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途中，我们常有不安分，常会宕开一笔，从既有轨道脱离，去往某个陌生或不陌生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旅行。旅行途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便是旅行笔记。
《度夏笔记》不是很典型的旅行笔记，戴茵的笔下，旅行不是简单游山玩水，如她自己所说，旅行是给自己多一个选项：活成一首诗，或重归熟悉的鸡零狗碎。
说了不是去朝圣，西游途中到处觉得神圣
和朋友出发游西藏之前，戴茵心里就非常明确——对于一个唯物论者，就是看了再多的《人鬼情未了》和《星际穿越》，也不会相信肉眼能看到的东西有什么神圣可言。
“肉眼看不到的，也不是我等俗物有心力顾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去看风景，或许探险，绝不是朝圣。”在《度夏笔记》的开头，戴茵即强调她去西藏，绝不是她那个“拜庙拜成程序”的朋友所认为的去朝圣。
但，很快，还未翻页，读者就会看到她的自我否定了——“当车攀上嘉错拉山，喜马拉雅山脉那一连串的雪峰撞入眼帘时……面对天际线上一个个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白色尖峰，睥睨众生的重量压得你恨不得跪倒，以顺服的姿态祈求怜悯。这不是神圣，是什么？”
这是戴茵心中的神圣，它不是供奉在庙宇，而是在天地间。戴茵心中的神圣，有高耸的雪峰，也有清澈明净的湖泊。例如，他们闯入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宗措湖，行走于湖边，戴茵感觉自己和她的两个朋友像是被遗忘在秘境中，极目望去，再也看不到他人，“自由得令人手足无措，空寂得让人心有不安”。这种感觉，戴茵虽未明说，但读者能够感觉到，这是感受到了神圣才有的姿态。
戴茵在西藏遇到的神圣，或还有她在西藏遇到的一些人——高原对生命有着特殊的要求，单缺氧一项，就阻隔了人们迁徙的脚步。“想想还有生命不畏太阳的辐射，扛住全年无休的寒冷，汲取稀薄的氧气，愉快地生活在高原，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让她心生敬畏的，除了高原上生长的动植物，还有人。
“那些满面尘土的建筑工，那些认真做菜的厨师，那些拼命维持一摊小生意的疲惫老板，他们努力在高原留下生命的痕迹，留下文明的光亮。他们南来北往，年年回归，就像执着的候鸟。”在《高原上的候鸟》这一篇的结尾，戴茵如是写道。如果没有走过那么艰险的地理条件下修建起来的隧道和大桥，没有在阴雨霏霏里长途跋涉后，面对过一碗热气腾腾的粉面的经历，或许会认为戴茵有所拔高，但如果有过和戴茵一样的经历，这看起来平凡而又普通的一切也会不平凡，甚至会觉得神圣起来。
旅行就是这样，在旅行者看来，旅途中的一切都可以是“风景”，但，“风景”本身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例如在恩施大峡谷，戴茵羡慕一个民宿老板：“建一座盛满清风的房子，抬头就是屹立了千万年的绝壁，泡一壶自己做的清茶，在茶香中和过往的旅人聊聊他们的见闻。”但民宿老板却感觉压力很大，他不知道盈亏平衡点在哪里，也不知道冬春的淡季该怎样创收。
旅行能够让人在不同的境遇里，悄然改变认知。就像戴茵在书中借用的吴敬梓那句“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所呈现的那样。
阅读也是一次旅行，不自觉被带到自由的境地
《度夏笔记》中，戴茵写了她三次夏天的旅行：一次是去西藏，一次是去四川，这两次是直接西游；剩下的那次，先是去的江西，安徽、河南、山东绕行了一番后，又折向了山西、陕西。因而，这本书如果冠名“西游记”，读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这是一部没有攻略的西游记——要说完全没有攻略吧，其实也还有一点参考意义。例如，对没自驾远游过的“菜鸟”来说，看了《度夏笔记》后，至少知道一台车最好要有司机A角、司机B角，要有个设计旅行路线、安排住宿的领队。如果司机AB角可供选择的人选比较多，最好像戴茵的“大白”团队那样，选择一个像“渔夫”那样全能得像瑞士军刀一样的。司机B角可以“菜”一点，但不能没有，毕竟长途旅行，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状况，有个“备胎”总比没有要好。
准确地说，这是一部非典型旅行笔记，跳脱了传统游记的框架，不拘泥于地点、时间或事件的线性记录，而是更加注重个人感受、发现、思考等。或者说，这是一部“不安分”的旅行笔记，它没有老老实实写今天到了哪里、今天吃了些什么。对了，光是书中的篇目标题，就有两个提到“不安分”：一是“人人不安分”，一是“一年一度不安分”。
不安分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联想到不安分。例如戴茵去长沙博物馆看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一个长得像憨憨的牛一样的酒器，从希腊到了长安。戴茵在博物馆看到它时，想到的是某个或者某些不安分的商人，把它带到的长安。“原来什么时候都有不安分的人啊。”她还感慨。
为了能不安分地出现在旅途中，戴茵往往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要安安分分。例如，2018年她和“渔夫”、时予去西藏不安分之前，她持续准备了一年——在领导能看到的每一个地方展示她挥汗如雨的工作狂形象，在领导得意的时候适时表达年假对于一个好员工的重要性等等，目的只有一个：让领导批假。
