中指出，由于社会普遍压抑女性的愤怒与攻击性，女孩们才倾向于用更隐蔽的方式来攻击。

相比男孩，女孩往往承载了更多社会要求：受人喜欢比表达真实想法更重要，成为“完美女孩”比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更重要。对冲突和愤怒的回避令女孩们惯于采取“另类攻击”的方式处理争端，也令她们频频陷入人际战争的泥淖之中。

我们节选了第一章《女孩的隐性攻击文化》里的一部分——有时候，成为不好的女孩儿，反而是治愈的开始。

“男孩的刻薄和女孩的刻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林登学校藏身于一片体育场之后，似乎将城市的喧嚣挡在千里之外。我与八组九年级学生进行了讨论，每次都会从同一个问题开始：“男孩的刻薄和女孩的刻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从第一组到第八组，我都听到了同样的回答。“女孩会因为各种原因跟你翻脸。”一个孩子说道。“女孩会说悄悄话”，另一个说，“她们还会瞪你。”她们越发笃定地爆出各种答案：

“女孩都神神秘秘的。”

“她们让你从心底崩溃。”

“女孩控制欲强。”

“女孩有一种男生没有的邪恶。”

“女孩会从你的弱点攻击你。”

“女孩喜欢背后报复你。”

“女孩会计划，会预谋。”

“和男孩相处的时候，两人关系怎样你能拿得准。”

“我感觉和男孩玩更安全。”

这些女孩勇气可嘉，她们实话实说，向我描述自己的不忠诚、不可靠还有狡猾。她们说女孩会用亲密关系控制打压他人。她们说女孩很虚伪，会利用彼此来爬上社交高层。她们描述女孩不依不饶、工于心计、伺机报复、静待对方放松警惕、像野蛮人一样怀着以牙还牙的心态，“让她也尝尝我的感受”。

女孩们漫不经心地说起彼此间的冲突，时不时流露出自我厌恶。几乎在每一组讨论中都有女孩告诉我自己想做男生，因为男孩可以“靠打一架彻底解决问题”。

她们说起自己泄愤的故事，而我们的文化不愿将这些行为视为攻击。因此，她们自己叙述时也充斥着一种有害的谬误，认为女性天生口是心非。正如诗人、随笔作家阿德里安娜·里奇所言：“大部分关于女性的描述都说我们反复无常、狡诈、微妙、摇摆不定。”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就认为成年女性和女孩善于嫉妒、阴险狡诈，认为她们容易背叛、拒绝服从、遮遮掩掩。女孩的非肢体攻击没有通用的定义或描述方式，因此被统称为“阴险”“工于心计”“邪恶”“狡猾”。这种行为很少成为人们研究或批判性思考的对象，一向被人视为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如此一来，学校便将女孩间的冲突轻描淡写地归为成长必经之途，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孩就这样”。

判定女孩攻击行为的性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长期满足于这些充满谬误和刻板印象的解释？

被期待成为照顾者的女孩

如何看待攻击是衡量社会价值观的有力晴雨表。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认为，对攻击的态度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性别角色，或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分工的不同期待。

尽管出现了“暴女”（RiotGrrrl）和足球女队，西方社会仍期待男孩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和保护者，期待女孩承担照顾者和母亲的角色。攻击是男子气概的标志，让男人有能力控制环境和谋生。无论如何，成人完全不介意男孩扭打成一团。这种联系很早就产生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男生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他们能否表现出强硬的一面，他们通过运动天赋、反抗权威、行为粗暴、惹麻烦、霸道、耍酷和自信来赢得同龄人的尊重。

而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培养出照顾者的特质，这一角色与攻击性水火不容。设想一下何为理想的“好妈妈”：她为家庭奉献出无私的关爱，将家人的健康和日常琐事当作第一要务。大家期待好妈妈的女儿们“甜美可人、温文尔雅”。女性应甜美可人、关爱他人，应柔情似水、追求完美。

“好女孩”有朋友，而且有很多朋友。正如9岁的诺拉告诉心理学家琳恩·迈克尔·布朗和卡萝尔·吉利根的那样：完美的女孩拥有“完美的关系”。这些女孩将来要照顾家庭，成年之前则处于实习期。她们“从不打架……总是成群结队……好像从不参与辩论，听到什么都说：‘是啊，你说的我完全赞成’”。诺拉补充道，在令人沮丧的友情中，“有的人嫉妒心真的很重，然后就开始特别刻薄……（这就是）两人友情走向终结的时候”。

在《中小学女生》（Schoolgirls）中，记者佩姬·奥伦斯坦评论道：“一个‘好女孩’首先是友善的——友善的重要性超越活力，超越聪颖，甚至超越诚实。”她这样描述“完美女孩”：

