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进行到最后，记者忍不住向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提问，“您有时候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意人吗？”
刘庆每天都在长三角东奔西走，一天到访三个城市是常态。截至2024年11月1日，国创中心已在上海和江苏布局建设了101家专业研究所。前几年，研究所开业的、搞庆典的、办活动的、开理事会的，刘庆都尽量到场出席。最近没太多工夫参加仪式了，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刘庆得出面，到场出主意。
“很多研究所发展到一定阶段，方向要重新确定，过去主要做研发服务，以后可能要分离出一部分生产产品，设立公司的过程中涉及股权和与地方的关系，涉及国资利益保障，也要兼顾新股东的投资需求。”刘庆解释。“公司”、“股权”、“投资”等名词一同出现，颇有些谈生意的意味。更何况，各家专业研究所都背着考核要求，判定标准以技术销售金额为主——刘庆更像一位管理着众多子公司的董事长。
刘庆略一思索，马上否认了这种说法。“应该说我们完全不是一个生意人，而是技术创新要素的经纪人。”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和江苏产研院都是事业单位性质，不需要自负盈亏；刘庆正搭建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通道，而这个环节注定带有公益性和导向性。
比如，几年前，刘庆他们发现，在风电领域，新技术要想应用落地，必须要经过风洞试验，一次风洞试验起码花费上千万元，不少小企业难以负担。长三角国创中心征集了12家风电领域的企业，根据各企业所需风洞试验的具体需求，有的出50万元，有的出100万元，最后众筹到约1000万元，长三角国创中心用财政资金补助400万元，这才完成实验，并将试验结果分享给12家企业。刘庆认为，“纯粹的生意人肯定不会干这件事，也不易获得企业信任，‘众筹科研’难以成功。”
他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冶金及材料工程领域专家，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7年，担任过重庆大学副校长；他是总经理，曾创立一家超导材料技术公司，尝试生产高温超导材料并投入市场，此后他还陆续开办过多家公司，涉及多个领域……
如今，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在科技和产业之间，他成了牵线搭桥的人，不断“跨界”和“破圈”。长三角国创中心于2021年6月正式揭牌成立，总部位于上海张江科学城。担任主任3年，刘庆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CPU，国创中心犹如一个大脑，创新要素进来、集聚、深度融合，再输送出去，无限扩散和放大。
市场为王
截至2024年11月1日，长三角国创中心已在上海和江苏布局建设了101家专业研究所。绝大部分研究所以公司化运行。
对研究所的考核，标准不仅是有什么成果，而是“收了多少钱”。有的研究所拿出成果评价、专利证明，“我们不要讨论这些。”刘庆问，“你们的技术卖了多少钱？”
这和外界的认知可能有些不同。不少人认为，研发都是投入，只有形成产品推进产业化，才算有了回报。还有人认为，科研人员就应该静下心来搞研究，不应和市场回报牵扯太多，坐上几年甚至几十年冷板凳，似乎都是常事。
刘庆有不同观点。在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中，面向未来的原创研究应该得到保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在给予支持。不过，“办企业坐冷板凳，公司都黄了，这样肯定不行。”
刘庆看重市场。1999年，刘庆从丹麦Riso国家实验室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那时，他曾兼职做过高技术产品的销售员，帮助在丹麦工作时的同事创办的公司销售一种材料的分析仪器。“虽然手上攥着好的科技产品，但摸清技术市场才能说服客户。”刘庆回忆，他懂得技术，也明白业内痛点，出去“推销”仪器时，对方科研人员大多数听得进去，市场逐渐开拓。
太过于依赖市场选择，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行业院所一度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国家过去拥有的机械科学研究院、钢铁研究总院、化工研究院等，都以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全面布局和开展各方面的技术研发。2000年前后，这些以事业单位运行的研究院都转制成企业，公司化运行。转制之后，研究院归属不再是科技管理部门，而是国资管理部门，评价标准相应调整为考核经济指标，盈利困难的方向相关研究逐渐萎缩。
刘庆在多个不同场合都讲过“光刻胶”的故事。光刻胶有300多个品种，全球市场规模约100亿美元，而在国内，这一材料的市场规模可能不到100亿元人民币。几百个品种，不到100亿元，正是因为市场规模较小，盈利难度较大，行业渐渐没落。光刻胶是半导体领域的重要材料之一，常年依赖国外进口，“到了今天，我们在半导体领域因为缺乏国产的光刻胶，可能在技术上会受制于人。”刘庆说。