和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相比，戴茵不安分前的安分，是典型的中年人的不安分。责任在肩，中年人的不安分其实极其有限。从这一点来讲，戴茵的准备工作也很具攻略性，可以依葫芦画瓢。
值得一提的是，戴茵的文字明快、简洁且带有一丝不安分的俏皮，这样的文字读起来轻松愉快。其实阅读也是一次旅行，读《度夏笔记》跟着戴茵的文字西游，有如在风和日丽的天气自驾洛克之路，沿途有草原、峡谷、河流与湖泊、雪山。有人评价洛克之路，说它“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每个人心中的远方”。读《度夏笔记》就有这样的感觉，不知不觉被作者带到了一个自由的境地，那里既有山川湖海的壮阔，也有心灵深处的细腻触动。
对话|“纸上行走，更慢更深入”
潇湘晨报：去西藏之前，西藏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去了之后，现在您跟人谈起西藏，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戴茵：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像一个标记，必须打上才算完成人生的某个部分。回来其实也没怎么谈，最多就是回答一些“啊，你不高反吗？”“开车累不？”“吃得惯吗？”诸如此类毫无个性的问题。回答得多了，就会想，这么层次丰富的一个地方，遇见的这么多各自精彩的存在，就淹没在“高反还能忍受”“看风景不会累”“当地菜也好吃”等放之四海皆可的答案里吗？一连串世界最高山峰的震撼，国道318的筑路奇迹，路途邂逅陌生人的高光瞬间，甚至同伴的独特魅力，我都不想忘记，都想与人分享，所以有了这本书。
潇湘晨报：西藏之行有没有对您的某些观念、观点产生影响？
戴茵：应该说，每一次旅行，都是对于世界的重新认识，不管是去人烟稀少的世界第三极，还是去繁华拥挤的长江中下游。很多在封闭的环境中和熟人圈子里固化的观点，或者说成见，在新的地方，见到新的人时，被冲击，乃至被打破。比如，没去西藏，会想，那是一个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地方，会有“朝圣”的说法。去过，即便只是匆匆略过，都会感受到它与世界文明的同步。多么崎岖的山峰，国道也要攀爬，电线也要翻过山头，牵进山里。西藏并不在世外，这世界也没什么与世隔绝的桃源。西藏的生老病死，也是人类的生老病死。所谓洗涤心灵，净化灵魂，不过是自己骗自己。西藏就是一个海拔高一点、景色美一点、历史长一点、文化特别一点的人间。人的心灵要靠自己修炼。
潇湘晨报：您在宗措湖喝水的感悟——到河边喝水的人，其实和牛羊没啥区别。这样的感慨，如果没去河边喝过水，是不会有的。您的这个感慨，表达的是生命的平等意识还是别的什么？这种感悟对您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有没有影响？
戴茵：手上没有任何工具，要喝湖水只能像牛羊一样拼命把头凑近水面。这是物理层面的“没啥区别”。生命在世间，本来也没啥区别，与其说平等，不如说各有各的属性。智人从学会双手舀水喝那一刻起，就不停地为自己增加工具属性，才有如此丰富的文明。但大家同在星空下，谁又比谁高贵？
潇湘晨报：除了书中提到的三次远行是发生在夏天之外，“度夏”这个词对您来说还有没有别的特别意义？
戴茵：这本书写的是三次发生在夏天的远行，所以称之为“度夏笔记”。纯粹是因为只有夏天才有假期出行。如果实现了时间自由，当然可以“度春”“度秋”以及“度冬”。
潇湘晨报：您是在旅途中边旅行边记笔记的吗？写作这本书时，重新看那些笔记，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戴茵：实际上，旅途中的人都处于一个很“满”的状态，要规划路线、安排食宿、开车、拍照，情感不断被风景和陌生人冲击，一天下来，顶多记点流水账。真正的描述和思考，都是回来后，先放空然后一点点回想当时而得到的。写游记对于我，不是记录攻略和日程，而是再现当时的片断，那些我舍不得让它流逝在记忆中的片断。所以写这本书，基本等于又走了一遍当时的路，而这次的纸上行走，更慢更深入。书中的很多内容是我在陪父母看电视时写下的。父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家长里短，我在旁边描述着人迹罕至。那同样也是我的幸福时光。
潇湘晨报：您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很明快，您是否使用了某种“滤镜”效果来呈现您的西藏之行？如果是，请谈谈您这样做的初衷。
戴茵：如果所谓“滤镜”指的是虚构，那我并没有使用，因为我不擅长虚构，写不出想象的故事。我所写的人和事，都是真实发生的，都是别人的精彩，我只是个记录者。如果“滤镜”是我附加的思考，那肯定有。我固执地认为，没有不可解释之事，万物皆有因，所以要寻找一切的起点，这就肯定有了设想和猜测。我尽量让一切猜测都有证据支撑，但也有天马行空的时候。也许未来会证明我的对错，也许一切都在迷雾之中，但寻找起点总归是我的世间稳定的基础。
潇湘晨报：诗和远方，是个用得很烂了的词组，但我还是想问您，自驾远行了之后，您看到“诗和远方”会想起什么？
戴茵：这个表达真的很棒，但由于网络的铺天盖地，大家不断加入解构的行列，让妙语变烂梗。身边的鸡零狗碎看得见，远方的鸡零狗碎暂时还不清楚，所以哪怕为了这一个不确定，都愿意奔赴前方，给自己多一个选项：活成一首诗，或重归熟悉的鸡零狗碎。不断地抽身和回归，不断地探索未知和归因，生命在这一层层交替盘旋中丰厚，变得更加清醒和踏实。也许“诗和远方”就意味着打破自我封闭，寻找一切可能，意味着人的“不安分”。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