没有可怕的想法，也不会生气，所有人都想和她做朋友……（她是）那种会柔声细语、心平气和说话的女孩，总是和颜悦色，绝不会刻薄或霸道……这种形象时刻提醒年轻女性沉默是金，不要说出真实感受，久而久之，她们会认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就是“犯蠢”“自私”“无礼”或根本无关紧要。

因此，人们期待“好女孩”没有愤怒。攻击有损关系，影响女性关爱他人和表现“友善”的能力，有悖于社会对女孩的期待。如此说来，大声承认女孩的愤怒等于挑战我们对“好女孩”的基本假设，并揭露出文化是怎样通过定义“友善”来剥夺女孩的权利：不能有攻击性，不能生气，不能发生正面冲突。

研究证实，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和老师就会阻止女孩进行肢体攻击或直接攻击行为；而面对男孩的小冲突，成人或表示鼓励，或不屑于插手。

举一个例子，1999年密歇根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尽管更为吵闹的实际上是男孩，成人却会更频繁地要求女孩安静点、柔声细语或用“更友善”的声音说话，频率大概是对男孩提出要求的三倍。

入学后，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这种错误界线会得到进一步巩固，社会的下一代会继续看重女孩友好、男孩强硬的特质。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将女孩的攻击行为讥讽为“不像女孩子”。坚定自信的女孩，也许会被侮辱性地称为“贱人”“女同性恋”“性冷淡”“男人婆”，蔑称远不止这些。

每一种谩骂性的称呼，都指出了这种女孩是如何违反女性既定照顾者角色的：贱人不喜欢任何人，也没有人喜欢；女同性恋不爱男人或孩子，只爱另一个女人；性冷淡的女人冷漠，对性爱不感兴趣；男人婆冷若冰霜，几乎无法付出爱或被人爱。

与此同时，女孩敏感地察觉到了社会的双重标准。她们并没有上当受骗，她们不相信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不相信“女孩力”已经大获全胜。女孩知道，约束男孩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如果女孩公开表现出攻击行为，就会受到惩罚，在社交中遭遇冷眼。

亲密关系作为武器

尽管女孩们竭尽所能，但还是无法让愤怒带来的自然冲动消散，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早期针对攻击的研究却把“好女孩”没有攻击性这种谬论变成了事实。最初研究攻击行为的实验几乎不会安排女性参与，由于男性往往会表现出直接攻击行为，研究人员便总结这是攻击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的观察研究中，其他类型的攻击均被理解为偏离常态或直接忽略不计。

针对霸凌行为的研究也继承了早期攻击研究的漏洞。大部分心理学家会关注挥拳头揍人、威胁或挑衅等直接攻击行为。科学家对攻击行为的衡量，也是在几乎无法观测到间接攻击行为的环境中进行的。

透过科学家的眼睛看女孩的社交生活，似乎一切风平浪静，波澜不惊。1992年，终于有人开始质疑这些表象之下到底藏着什么。

那年，一个挪威研究团队公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女孩研究。他们发现女孩并非与攻击行为绝缘，而是采用非传统途径来表达愤怒。研究团队猜测：“如果出于种种原因，攻击者无法（通过肢体或口头表述的方式）直接对目标进行攻击，她们就不得不另辟蹊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理论：由于文化规则不允许女孩采取公开攻击行为，她们便诉诸非肢体的攻击形式。该研究中，科学家们一反常态，开始质疑年轻女性的甜美形象，称她们的社交生活“无情”“具有攻击性”“残酷”。

此后，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分出三类攻击行为：关系攻击、间接攻击和社交攻击。“关系攻击”包括如下行为：“通过损害（或威胁损害）人际接纳、友谊或群体融入中产生的关系或感情来伤害他人。”关系攻击行为包括通过不予理睬来惩罚他人或满足自己的愿望，使用社交排斥手段实现报复，采用消极肢体语言或面部表情，蓄意破坏他人关系，通过绝交来威胁对方同意某种要求等。在这些行为中，攻击者把她与攻击对象的关系当成了武器。

与之类似的还有间接攻击行为和社交攻击行为。

“间接攻击”让攻击者得以避免与目标发生直接冲突。这是一种隐性行为，攻击者看起来并非有意伤害对方。间接攻击的方式之一是将其他人作为工具，让攻击目标承受痛苦，比如散布谣言。“社交攻击”旨在损害攻击目标在某个圈子里的自尊或社交地位，其中也包括一些间接攻击行为，如散布谣言或社交排斥。我将这些行为统称为“另类攻击行为”。

