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红色基因浸染的英雄之城光荣之城(下)

东北左翼文化“首倡实践地”——哈尔滨左翼文化作家“以笔为刀枪”，引领东北沦陷区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缔造了东北地区革命艺术运动的黄金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红色经典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播出，一时之间万人空巷。剧中一处哈尔滨党团员和进步作家经常集会的重要场所——“牵牛坊”，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也激发了一些市民和游客寻访“牵牛坊”的热情。其实，真实的“牵牛坊”要比剧中的建筑更富有格调，更充满传奇色彩。

20世纪30年代，坐落在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现尚志大街)与透笼街拐角处的“牵牛坊”，是一座独门独院的俄式平房。每年夏秋时节，牵牛花沿着藤蔓爬满房屋和庭院，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十分好看，于是，人们为这座房屋起了一个优雅浪漫的名字——“牵牛坊”。

“牵牛坊”的主人冯咏秋，是哈尔滨的名士、知名画家、音乐家。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京报》当记者。他是一位讲义气、有正义感的人，受过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吸引了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士来此聚会，从事反满抗日地下活动，“牵牛坊”成为哈尔滨爱国青年的“文艺沙龙”。

“牵牛坊”最早是白俄的一所兽医院，1929年冯咏秋的父亲买下这座房子作为住宅，搬走后留给了冯咏秋居住。房子的格局是：三间大房子，北边一间隔成两个房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中间的一间作客厅。客厅的正南面有两个大窗户，窗户中间放着一个大写字台，上面放些文房四宝、画具等。客厅的正中央放着一张方桌，桌面上铺盖着和室内颜色调合的带深浅方格子的花纹漆布，桌子四周放六七把椅子。整个大厅布置得简洁而雅致。

据1933年《大北新报》载：“按该坊之成立系冯君纠合一般文士，每日工余齐集牛坊研究文学之处，闻不日将有作品问世。”来“牵牛坊”的，多是当地文化界人士，“他们谈论文艺、写诗作画、唱歌跳舞、朗诵课本、阅读和研究过高尔基、鲁迅、普希金、果戈里等人的文学作品。”“有的人是无意中在聚会上认识的，有的人是有意要了解谁，约到牵牛坊认识的。”后来陆续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的“东北作家群”，都是曾在“牵牛坊”汇聚过的文学青年。

文艺作刀枪，浩荡卫中华。哈尔滨作为东北沦陷区的政治文化重镇，其左翼文化活动在抗战时期占有特殊的位置。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创和引领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受其影响，哈尔滨文化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敌伪的报刊、通讯、戏剧等阵地，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进行隐蔽曲折的抗日宣传，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共产党的抗日斗争，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到“牵牛坊”来的人，大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爱国主义者，他们都有着忧国忧民的抗日思想。“牵牛坊”被称为哈尔滨进步文化人士的家，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处秘密联络点。

1933年7月，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组织“星星剧团”，剧团曾在“牵牛坊”排练进步话剧，金剑啸任导演，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群等人出演。在“牵牛坊”，他们分析时政形势和敌人动向，商量报纸副刊撰稿，以便占领思想文艺阵地。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地下党员姜椿芳指导成立的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较早的进步文艺团体——“哈尔滨口琴社”的成员也常到“牵牛坊”参加活动。为了大家的安全，“牵牛坊”的主人规定：来“牵牛坊”不得三五成群，必须单个人来，单个人走。

“暗夜沉沉血作灯。”黑夜笼罩下的东北和旧中国，人们不能随便谈论政治，不能议论国家大事，正需要号角与火炬，点燃“黑夜里的灯光”，发出“沉寂中的呐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东北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以笔作刀枪”进行抗日宣传。左翼文化作家金剑啸(原名金承栽，笔名剑啸、巴来等)、罗烽(原名傅乃琦)等人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肩负着领导文化抗日的重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曾经指示他们：“团结左翼文化人，扩大抗日宣传阵地，把报纸抓到手，抨击汉奸文艺。”有许多人是在“牵牛坊”听了反日游击队的故事后，与地下党接上头，投入了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

