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经济开始向现代经济转变，商品经济非常活跃，经济活动的开放程度和专业分工程度越来越高，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货币经济、海外贸易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农村：庄园经济兴旺发达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精力主要用于防止宫廷政变和军人夺权，对于民间的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没有过多干预，因此宋代有了不同于汉唐的经济形态，主要体现在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租佃经济成为主要经营方式，具体表现在庄园经济兴旺发达。

宋代庄园的特点是一大二富。它往往占地面积多达方圆十里，而且尽是土壤肥沃之地，还有河流贯穿其中，佃户更是多达百家，人们丰衣足食，但与东汉魏晋坞堡也有着本质区别。那时的坞堡都有部曲私兵，坞主与佃户之间是隶属和依附关系。宋代庄园虽有佃户但无部曲私兵，庄主与庄客之间是租赁、契约的关系，根据契约佃户可以自由流动。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佃户如果缴纳田租之后，不再租佃地主的土地，地主不得阻挠其流动，农民的自由度大大提高。国家对民间土地买卖不仅不干涉，而且还对土地买卖通过征收契税予以保护。

宋代庄园经济之所以发达，与当时的户籍制度、经济政策和市场需求有密切关系。宋代户籍有主、客之别。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纳税，哪怕穷得只缴一文钱，也是主户。相反，只要自己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富裕起来也是客户，不须纳税。宋代客户最多的时候，竟占到全国总户数的40%。根据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庄园多半是买下来的，也有开荒开出来的。但无论哪种，政府都承认其合法性，甚至鼓励拥有。庄客开了荒，买了地，要自立门户，也没有问题。这是一种放任的宽容，前所未有。

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都是强调国有，抑制兼并，但宋朝则承认私有，不抑制兼并，还把私人占有视为藏富于民和为国守财。于是，土地被商品化并投放市场，甚至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也能转手买卖，大大小小的庄园因此林立于天下。实际上，也只有规模宏大、从事多种经营的庄园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为当时的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都相当繁荣，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连农村中的专业户比如蚕农、果农和蔗农也都需要大量农副产品，这就势必要求农业生产告别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道路，所以庄园经济的发展适逢其时。

二、城市：商业经济空前繁荣

在宋之前，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军事，经济功能相当薄弱，仅以消费性的商品交易为主。但到宋代时这一状况有了重大改变，城市的经济功能凸显出来，商品贸易空前繁盛。

北宋建国后首都开封的宵禁便无法施行，这与北宋特殊的开国情况和东京的特殊市情有密切关系。一是宋太祖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通过兵变夺取政权便觉名声不好，为了稳定政权，尽量收买和安抚人心，不刺激民众。二是东京开封原本是汴州的州城，城市规模有限，地理位置特殊。变成首都后，人口急剧膨胀，热闹繁华，但房屋严重不够用，民众只好侵街建房。有地方这样建了以后，所有的街坊都纷纷效仿、破墙开店。这时，如果当局再坚持原来的宵禁制度，就得新建坊区和市区来安置居民和商家，这样既成本很高，而且民意汹汹，很难弥合。三是现实中也相当困难或不可能。因为汴梁是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交汇之处，水路运输的交通枢纽。靠近码头之处，建有仓库、货场、宾馆和商厦，沿河一字排开，也无法用坊墙圈起来，只好无奈地彻底放手，于是到宋仁宗时期，封闭型的坊市制便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型的街市制，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体，商家纷纷沿街设店摆摊，宵禁根本无法实行，夜市也就合法了。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都城，也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城市中市场种类繁多、生意红火。如东京以酒楼为中心的是街市，以娱乐场所为中心的是瓦市，以寺庙为中心的是庙市。当时，既有夜市，也有早市，就连宫城正门宣德门以南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也曾经允许商贩摆设摊点。庙会尤以大相国寺的盛况空前，每月有5次定期交易。庙会期间，大相国寺“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见到，小饭店的桌椅板凳摆到了路边，木结构的房屋窗户比墙还大，看热闹和讲价钱的人比比皆是，货车和驼队则忙进忙出，汴梁城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到南宋时临安的市场更加繁华，除了国内客商，还有海外商贾也云集于此。城中存放商人货物的邸店，在沿河湖岸边建造榻房数十所，房屋数千间。而且商品交易也不限于日常生活消费品，诸如文化娱乐等服务业也很发达。

城市管理严格规范，商业氛围浓厚。一是治安和防火抓得很紧。如开封城内，每300步范围就有一处哨所，配备巡警5人，夜间巡逻时连街边灶台的余火和积薪都要管。专业的消防队则屯驻在瞭望台下。一旦发生火灾，首都驻军和皇帝亲兵都要出动，由开封府尹指挥灭火，不劳民众费心。二是城市规模十分宏大。由于有开明的政策和良好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宋太宗时期，开封便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时首都杭州，人口在60万到100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今南京市）和泉州，人口都在50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一般都还不到10万人。三是城市分若干等级。最高一级是京府，包括首都东京开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还有南宋的杭州临安府。比京府低半级的是次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苏州。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市镇勃兴，使城市通过市镇而与农村的联系更加紧密，商业气息弥漫于城市之外。如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外的南草市，因地理位置特殊，人口竟多达数十万众。

