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源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官网公布，广东东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长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农信联社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河源市监委监察调查。这一消息再次将广东农信系统的反腐风暴推向高潮。

截图来自河源纪检委官网

公开信息显示，东源农商银行前身是有着60年发展历史的东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是东源县业务规模最大、网点最多、覆盖面最广的金融机构；2009年5月，统一法人挂牌开业；2014年1月7日，东源农商银行正式开业。

据最新财报显示，东源农商银行2023年末业务总收入48,736.51万元，比上年减少3362.52万元，减幅6.45％；总支出47,652.51万元，比上年增加2670.09万元，增幅5.94％；经营利润17894.69万元，比上年减少1832.87万元，减幅9.29％。

经营业绩压力增加的背景下，东源农商银行的资产质量也面临下滑的风险。截止2023年末，按五级分类口径，东源农商银行不良贷款8982.12万元；不良贷款占比1.11%。贷款损失准备余额14972.91万元，比上年末减少4721.12万元，年末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436.78%。一般风险准备和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年末余额分别为18651.25万元、2240.1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张长友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东源农商银行董事长，是该行自农信社改制后的首任董事长。然而，卸任董事长六年后的他，如今却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调查。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东源农商行内部可能存在的治理问题，也再次将农信系统的反腐形势推向风口浪尖。

事实上，张长友被查并非个案。今年以来，广东农信系统已有多名高管落马。据统计，包括张长友在内，广东农信系统已有至少12名高管被查，涉及广州、梅州、顺德、河源等多个地区。其中，仅11月份就有顺德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真勇，阳江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孔传赞以及东源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长友三人被查。

除了张长友，广东农信系统近年来还有多位重量级人物落马。例如，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广东省农信联社”）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苏宝玉，以及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周高雄和王硕平，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调查。这些高管在任期间，手握大权，对农信系统的内部治理和业务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落马，无疑为农信系统的反腐斗争敲响了警钟。

农信系统近年来频繁爆出高管腐败案件。自2003年全国农信系统社改革以来，农村信用社、农商行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管理权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省级政府成立省农信联社，具体承担对辖内农信金融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省农信联社的定位逐渐偏离了“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初衷，变成了拥有对下属机构人事任命权却不管资本、不管经营、不担风险、不负盈亏的“特殊机构”。这种机制设计上的缺陷，为腐败和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

而由于省农信联社拥有对下属机构的高管用人权，但却不需要对选人用人的失误承担任何责任，这导致各类关系户泛滥，选拔人才往往与下属机构市场化需求背道而驰。同时，农信联社在业务层面干预旗下机构业务的边界无明确划分，一些农信联社领导打着“建议”的旗号让下面的机构放贷款，一旦出了问题却只“提建议”而不被追责。这种监督管理的失位，使得农信系统内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

此外，农信系统的内控机制也存在严重缺失。在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的体系控制下，该行卷入了河南新财富集团诈骗案、雪松控股集资诈骗案、刘珂案等高风险案件之中。广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对广州农商行党委开展的巡察“回头看”中，批评该行“内控机制缺失”。这些案例表明，农信系统在内控机制建设方面存在严重不足，难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农信系统的腐败问题不仅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声誉和利益，也对地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广州农商行在王继康等人落马后，隐性负债浮现、风险逐渐暴露，经营绩效急转直下。自2020年开始，该行营业收入连续五年负增长，归母净利润更是暴跌近8成。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广州农商行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地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

面对农信系统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监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监管和反腐斗争。当前，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农信联社纪检监察组对张长友等人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银保监会等部门也加强了对农信系统的监管执法力度。然而，要彻底解决农信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