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王霄夫推新书《天堂客人》:在历史烟尘中,点亮命运

钱江晚报 2024-11-21 15:31:59

潮新闻客户端记者方涛

近日,继《上海公子》《六尺之孤》之后,王霄夫“血脉三部曲”迎来收官之作——《天堂客人》。小说巧妙地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紧密交织,并将故事背景放置在了作者生活多年的杭州。

正如作者王霄夫在前言中所记:“如果说《上海公子》描写的是奋斗和忧伤在身上留下的痕迹,在无我中寻找孤独和牺牲,《六尺之孤》讲述的是少年天使般的幼嫩已消失,但最后一腔青春热血的终将偾张,那么《天堂客人》展开的是一个巨变中的多彩世界,主人公在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在身段和面容即将变得粗糙之前,把人生最美好、感情生活最丰富、能量最充足的年纪,把自己点燃,希望在至暗时刻,闪现出最炽烈如流星般的光亮……”

这是一个等待和寻找的故事。人生中可堪追忆的青春年华,忘返于烟雨江南,遗落在天堂杭州。难以预测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活,最终在陌生人的灰暗世界中,等待和寻找的,是自己明亮而强大的内心。

血脉之谜,家国之痛,王霄夫以精准的历史笔触,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与人们的生活状态。

以下是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与王霄夫的对谈实录:

[一本献给杭州的礼物]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在杭州生活工作多年,作品中矮金瓜唱的小热昏、张小泉的剪刀、王星记的扇子、都锦生的丝绸等杭州元素令人目不暇接,读来也倍感亲切。而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也以杭州为主,这次创作,是您对这座城市的一次致敬吗?

王霄夫:大自然赐予美丽山水,士民筑城而居。东南形胜,州府官守,功过成毁,不好评说,但杭州几十万参差人家,数十代工坊商户,无疑是这个城市文明真正创造者,而从来不是破坏者。本书举例的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都锦生丝绸等等诸如此类,是城市文明的具体而独特的元素,方便日常,丰富生活,延续城脉。旧时代的官方记载中,也许显得微小,但却是生生融入城市肌体的有机部分,好比长在杭州这张绝世俏脸上的甜酒窝、美人痣、长睫毛或者镶玉般的耳垂,细小之处,大放异彩,让杭州韵味十足,与众不同。(尽管在书中如张小泉剪刀也可以成为谭杭丽手中的武器)本书借用这些元素,是在向杭州致敬,希望杭州的读者尤其会感到亲切,会因此喜欢这本书。同时,希望以后有热爱的作家对这些元素大书特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热昏,当年与市井街巷,与人间烟火最为贴切,现如今接近成为回顾和记忆,让人别有一番滋味。作为怀念,书中塑造了出身市民阶层、艺人之家的矮金瓜形象,试图引起同情和关注。矮金瓜作为书中的次要角色,悲剧人物,家庭境况和命运遭遇令人不安。我努力使他生动而有形,成为一个有作用有运气的人物,相信读者也希望他是一个站在进步阵营里的革命者,设想他在即将到来的胜利之时,比如在杭州庆祝解放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最后成为新政权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推动小热昏民间艺术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书中的不幸结局。

但愿小热昏在今天焕发青春,再现繁荣。

王霄夫

潮新闻·钱江晚报:全书四卷,分别是黄酒、梅雨、台风、潮信,都具有浓厚的杭州特色,或者说江南特色,您在构思小说结构时是怎么设计的?

王霄夫:书名叫《天堂客人》,也是因为以“客人”的眼睛看待杭州。

书中在地域特色上作这样概括,是想呈现一个大气的杭州,一个特别的江南。本书设置这样一个大框架,也是为“客人”提供感受杭州、观察江南的大视角。

这四样标识历来是很多外省人,特别是北方人对江南、对杭州的印象和认知,如书中主人公是生长在皇城帝都的“北平来客”,因为待的时间够长,自然重复经历了杭州的四季,领略了气候的分明,尝到了黄酒的厉害。

如此展现、形容一个世界的杭州,也是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如书中的重要的讲述者,“外国客人”、医生克里森,对于杭州的事物,入乡随俗,感同身受,当然会以世界眼光看待杭州,会以科学的方法记载和解释这些杭州的“特别之处”,正如他用精神医学看待所接触到的杭州人。

当然,就创作本身而言,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叙述路径,使故事有衬托和依靠,并借此象征和隐喻。黄酒可以比作这一方人的性格,尤其是杭州的女性,温情之后也有浓烈,晶莹之下也有深沉,绵柔之中也有后劲。女主人公一开始就有情有义地提醒“客人”,要小心黄酒,似乎预示对“客人”会遇上别的杭州女人的担心,以此揭示了女主人公这位杭州女子细腻而复杂的情感甚至“心机”。