既要让企业尽快盈利，又要完善整体科研布局，如何做？刘庆推行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产业技术研究，认为研发本身就是产业，技术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输出。同时，在小众关键领域布局研究所，引导科研资源和科研力量的倾斜。
“什么样的需求是真实的？企业愿意出钱的。”刘庆说。将企业是否愿意出资作为真需求的判定标准，以技术研发服务的销售情况作为研究所的考核标准，如此一来，研发方向不再纯粹来自科研人员的兴趣和想法，而是长三角的产业发展需求。
2022年8月，长三角国创中心与霍尼韦尔中国区原总裁张宇峰博士团队，以及嘉定区三方共同出资成立了国创中心智能传感研究所，如今发展渐趋成熟。研发出的传感器，既可以卖服务，又能卖产品，还能授权专利，大大提升了行业整体的技术能级。
最近，国创中心和芜湖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对接。芜湖先提出需求——当地汽车产业实力强劲，但芜湖企业在汽车电子的传感领域优势不突出，汽车企业都要从外地乃至国外购买相关产品，可否针对相对薄弱环节共同开展研究？
目前，长三角国创中心各专业研究所的研发人员超16000人，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能源与环保等领域，转移转化技术成果超9000项，服务企业累计超过2万家；与长三角地区超490家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成立“企业联合创新中心”，解决企业技术需求超过980项，合同金额超25亿元。
“死亡之谷”
20多年前，刘庆开始跨界，那年，他成了总经理。
1999年，刘庆回国，被清华大学作为人才引进，同时他还引荐了一位同在欧洲从事超导材料研发的专家朋友回国，也到清华任教。当时，清华大学决定投入重金成立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其目标是研制出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温超导材料。想不到，没多久刘庆和同事就发现，虽然有了钱，也有了校方支持，事情却没那么简单——买设备需要复杂的招投标程序，招聘工程师需要复杂的人事审批程序，科研出成果的时间变得非常紧张。
2000年前后，北京中关村正有一波创业潮，涌现了一批“电子公司”，经常听说有大学生或大学教授，因为一个好点子得到融资，创办公司。刘庆和同事商量，如果开个公司，招人买设备的事，是不是会方便很多。刘庆说干就干，找高科技风险投资，争取科技部门和学校的支持，想不到在一番操作之下，他们确实拿到了各方融资，公司成立起来，买设备找人的速度大大加快。刘庆也应投资人的要求去当了四年半的公司总经理。
如今回过头看，这一过程中，刘庆见证了一项科研成果到一款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品，再到一件用户能够接受的商品的过程，而他也从纯粹的科研工作者，成长为跨界者。“这中间的鸿沟是巨大的。”刘庆感慨。
拿到一项新的科研成果，企业用还是不用？这其中有很多考量。实验室可以不计成本和时间提升产品性能，但到生产线上，性能稳定、成本控制、交货周期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再者说，“新的技术出现了，但企业刚投入一大笔钱购买旧的工艺和设备，怎么可能重新开始？”刘庆说。大学科研讲究创新，要做到最好，企业看重的是成本、效率和市场需求，道理完全不一样。
就流程而言，一件新技术或新产品，从科学研究，到技术打磨，最终实现产品量产，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团队在高校或研究所中，只能在实验室完成小试，通过试管烧杯合成材料，拿到相关依据，再进行放大中试，到量产阶段，则需要大型的合成装备塔。实验室里，湿度、温度的控制十分精细，工业厂房中，参数会发生很多变化，也会遇上不稳定、不均匀、不良率高等各种工艺问题。
把大学的科研成果和企业的产业发展连接，这要跨越所谓的“死亡之谷”。“中间的环节，大学老师一般不愿意做，考虑到学校考核、本身定位，身份不太合适；中小企业又做不了，对资金和技术要求太高。”
长三角国创中心希望能够弥合其中鸿沟，在科技和产业之间架设转化桥梁。
专业研究所“团队控股”的市场化方式，是其中一种形式。专业研究所建设由人才团队与地方、国创中心等共同出资组建，地方政府和园区提供研发场地、专业设备和建设资金，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归国有，使用权归研究所公司，研究所公司享有研发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公司产生的增值收益按股权分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如此，科研和管理人员在研究所建设中以少量资金投入获得决策权，实现轻资产运营。
除此之外，针对技术壁垒高、国内唯一的技术成果，国创中心支持建立重大项目公司——有的科研团队自己上门寻求国创中心帮助，有的则是国创中心从已发表论文、成果中发现的。利用财政资金，给予项目1000到3000万元科研投入支持，加速技术成熟和市场验证。待项目完成既定研发任务并启动社会融资时，前期的项目支持资金按市场价格转化为公司股权，如未获市场融资，则结题验收宽容失败。
11月13日，第七届长三角科技成果交易博览会在上海嘉定开幕，长三角国创中心的展台位置就在展厅入口处，十分显眼，集中展示了一批专业研究所和重大项目公司的科研成果。