宋代由于商业贸易规模宏大，城市经济功能增强，推动了经济的整体繁荣。据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首都开封“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觉多，减之不觉少”，其中坐取厚利，“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以上者比比皆是”，可以说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三、外贸：丝路货轮跨海越洋

唐代海外贸易主要是外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但到宋代时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要冲，先后被吐蕃、西夏和回鹘占领，对外贸易只好走海路。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宋代的对外贸易主要通道后，一是外贸的主要商品不仅有原来的丝绸，还增加了瓷器和茶叶。二是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沿海明星城市。从北到南，主要港口城市分别是：今山东省蓬莱市的登州，山东省胶州市的密州，江苏省连云港的海州，浙江省嘉兴市的秀州，浙江省绍兴市的越州，以及浙江省的台州和温州，福建省的福州，广东省的潮州。在以上各州中，除南宋首都杭州外，便是浙江的明州（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它们是宋代海外贸易三大巨星。其中，又以泉州地位最为独特。泉州在宋元祐二年（1087年）就被宋王朝设置了市舶司，成为正式的对外通商口岸。市舶司是宋代管理海洋贸易的职能部门，相当于海关和外贸局。商船进出港口，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通行证。市舶司有权征收关税，优先购买商品，对购买和作为关税收取的货物进行处理。其中，关税通常是1/10，优先购买的商品最高可到一半，因此南宋皇室成员竟有半数左右移居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起点之一，泉州曾经是王朝的聚宝盆和摇钱树。

两宋政府对待外商既重视收税，也注意提供良好服务。如设有市舶司的城市都有番坊，即侨民区，番坊的负责人和商会会长都由外商担任。如果他管理有方，还会正式授予官职，甚至成为一方父母官。如阿拉伯（或波斯）商人蒲寿庚便在宋末时步步高升，由泉州市舶司提举直至福建行省左丞。同时，政府还尽力保护外商的人身安全。宋神宗时期就明确规定，但凡有外商在海上遇难，地方政府必须紧急救援，给予抚恤。北宋某年一艘外国商船受波浪冲击漂泊到苏州，苏州市民不但送衣送饭，还帮他们修理船只，让船主感动不已。外商的私有财产也能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有关部门认为这笔财产已经是无主的，不妨收归国家。但知州赵伯圭却说：人家不远万里而来，客死他乡已经是极为不幸了，怎么忍心占他的便宜？于是备下棺椁收殓，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棺椁及其财物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和赵伯圭祈福。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海洋贸易大国。贸易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从泉州或广州出发到达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或者经由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各国，甚至远到埃及、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另一条则是从登州、密州和明州出发，前往高丽与日本。与日本和高丽通商的主要是明州。在长期的对外贸易活动中，明州形成了多重性格，既是国际贸易港口，又是科举官僚故乡，既是商业重镇，也是文化重镇。而广州城内不但有大量的外商定居，还设有“番市”供外商交易、“番坊”供外商居住，更有“番学”供外商子弟就学。

四、财税：国家诸多专卖垄断

宋代官府谙熟聚财之道，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国家实行诸多专卖制度和垄断经营。

专卖的商品主要包括盐、茶、酒、醋，以及染布的矾、国外进口的香药等，主要是资源型和暴利性的必需品。为了垄断经营，官府严苛立法。如规定私自售矾3斤、贩酒3斗、卖盐10斤者，就是死罪。由于以上用品都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利润较高，官民矛盾非常大。对此，宋代官府也有解决办法，它们先是由国家垄断资源，然后以定向授权方式向民间开放。具体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拍卖经营权，出价最高者中标。中标者承包某项业务，每年向政府缴纳承包费，承包期3年，到期重新招标，主要适用于酿酒、制醋和采矿。另一种是特许经营，主要用于盐业，也用于茶、矾、香料等等，经营资格叫钞引。钞引在有效期内可以重复使用，手中拥有的钞引越多，经营权就越大。资本雄厚的商家愿意向其他持有者购买，买卖钞引的地方叫买钞场。酒的生产和销售有3种方式：第一是招标承包经营权，第二是垄断酒曲，第三是官酿官卖，不执行者予以重罚。宋代不仅实施商品招标承包、特许经营，盐和钞引由官府专卖，甚至连和尚的度牒也进行专卖。因度牒经官府颁发后，和尚可以不纳赋税不服兵役，实际上是一种免税特权。官府颁发的度牒既有实名的，也有空白证书的。因有利可图，官府一度将空白证书由每张130贯炒到220贯，发行量也从初期的每年3000—4000份猛增到后期每年3万份，最后因泛滥成灾又严格控制。

