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陈子帅环球时报驻印尼、尼日利亚特派记者李培松姜宣]编者的话：近年来，“全球南方”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类国际活动以及各国媒体上：从11月24日刚在阿塞拜疆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到近期在拉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从9月在中国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到10月俄罗斯主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全球南方”都成为关键议题。那么，“全球南方”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其兴起将对世界经济以及政治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的发展对“全球南方”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从今天开始的本报“深度认知”系列报道，将为您全面梳理“全球南方”的崛起之路。
已成为世界事务辩论的中心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1日向在巴西圣保罗开幕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习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当前，“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愿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今年3月的两会记者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谈及“全球南方”的地位和作用时表示，“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底色，团结自强是“全球南方”的传统。“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
德国智库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豪格在其所写的《什么以及哪里是“全球南方”？从社会科学视角来看》一文中表示，“全球南方”已成为世界事务辩论的中心，从气候变化活动人士到各国外交官，“北方”和“南方”是如今媒体和政界的主要讨论话题。学术出版物也反映了“全球南方”当前的突出地位。根据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摘要引文数据库之一Scopus的统计，在过去20年，英文研究中提及“全球南方”的内容呈指数级增长。
理解“全球南方”，要追溯该词的前世今生。根据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此前发表的文章，该词最早由美国作家、新左派活动人士奥格尔斯比于1969年提出。当时正值美苏冷战高峰，美国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反越战运动。奥格尔斯比在一本杂志上撰文说：“‘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趋同……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
奥格尔斯比提出“全球南方”这个说法时，西方分析家还普遍认同法国人口统计学家索维1952年将各国划分为“三个世界”的说法，其中包括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组成的“第一世界”，由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组成的“第二世界”，以及由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与这一分法不同，毛泽东主席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也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高涨，“全球南方”开始作为“第三世界”的同义词受到重视。1980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了《勃兰特报告》，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较高的国家（绝大多数集中在北半球）和较贫穷的国家进行了区分，并绘制了将世界划分为南北两方的“勃兰特线”。这份报告让“全球南方”一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后分析人士开始将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
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打造“全球南方”》报告，推动这一概念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使用。有专家表示，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促使“全球南方”概念的热度从学术界迅速拓展到了国际政治现实。“它表达了对世界政治中长期等级制度的排斥和拒绝。”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年5月发表的题为《近距离观察“全球南方”》的文章，这一“古老概念”明显已经复兴，它是对后殖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事务中团结一致的一种描述。与数十年来的政治活动相呼应，“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有力地表达它们希望重新调整全球秩序、摆脱西方主导地位的愿望。
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在现阶段突出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多个层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王友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囿于政治底色、经济发展使命、国际利益诉求等共因，“全球南方”的认同度和覆盖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从而将身份认同有争议的阿根廷、土耳其等国纳入“全球南方”国家的范畴。在经济层面，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彼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可以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合体；在政治层面，尽管“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也不是与西方对抗的集合体，但“全球南方”国家均非西方世界成员也是客观事实，或者说，事实上它们均非西方盟友体系的核心成员；在国际地位层面上，“全球南方”国家均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其国际境遇和国际利益诉求大致相同。
从19%到42%
据“德国之声”此前报道，有资料显示，一般来说，“全球北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塞浦路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不过，国际上对于“全球北方”以及“全球南方”的划分存在不同的解读。
有学者认为，成立于2014年、作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特别咨询机构的南南合作金融中心，较为明确地界定了“全球南方”国家名单，其中包括78个国家，即77国集团成员国和中国。还有学者称，世界上有197个国家被国际普遍承认，其中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刨掉30多个发达会员国，其余都属“全球南方”范畴。
从全球层面而言，为了凝聚“全球南方”力量，推进南南务实合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创建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在亚洲，许多区域性合作机制和倡议也在持续推进“全球南方”发展，例如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东亚峰会合作机制等。在非洲，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正在积极推动“全球南方”的实质性进展；在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等的蓬勃发展，以及由33个国家组成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都已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和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机制性力量。
从概念提出到现在，“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日新月异。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发文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南方”的GDP增长一直超过“全球北方”，前者对全球GDP的贡献也从1990年的19%迅速扩大到2022年的42%。
金砖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标志。今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到，1992年，七国集团GDP占全球GDP的45.5%，而在2022年，这一数字为30.5%。同一时期，金砖国家（不包括新成员）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16.7%提高到31.4%。数据显示，扩员后的“大金砖”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世界人口的45%、全球贸易的20%，石油产量和储存量占到全球能源格局的约4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金砖”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从31.6%上升到35.6%。
一位印尼老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1945年该国刚刚独立之时，经济状况不佳，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得依靠进口。现在，在多届政府的努力下，印尼中小企业得到发展，乡村条件得到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中东部非洲分公司总经理朱兴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自己2001年就来到卢旺达，当时该国民众的居住生活条件都不好，而现在这个曾经饱受种族大屠杀创伤的国家已经步入发展正轨，国家治理井井有条，成了“全球南方”国家成功发展的例子。朱兴辉回忆说，自己刚来卢旺达时，当地民众的主要食物是玉米、香蕉、土豆等一些本地特色农产品。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米饭也成为当地人饭桌上的家常主食。由于物流的改善，各种调料、副食品等也多了起来，人们喝上了本地生产的牛奶、酸奶、果汁等，甚至在一些城市的超市里还有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空运而来的海鲜。
在关键优先事项上确实有很多共同点
“全球南方”的崛起对“北方”意味着什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格韦勒在其文章中表示，“全球南方”扩大影响力的努力植根于其共同历史经历和地缘政治战略。在名义上划分南北的“勃兰特线”以南的许多国家，都带有遭受殖民主义侵略、资源被攫取和被政治征服的印记。这些经历培养了共同的不满情绪，以及解决和改变全球体系失衡的决心。“全球南方”国家在关键优先事项上确实有很多共同点，包括更公平的贸易等，它们的多种观点正在挑战“全球北方”在制定国际政策和建立全球新秩序方面的主导地位。
王友明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对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进行改革，使之更加公平、合理、高效，包括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希望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上给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多帮助，并且兑现已有的承诺；希望发达国家不要以牺牲“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为代价，对后者提出超出它们发展阶段的要求，“想要实现这些诉求，‘全球南方’国家要抱团取暖、携手共进、合作共赢”。
世界金融论坛秘书长、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智库主任冯兴科称，“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正逐步改写国际经济版图，加速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深刻变革。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指标上相对滞后，面临着贫困、经济不稳定、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这些国家期望开展务实合作，盼望实现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