传统的激光器件是一个大盒子，重约2公斤，给人的印象“傻大粗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董永军博士项目团队，突破晶体材料键合核心技术，激光器件体积大大缩小。国创中心给予资金支持3000万元，帮助团队完成中试，现在已获得产业融资。
上海华屹未来健康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出一款无感睡眠监测设备，不需要接触人体，便可以监测心率、呼吸等，密切关注睡眠状态下的健康状况。公司成立初期，融资遇到困难，主动找到国创中心，国创中心入股10%，并帮忙对接同类国资背景公司、大规模展会等资源。
“如今我再去创业，会更加保守。”刘庆的思维方式彻底被改变，他会着重考察市场对技术的接受程度，“毕竟，企业永远不会单纯购买技术，而是买解决方案、买独特功能。”
科创环境
长三角国创中心之所以成立，始终希望推动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不过，这一愿望仍然受到现实因素制约。上海的研发机构或大学解决了一家长三角企业的技术需求，当地政府有政策支持和补贴技术创新，但这笔财政资金无法跨区域拨付。现在只能采用临时变通手段，把资金拨给当地企业，再由企业支付技术服务的费用。
“谁受益，谁出钱，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肯定是长期的过程。”刘庆说。
2013年底，江苏产研院成立，从那时算起，刘庆已在长三波奔波10年有余。根据他的观察，“创新要素的流动加快了。”
在上海孵化的项目，“成长”到一定程度，落地苏浙皖实现产业发展；同样，在其他地方“长大”的企业，想要更加接近创新源头，更加国际化，会把研发总部搬到上海。“过去，这可能只是个别大企业的做法，现在，这样的情况在长三角很普遍。”
江苏产研院最近在进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江苏产研院孵化出的创新成果，40%留在江苏省内，60%去到江苏以外的地方发展壮大，影响辐射全国。在合理的规则条件下，各地都在创造更好的服务生态，企业朝着降本增效的目标选择落地城市。“这是很合理的，这是值得鼓励的。”刘庆说，成果转化不是无偿划拨，不是国家分配，将技术输出当作一件商品，这件商品应该去到任何市场需要的地方去。
“长三角是我国科创环境、科创生态最好的区域。”刘庆判断。沪苏浙皖各自的优势很明显。上海的创新人才、创新资源非常丰富，管理方式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江浙的民营企业数量多、实力强，对创新成果和创新资源十分渴求，真正的市场需求旺盛；安徽是近几年发展的一匹黑马，合肥是吸引人才最多的城市，其他城市处在转型升级的爬坡阶段，也需要技术助力。三省一市“长板”相互整合，科教资源和海外创新资源丰富，供给和需求两端都活跃，形成“1+1+1+1>4”的合力。
刘庆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星期天工程师”为代表的上海科研技术力量，突破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束缚，推进长三角一大批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大发展。
第二个阶段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大批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上海布局，并将上下游产业链逐渐延伸到上海周边城市，带动辐射了一大批中国企业提升管理能力，并让中国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化视野，还借助上海这一平台，借梯登高，借船出海。
如今，到了长三角科创一体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发挥上海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作用，与苏浙皖的庞大产业进行深度融合，那个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跨区域协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长三角一体化最核心的特征。”刘庆说。
最近，刘庆在长三角看中了一块新地方，地处沪苏浙交界处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
“就科创的要素资源而言，目前单看示范区，实话实说，优势还不明显。”刘庆话锋一转，“不能单看已有的创新要素，那里是一个中心，日后也是资源汇集处，无论离杭州、南京、苏州等长三角主要城市，都非常近，距离足够方便。”
“示范区我已经去过若干次了，定位在‘绿色’，非常好。”刘庆说，绿色生态的环境对科研人员具有很强吸引力，“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建在那里，就是很好的选择。”目前，刘庆认真考虑是否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国创中心总部，和长三角产业技术深度融合的示范基地，把全球创新成果吸引过来，邀请世界顶级高校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