不允许某些女孩一起吃午餐、不允许她们参加聚会、不允许她们把睡袋和其他人的放在一起或不允许她们挤进咯咯笑的小圈子，这些事情乍一看非常幼稚。

然而，卡萝尔·吉利根的研究表明，关系在女孩的社交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与男女生打交道时发现，女孩将被孤立视为日常生活中的危险，尤其会担心自己因与众不同被抛弃；男生则认为危险是落入圈套或窒息。

吉利根认为，这种对比表明女性的发展“直指人类情感的另一面，强调连续性和灵活变通，而非替换和分离。关系和情感在女性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这意味着她们对损失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反应”。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让另一种攻击和霸凌形式有机可乘，此类攻击和霸凌形式有独立的特征，有必要单独划为一类进行研究。

若想理解女孩的冲突，就需要理解女孩的亲密关系，因为亲密和危险常常难舍难分。女孩关系的亲密程度是分析她们的攻击行为的核心问题，在女孩爱上男孩之前，她们曾彼此相爱，而且非常热烈。

女孩享受着不受限制的亲密关系。人们鼓励男孩不要依赖母亲，培养男性特质所需的感情控制能力。对女儿的要求则不同，成人会鼓励女孩认同自己母亲的养育行为。女孩的整个童年都用于练习照顾关爱彼此，而她们对亲密关系和人类联系的享受，最初正源自与最好朋友的交往。

然而，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忽视了女性朋友间的亲密。许多人认为女性应将最真挚的情感留给男性，将关爱倾注在丈夫和孩子身上。人们假设，女孩的其他生命阶段都只是练习而已，可能还有人认为这些阶段无关紧要。

实际上，正是女孩对关系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亲密友人付出的巨大热情，塑造了她们的攻击的重要特征。最痛苦的袭击常常源自最亲密的友谊，共享的秘密和对朋友弱点的了解为伤害提供了燃料。

此外，关系本身往往也成了女孩的武器。社会分工让女孩远离攻击，期待女孩拥有“完美的关系”，这使得许多女孩完全没有协调正面冲突的能力，连小争论都会让女孩怀疑两人之间的友情。

何出此言？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或当事人不具备应对冲突的能力，那么就很难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倘若两个女孩谁也不想表现得“不友善”，这段友情就可能出现危机。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

人们期待好女孩和“完美”女孩完全置身于良好的关系中，那么失去这种关系、孤身一人便成了女孩隐性攻击文化的锐器。

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在与成人的访谈中发现，男人将攻击视为控制环境和捍卫尊严的方式，而女人则认为攻击会结束自己所处的关系。与女孩们谈话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态度。对女孩们来说，连日常冲突都会终结一段关系，更别提突然爆发严重的攻击了，她们甚至拒绝最基本的冲突形式。

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损失。女孩们像上了发条似的，一个接一个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了同样的意思：“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背后的逻辑即为：“我不想直接伤害任何人，因为我想和所有人成为朋友。”

对孤独的恐惧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霸凌目标最常向我回忆起的是孤独感。残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恶语相加的邮件，匿名留言，窃窃私语的谣言，桌上、墙上和柜子上刻满了中伤的字迹，一阵阵嗤笑和谩骂，这一切如洪水猛兽般袭来—但让女孩彻底崩溃的是孤身一人。身旁无人窃窃私语、分享秘密，似乎会引发女孩深深的忧愁和恐惧，几乎要将她们毁灭。

女孩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孤身一人，其中就包括维持一段施虐友谊。“课间时你可不想一个人走。”被问起为何不远离刻薄的朋友，一位六年级孩子如此向我解释道：“没朋友，你的秘密跟谁说呢？你去帮谁呢？”一位八年级学生引用了一段电视纪录片解说词，痛苦地评论道：“如果母狮子离群，就会死去。因此，她必须身处狮群之中。”

随着女孩日益成熟，她们会更加惧怕别人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她们明白“完美的女孩”应该拥有“完美的友情”。“穿过走廊时，感到大家似乎都在盯着你，那是最糟的感觉，”一位来自林登的九年级孩子告诉我，“自己一个人走会被人可怜，没有谁希望被人可怜。一个人走就是被孤立了，说明这人有问题。让人家看到你一个人走，是我们最害怕的。”由于担心被人排斥，在波澜起伏的校园生活中，女孩会紧紧抓住朋友，就像抓救生艇一样，她们坚信孤身一人是最可怕的事情。

每个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渴望得到认可，形成联系。大部分男孩不愿意一个人待着，甚至无法忍受独来独往。随着女孩慢慢长大，友情更是像空气一样重要，她们用夸张的语言描述孤独这种惩罚。“我特别压抑”，萨拉解释道，“坐在教室里没有朋友，我在乎的一切都崩塌了。”一位五年级女孩如此描述她的孤独：“感觉心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