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已经进入第二周的尾声,关于本届大会能否达成新气候融资目标,成为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美国未来的气候政策转变、全球气候行动未来的领导者等问题引发广泛讨论。
11月20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意大利气候变化特使弗兰西斯科·科尔瓦鲁(FrancescoCorvaro)。对于气候融资问题,科尔瓦鲁表示,尽管各方在资金数额和质量上存在显著分歧,整体谈判氛围仍然积极。他说,发展中国家呼吁获得更多公共资金,而发达国家则认为这些资金要求过高,无法仅依赖公共资金满足。尽管预计谈判将延续至周末后,科尔瓦鲁对达成共识持乐观态度。他强调,此次大会的成功将对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产生深远影响。
在谈及笼罩本届气候大会的地缘政治问题时,科尔瓦鲁指出,若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这将为中国和欧盟提供全球气候领导的机会。他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绿色转型等领域有着突出表现,而欧洲也在积极推进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双方未来需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转型。
大会可能延期,但对达成NCQG感到乐观
新京报:COP29上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能否达成一个新的气候融资目标。目前,第二周谈判也快进入尾声,在气候融资方面进展如何?
科尔瓦鲁:昨天我们与COP29主席举行了会议,他说的是谈判仍在进行中。在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问题上,各方存在许多分歧——不仅仅是关于资金的数额,更重要的是关于资金的质量。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公共资金,以便进行低成本的特别投资,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资金数额非常高,无法仅靠公共资金来满足。因此,这方面的讨论非常激烈。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达成共识——特别是在G20会议后。不过,我认为周五之前无法完成谈判,可能还需要多几天时间。但总体来看,我认为谈判是积极的。
新京报:所以你对达成NCQG持乐观态度?
科尔瓦鲁:是的,我对结果持乐观态度。各方都希望在本届大会上达成一致,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在此次COP中失败,将对未来的COP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巴西的COP30。各方希望能构建一个新的NCQG框架,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未来的成功将变得更加困难。
新京报:你认为COP29可能不会在周五顺利闭幕,可能会延期几天?
科尔瓦鲁:我认为可能会有几天的延期。由于高级部长会议在星期一开始,而实际上谈判从星期二才真正展开。而谈判存在极大的政治性问题,经过多一些时间的讨论,各方有可能能够平复不同的立场。
新京报:你提到了关于气候资金的争议。另一个争议是,有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也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但中国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177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你对此有何看法?
科尔瓦鲁:中国确实在气候资金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问题是这笔资金不被算作全球气候融资,因为中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这也是当前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阿联酋、沙特等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做得很好,但这些国家的资金目前没有计入全球气候融资中,而这是发达国家所希望的。
新京报:除了气候融资问题外,全球碳市场、减缓与适应、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等也是COP29的焦点议题。在这些方面的谈判进展如何?
科尔瓦鲁:对于《巴黎协定》第六条也就是全球碳市场的讨论也有良好迹象,我认为最终可能在五年内实现。
适应与减缓的资金分配也是谈判中的一个焦点。历史上,减缓项目往往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而适应项目的资金却相对较少。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逐渐显现,各国意识到提高气候适应能力同样关键。譬如,意大利在作为G7主席国期间推出了一个G7适应倡议,以促进公共资金用于适应项目。当前的谈判也正在努力尝试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更好的资金平衡,以增加对适应措施的投资。
关于透明度问题,各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提交双年度透明报告(BTR),以确保各国在减排和融资方面的承诺得到有效执行。许多国家在这一点上面临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缺乏必要的技术或资金来完成这些报告。因此,发达国家在帮助他们搭建透明度框架方面需要发挥更多作用。
关于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更新,各国需要在明年2月前提交新一轮NDC,我们希望各国能提交更具雄心的NDC。意大利目前正在努力制定新的NDC,但目前不确定何时会公布。
美国若退出,中欧应共同领导全球气候行动
新京报:今年COP29上,关于地缘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很多,尤其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的气候政策会发生转变。
科尔瓦鲁:是的,我们认为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可能会退出《巴黎协定》。但我认为,这对于中国而言可能也是一个机会。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非常好,并且在整个能源转型领域也做得不错。如果美国决定退出,中国将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这可能会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机会。两者可以在气候意愿和技术共享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标杆。因此,中欧合作需要更加紧密,以填补可能出现的领导空白。
新京报:实际上,也有观点提出,如果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气候融资。
科尔瓦鲁: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性。欧洲希望支持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因此可以考虑增加对NCQG的资金支持,但数量上不能太多,因为欧洲目前在经济上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例如,意大利正在通过财政平衡法寻找资源来减少国家债务,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虽然欧洲在气候政策上积极努力,并且在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和国际谈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要完全替代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在资金、技术创新以及强大的市场影响力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优势。要想在美国退出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尤其是中欧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中国和欧洲会成为未来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
科尔瓦鲁: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如果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那么只有欧洲和中国能够共同领导全球气候行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电动车和光伏产业方面。欧洲则在实施气候政策和推动绿色技术上具备丰富的经验。二者的合作可以作为全球气候行动的标杆,特别是在技术转让和融资方面。
新京报:但是,欧盟前段时间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反补贴税,引发中方不满。你对此怎么看?
科尔瓦鲁:确实,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我不是外交官,但我相信,如果中国能在气候融资和能源转型领域担任领导角色,这将有助于在欧洲克服关税问题,因为欧洲希望在能源转型方面保持领导地位,但欧洲无法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相反,与中国合作,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方面达成共识,可以在商业层面上带来好处,也是双方都能受益的一件事情。
如果美国大规模开采油气,1.5摄氏度目标将难以实现
新京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巴黎协定》,那么未来如何敦促美国继续采取有力的气候行动呢?
科尔瓦鲁: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气候变化是无国界的。如果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由美国自行决定,这将是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但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只能说,如果情况果真如此,1.5摄氏度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也不是很好,但仍有一定的可能性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但如果美国选择大规模开采油气,这个目标就不太可能实现。
新京报:你刚提到了保持1.5摄氏度目标可实现的重要性。当前,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让1.5摄氏度温控目标可实现?
科尔瓦鲁:我想以科学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1.5摄氏度的窗口正在关闭,我们只有非常短的时间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需要大幅度增加行动。譬如,我们需要尽快将可再生能源装机翻三倍,而不是等到2030年,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技术角度出发推进能源转型。我们需要利用所有技术推进全球能源转型,而中国在这方面是个好例子,中国在大量增加可再生能源,同时在核能、生物燃料和氢能等领域也做得很好。因此,我们需要多样化投资,充分利用我们拥有的所有技术,减少排放,推进转型。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
新京报记者谢莲巴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