无止无休的梅雨是这个经纬度特有的气候现象。书中人物,尤其是“客人”,就得在潮湿中寻求清新甚至干燥的气息,在阴晦中等待晴朗甚至炎热的天空,在沉闷中防止霉变和腐烂。当然,也因为这样的时节,“客人”可以看到杭州文人撑着油纸伞走过悠长的“雨巷”,可以闻到栀子花盛开的阵阵清香,可以欣赏“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西湖。

具有毁灭性能量的台风,预示时代剧变将至,暴风骤雨会突然到来,异常而极端的情景下,可以显现主人公特别的斗争状态和精神面貌,同时可以让“客人”观察到台风带来的另一面,如一解干旱和暑热。

钱江潮天下闻名,为杭州特有。除了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这样的道理,更具体的考虑是,北人不善于水,更何况大风大浪,更何况那几个本地人都被卷走了,因此,让一个来自北平、不谙水性的“客人”充当弄潮儿,其实很危险,其实更需要非凡的胆量勇气和驾驭能力。以此映衬,有助于塑造好主人公的形象。

潮新闻·钱江晚报: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因日本侵略被忍痛炸毁,是近代杭州的历史大事件。伏申与蓝栀子的渡桥之谊、小说最后伏申与一位女子在桥上缓缓来回,都与钱塘江大桥有关,能谈谈这样的设计有何用意吗?

王霄夫:命途多舛的钱塘江大桥见证了杭州的大历史,“客人”到杭州不久,就经历了大桥的建成和被毁,加上过江的遭遇,他一开始对杭州的直观印象应该十分深刻。主人公遭遇茅以升忍痛炸毁大桥这一历史大事件,其感官受到强烈的冲击,无疑会升华观念层面。这对于塑造人物,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事件,成为他毅然南迁,坚守浙江,投入抗战且表现突出,最后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伏申与蓝栀子因“过江之谊”再续前缘,钱塘江上,他们本来是最有话可说的,但出现的场景却是沉默的人,有声音的江涛。对于蓝栀子,似乎不好判断伏申真实的思想,如果有,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

如果是沈甲妃,可能有太多的话要说,反而无从说起,因此相对无言,只能缓缓来回。就故事的客观发展而言,过去的最好是过去了,因此,沈甲妃的可能性不大。总之,这条人物线,就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历史洪流中的人物群像]

潮新闻·钱江晚报:《天堂客人》是您“血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部曲都着眼于风云际会的革命年代。对您来说,“血脉三部曲”的创作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对历史小说情有独钟?

王霄夫:写了第一部《上海公子》觉得并不过瘾,虽然主题鲜明,人物丰满,但呈现的环境不够丰富,或者说比较单一,因此又构思了《六尺之孤》,讲述封闭而又开放,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明显有别于上海的浙南城市。主人公依然是一个年轻的自我革命者,故事传奇性较强,魔幻的手法,有助于出新意,但觉得形象过于空灵,人物内在没有讲透讲实,更主要的是,一直以来,感觉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杭州被忽略了,因此,我把构思了很久的故事写了出来,讲述杭州,追忆杭州,赞美杭州那个年代里不曾被注意的人和事,弥补前两本书的缺憾。作为压轴之作,努力在主题思想上进行深化,人物形象上给予提升,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从而使三部曲丰满而完整。

三本书之所以选择同一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环境比较典型,创作空间比较自由,叙事弹性比较大。所谓典型环境里典型人物,相同情景下的类型人物,他们的命运和背景何其相似,他们绝不是老滑的投机者,而是真正的革命者和自我革命者。危情时代,奋勇而起,一腔热血,敢于牺牲。这一群人,怎么写都写不够。

历史也是当代史。青年人物,青春之期,热血涌涨,即便是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何尝不希望自己生长在某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大时代。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中,我们看到同一家庭、同一族落的人们,在大时代中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比如,沈家三姐妹、四合班的伏德魁和瞿玉郎。通过个体在大时代中迥异的命运走向,您想表达什么?

王霄夫:性格即命运。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是被时代洪流挟持的,都是一步一步被推着走的,能够自主的人,能够主动选择机会的人少之又少。但创作上要关注的,往往是命运必然性里的偶然性。这些人物,在很不彻底的国民革命背景下,或者是国民革命只走到一半、处于徘徊期的时间点,他们恰好出现了。他们不是劳苦大众,遭遇的不是物质生活上的艰困,而是精神层面的挣扎,当然也有更多的情感矛盾。最主要的,在那个年代里,被迫还是主动,人都必须选择。沈家三姐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命运好与不好都同样有份,但到重要关头,面对信仰、事业和情感,就分出层次,有所选择。最高一层的,当然是沈甲妃,信仰第一,革命为重;境界平常的沈乙嫔,追求当下,情爱优先;追求奇正的,是沈丙婕,革命和爱情都要得到。三姐妹的故事,就是一个先天命运和后天选择的故事。那个年代,富裕和美人家最终都不是团圆人家。

