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寂静的房子》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彭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我的书中，年轻人最喜欢《寂静的房子》，里面的每个年轻人都是我。”这本出版于1983年的书，是奥尔罕·帕慕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既有作家本人的家庭写照，如自己外祖父母的不幸婚姻、价值冲突；又聚焦年轻人该如何审视历史，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应负何种责任。小说以祖父塞拉赫丁与祖母法蒂玛的老房子为中心，透视土耳其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孙子法鲁克、梅廷和孙女倪尔君回老屋探望祖母，在“天堂堡垒”短暂驻留，各自讲述记忆与闻见，如同《十日谈》提供了叙事契机与组织形式。

驾驭叙述视角的极大自由

塞拉赫丁因为政见被逐，离开伊斯坦布尔来到郊区行医。“让我们离那些非自然的愚蠢皇帝以及阿谀奉承的帕夏们远点吧。”然而，妻子法蒂玛时刻都在打听伊斯坦布尔时局，期待重返。作家隐喻了“新的东方”（想象的新世界）。对于孙辈，“不会教给他那种东方式的忧郁、哭泣、悲观、挫折以及可怕的东方式屈服，我们要一起忙他的教育，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由的人。”

祖父把祖母当作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看待，而“其他人都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女仆和奴隶”。法蒂玛却将丈夫的私生子雷吉普妖魔化。事实上，帕慕克已将这个牢骚满腹的蠢笨祖母化为巫婆符号。在这个患上被迫害妄想症的女人身上，只剩下历史残存的顽固与怨恨。寂静房子里的老夫人，如同“阁楼上疯女人”的某种变体。

仆人雷吉普是一个侏儒，虽然厌恶法蒂玛，却听命于她，这种人身依附正是伦理惰性的表现。侏儒和巫婆，构成吊诡的组合，暗示某种朽坏、滑稽与怪诞。他们与老房子一样，处处散发出历史气味，属于过往世界的遗迹。故事里，家族第二代（曾做过县长的儿子）早亡且缺席，雷吉普客观上充当了父辈，成为祖辈与孙辈的联结。当家庭依赖这个身份污名化、身体畸形化的人物沟通，恰恰说明家族内部的脆弱、崩解与失语。

《寂静的房子》显示了帕慕克驾驭叙述视角、调度人物声音的极大自由。几乎每章都在切换叙事者，甚至你要分辨很久才能确认谁在场，谁讲述。令人眩晕的人称转换，使长篇小说的连续性产生阻断感。叙事单元的相对独立，如同建筑构件可重组。整部小说可以拆解出祖父祖母婚后生活、私生子伺候老夫人日常、孙辈探望祖母的还乡故事、哈桑与梅廷的青春叙事、法鲁克搜寻档案等情节段落。

如果“滥用”多声部与复调性描述此作，会发现并不恰当。因为帕慕克并不追求人物的对话性与合声意义。相反，他在暴露人物各说各话，互不理解，充满揶揄，侧目而视。正如梅廷对姐姐和哥哥（知识分子代表）的鄙夷，“他们当中一个是厌恶钱的空想主义者，另一个则萎靡不振得都懒得伸手去挣钱了”。我将小说描述为：一种并联的独白体矩阵。福克纳使诸多人物重述一个故事，那么帕慕克则使不同人物登场，而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外部时间性对小说愈发不重要，因为“线头”太多，作家随时都在另起炉灶地穿插。每个人物将是一个“点光源”，呈射线交织，叠合出小说整体光晕。

“寂静的房子”与“铁屋中的呐喊”

某种角度看，此作与20世纪的中国作家倒有冥合。“寂静的房子”与“铁屋中的呐喊”更像一种互通。小说潜藏的启蒙与革命，同样是中国新文学的主题。法蒂玛像九斤老太爱发牢骚，雷吉普如孔乙己被看客取笑，没人理解塞拉赫丁的“启蒙事业”，法鲁克只能埋头于历史研究。儿时玩伴成年后被不同阶层、教育背景阻隔。知识分子还乡后，对乡村的审视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典型场景。

帕慕克写知识分子，是将他们置于底层生态中，而非封闭于书斋高校里。故事里卖彩票的、挤牛奶的、开旅馆的，做各式生意的贩夫走卒，构成乡村市井、街角社会。环境很喧嚣，精神却沉默。祖父在行医中坚持启蒙，去除病人精神愚昧、文化禁锢，传播科学与无神论。他的桌子上摆放头骨、器皿与透镜，也说明科学实证主义，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深刻塑造。

医生与作家，行医和从文，产生了身份转译，同归于“救人”二字。“去吧，你去救救你们的村子吧……给他们读一个小时从我的百科全书中截取下来的小册子的话，那这个民族就得救了。”而塞拉赫丁至死也没完成那部能唤醒东方的百科全书。长孙法鲁克几乎复刻了祖父——爱饮酒和写作。他离婚、喝酒、发胖，把查找瘟疫历史当成生活寄托。“我要像他们那样，像爷爷一样，像父亲一样，抛弃一切待在这儿，每天也就去去盖布泽或是坐在桌前写写那些和历史有关的、上百万字的没头没尾的文章。”

小说和历史的隐秘对抗

我想帕慕克更意在探讨小说和历史的隐秘对抗。历史总在用“另外的”和“新的”故事，解释原有的故事。历史的技艺，是处理迷雾（档案文件、统计数据、证词书信），建立数以万计的事件关联。“我把它们比作没有重力的虚空里广袤无垠的一个蠕虫星系”，历史事件在大脑里闲逛，并没有接触联系：“必须找到概括了所有事件的一个短小故事，就必须编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传说似的！”概括而言，小说是陷入故事，历史是添加故事。

“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面，一件一件的，没有什么故事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就给它们加上些故事。”《寂静的房子》正是添加家庭故事、联系起土耳其历史与生活的案例。历史书写已成为一种“家族遗传”。这种执念标记出影响的焦虑、人物内在的悖反。“要是我能把那些档案、小说、历史统统给忘掉，那该多好呀。”既想遗忘又想书写的冲动，漫长而焦灼。祖孙都陷入了历史的迷惘：选择保守化还是自由化，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是有神还是无神，世俗化还是教义化生活？小说里这些多元未解的疑难，构成作家对土耳其现实的历史性沉思。（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