宋朝由于市场管制放松，产业分工明显加快，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经济十分发达。据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统计数字，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农业税占三成、工商税占七成。这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农业帝国，农业税从来就是历代王朝统治的基础，工商税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宋代却“本末倒置”，难怪官府高度重视工商业了。

两宋时，全国性的大市场已应运而生，控制局面的是商会或商行。商行作为民间组织，垄断当地市场，有权为外来商品定价，也提供从进货、销售到结算的一条龙服务。同类物资的编组运输叫纲运。纲是官方制定的计量单位，但凡米1万石，钱两万贯，银10万两，金2万两均为一纲，纲运主要是政府行为。邮传也是官办的，但可以邮递私人信件。有行，有纲，有邮传，还有浩荡的船队和车队，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就建了起来。这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昼夜不停地为王朝输送着新鲜血液和营养。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靠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五、货币：交子流通遍布城乡

宋代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铜钱的年铸造量是唐代的10到20倍，由于商品贸易发达、经济繁荣，如此多的钱币仍不能满足流通需求。为了解决流通问题，宋真宗时期，四川成都开始发行名叫“交子”的交换券，以代替在交易中分量很大且自身沉重的铁钱。宋仁宗时期，中央政府还设立专门机构开始发行官交子，货币因此在两宋时期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初是一种存款买卖凭证。当时，四川省成都市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券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最终成为真正的纸币。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官府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发行首期“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成为国家的“法定”货币。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已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基本要素。但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出现了严重贬值，而且发现发行商由于财务拮据或破产不能兑现，遂于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停止发行。交子的流通范围主要是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在沿用交子外，其他诸路均改用钱引。到大观三年（1109年），四川也改交子为钱引，至此交子停止使用。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比瑞典（1661年）、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早了六七百年，它的出现虽然历百年左右而中断了，但曾经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六、社会：科技进步与产业化商业化氛围浓厚

宋代商品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除了有一个开放的环境，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土地的自由买卖、商品的自由交易，还有科技的进步与整个社会产业化、商业化的良好氛围。

两宋时农业科技有了重大发展。如推广了以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模式；已会在滨水之处修筑堤坝，开垦圩田；能引水上山，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梯田；发明了插秧用的秧马和中耕用的云荡等新农具；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并培育出优良稻种；大面积推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在南方和四川大量种植茶树、甘蔗、荔枝等经济作物；在养蚕种麻的同时，棉花栽培区逐渐扩大。这些技术进步为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提供了良好条件、开辟了广阔前景‌。

当时由于市场化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都开始专业化。如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的冰糖、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市）的荔枝和苏州的丝绸，在当时都极负盛名。福建的荔枝，在开花季节便被商家定金买断，成熟之后再全部运走销往日本、韩国和印度，甚至他们自己都吃不上。专业化种植的规模也很惊人，如今天安徽省铜陵市的丁家洲，在南宋时期便是300里地只种萝卜，然后经由长江运到金陵出售。茶叶生产在两宋时也得到迅速发展，种植面积已遍布全国16个省区，尤其是产量提高、名品不断涌现，信阳茶的产量已占到全国1/5，黄淮地区成为宋朝重要的茶叶集散地，由此可见当时市场化程度之高，农业商品需求量之大。与此同时，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也有了显著进步。如制瓷业全国除北方的“柴、汝、官、钧、定”等五大名窑外，还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窑口：耀州窑、龙泉窑、磁州窑、吉州窑、婺窑、建窑及景德镇窑等。

宋代的海外贸易之所以能够越洋跨海，是因为当时航海已用上了指南针。中国虽然很早就有指南车或者司南的记载，但在宋代以前从未有过磁石指极性的记录。把指南针用于航海，则是在北宋实现的。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可知，指南针至少不晚于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年）就开始在航海时使用了。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宋代航运十分发达，不但在内陆江河中航行时船长和水手们能驾轻就熟，同时也大量运用于海洋航运中。在边境上，宋朝也与辽、西夏、金都设有榷场，相互贸易的货物种类相当繁多，如农产品、手工业制品、茶叶、书籍、香料，以及马匹、皮货、药材、珠玉、食盐等，交易数额也比较可观。

宋代的各个阶层，从豪门世族到官吏士人、和尚道士与普通平民，也包括人数最多的农民，都卷入了商业化的进程中。商人的地位也为历朝历代最高，原来规定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出任官员，到宋代时统统不再执行。从宋初开始，皇家就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于是，在任官员纷纷利用职权进行经商，一些准备科举考试的人也是先攒足资本才肯读书，某些家庭甚至明确分工，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赚钱供子弟读书做官，士农工商的界限荡然无存。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到宋代，则只有商人的子孙才更有条件读书为官，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由于农村不抑兼并，形成了以租佃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城市不设宵禁，客商云集，市场交易规模盛大，以及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鼓励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手工业及生产专业化商品化长足发展等，让大宋空前富裕了起来。据统计，从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短短半个世纪，帝国的财政收入居然翻了6倍。因此，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远小于汉唐，但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远远超过前者。到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1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

（作者：王喜成，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