伏德魁和瞿玉郎是前史,也是背景,他们是伏申身上的十字架,横条是伏德魁,竖条是瞿玉郎。从中表明主人公负重前行,在追求革命和进步上,比别人更不容易,从而显现,“客人”原来真的潇洒。他们像所有的名人艺人那样,在大革命时代,属于“边缘阶级”。他们并不是反革命,然而也可能随时会被“革命”。因为他们是事业成功人士,对于革命,对于改朝换代,他们有自己的态度,而对于亲人,对于后代,他们也不至于站在对立面。对于这类人物,我尽量营造出一种不真实感,甚至世界和人生的虚幻感,以此增强故事和人物的丰富性和多面性。

潮新闻·钱江晚报:末代皇帝溥仪、军阀韩复榘、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小说在虚构的故事中,夹杂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这对于您的写作来说,有什么挑战?

王霄夫:大事不能虚。许多悬浮剧没有标明年代和真实人物,可能是在规避创作难度,这或许是一种很聪明的写作。

本书塑造的这几个真实历史人物,加固了叙事框架,使故事有所依托,结构更加稳定,叙述上也更有真实感,也因此把同时代的名不见经传的“非历史人物”找出来,用更多的笔墨聚集在新创作的主人公身上。一是与这些人物的联系更加可信,如进宫唱戏会遇到溥仪,作为国剧振兴委员会主席和赞助人的韩复榘会接待名角之子,到浙大求学见到校长竺可桢概率很大;二是可以表示主人公见多识广,心有底气,一系列敢作敢为的行为也更让人信服;三是让历史真实回归生活真实,包括还原大人物普通一面,如此,可以增强小说的历史真实感。当然,挑战难免,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把历史人物(大人物)和虚构人物(普通小人物)尽量拉近,尽量融合在一起,用当时彼此都是熟人的眼光和态度相处相待,从而让读者看到都是活生生的人。

《天堂客人》王霄夫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日常叙述中的悲剧内核]

潮新闻·钱江晚报:沈甲妃的去向之谜,是贯穿全书的悬念,小说为何选用了相对开放的结局?

王霄夫:人生大都不完美,生逢乱世,个人诸多无奈,甚至更多的是遗恨。因为革命,因为战争,因为离乱,上一辈太多家庭有失踪人口,有的直到现在,尸骨仍然没有找到,灵魂仍然无法招回。而我们讲述了太多圆满的故事了,以致大多时候把他们忘记了。因此,我采用了这样一个基于日常叙述的悲剧内核,有别于传统戏曲和电视剧男女主人公命运的程式安排。写到最后,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结局,因此我觉得,如此更有力量,更接近生活真实,更值得读者回味。如此,读起来可能会困难一些,爽感会少一些,但读进去之后,触动会更深一点。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中,有两次提到《红楼梦》,都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一段剧情有关,这里是否是以宝玉隐喻伏申的成长?

王霄夫:这的确是阅读本书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相同的是,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是梦中事,是虚幻境,是表明可以开始有爱情了,有爱的能力了,而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故事的主线、实线,与贾宝玉相伴相处的是林黛玉,是薛宝钗,是晴雯、袭人这些现实人物。北平监狱的寒夜里,一对青年男女相拥取暖,故事也由此真正展开,而伏申后来在杭州、在更长的时间里遇到的是谭杭丽、沈乙嫔和蓝栀子,现实中更多的是与她们的相遇和交往。

不同的是,沈甲妃不是秦可卿,她是革命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是伏申的启蒙者,开导的不仅仅男女情感那点事,更重要的,启发最多的,是人间正道,革命情怀,牺牲精神,还加上对北平以外的杭州认知,等等,因此,相对复杂一些,社会一些,甚至功利一些。

然而,《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单一和单纯。

潮新闻·钱江晚报:克里森的《最忆是杭州》和催眠术,在全书中起着穿针引线甚至补白的作用,这样的叙事颇具创新,您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视角,勾连起许多情节?

王霄夫:初稿完成之后,总觉得视角显得单一,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没有多方位的评价和判断。我曾想到写马可·波罗,甚至写到几百年后他穿越回到杭州,也许这样会很精彩,但我感到风格上很难统一,还是退缩了。《六尺之孤》中,我因为写了但丁神父,发现当时浙江各地有许多教会医院和外国医生,他们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中,对当地社会相当了解,官场和民间的朋友也很多,所以有这样一个角色叙述杭州,我觉得角度会很特别的。因此,在最后定稿时,我加上了这个人物线(不是马可·波罗),使故事饱满丰富,更有层次、更有格局。

潮新闻·钱江晚报:能向读者透露一下,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吗?

王霄夫:我以前的中短篇都是现实题材,而长篇创作都是历史题材,写一部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回到当代,写当下的人和事,是我的心愿。我准备写这样一个故事,地点在江南古镇,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一个女舞蹈老师、基层文化工作者,是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守望美好的过去,与坎坷的命运奋力抗争,最后讲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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