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冯仲云也常常到访“牵牛坊”，有时是和地下党的同志秘密接头，更多时候则是向左翼文化人士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3年4月中旬，冯仲云从汤原游击区回哈尔滨，穿的棉袍已经破烂不堪。为避免敌人注意，他晚上来到“牵牛坊”，换好衣服，由借住在“牵牛坊”的萧军的同学黄田(黄之明、黄显著)护送，乘电车到马家沟教堂下车，才安全地回到了住所。

1932年到1934年是“牵牛坊”最兴盛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哈尔滨进步文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与席卷全国的革命文艺浪潮——左翼文化运动相呼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东北地区左翼文化活动。当时的哈尔滨，活跃着多位在中国近代文坛有影响的左翼文化作家，如金剑啸、罗烽、萧军、萧红、舒群、白朗、关沫南、陈隄等，他们“以笔为刀枪”，深刻揭露日伪残酷统治，缔造了东北革命艺术运动的黄金时代。哈尔滨左翼作家创作出一批展现东北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正面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带给东北人民的苦难和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故事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原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等)描述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日寇铁蹄蹂踊下东北农民悲惨生活状态以及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的中篇小说《生死场》，曾得到鲁迅先生很高的评价，并亲自为两部作品作序言。当时哈尔滨的报刊副刊、文艺团体极为活跃，左翼文化成果迅速传播，引领东北沦陷区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这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反映了哈尔滨作家群渐趋自觉的左翼文化意识，说明当时的哈尔滨已经成为东北左翼文化的“首倡实践地”。

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及共青团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后，敌人感到“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并没有终止，反日活动仍在继续，尤其是学校、报界等知识界更甚”。于是在哈尔滨继续进行大检查、大搜捕。左翼文化人的作品和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为了保护左翼文化人的人身安全，保存革命力量，一部分文艺工作者陆续转移到关内。

1934年5月初，萧红、萧军决定离开哈尔滨。6月11日晚上，金剑啸在他创办的天马广告社为“二萧”饯行，罗烽、白朗(原名刘东兰)、侯小古(原名侯君实)等也参加欢送。席间，金剑啸还为萧军画了一幅油画肖像，作为分别的纪念。大家劝金剑啸一起出走，他执意不肯：“我还有任务，留在这里继续坚持斗争”。1936年6月13日，金剑啸在编辑部被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特务逮捕。8月15日英勇就义，牺牲时任《大北新报画刊》主编，年仅26岁。

1935年，白色恐怖和日伪文化钳制日益严重，“牵牛坊”受到敌特的注意，活动很难再继续下去。分别前夕，冯咏秋画了一幅很大的风景画，请大家签名留念。常来“牵牛坊”活动的鲁少曾挥笔题了首诗：“牵牛扮角逐屋尘，花小香微有志深。但愿此画传千古，尽是名家历史人。”1936年11月2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寄给上海萧军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两三年的工夫，就都兵荒马乱起来了，‘牵牛坊’的那些朋友们，都东流西散了”。由此可见，“牵牛坊”在左翼文化人中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刻。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除了“牵牛坊”外，位于道里区中国十五道街(现西十五道街)33号的“天马广告社”(现哈尔滨党史纪念馆)，位于道里区中国四道街(现西四道街)2号的“哈尔滨口琴社”，位于道里区中国四道街(现西四道街)路北5号的“一毛钱饭馆”，位于道里区商市街(现红霞街)25号的萧红、萧军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和43号的《大北新报画刊》编辑部，都同哈尔滨左翼文化作家有密切的联系，留下过东北左翼文化人士创作、生活和战斗的身影。

如今，曾经人来人往的“牵牛坊”历尽沧桑，已不复存在。“天马广告社”“星星剧团”“哈尔滨口琴社”“一毛钱饭馆”，也早已成为历史烟云，有的已经旧貌换新颜，有的已经踪影难觅。然而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人旧事，以及从事过党的工作和东北左翼文化活动的人们，在哈尔滨的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将为哈尔滨人民永远铭记和传颂。

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为全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大中城市的第一块“试验田”，尽显“共和国长子”风采

1946年4月28日，是哈尔滨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标志着哈尔滨在饱尝十余年日寇铁蹄践踏和国民党腐败统治之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我党在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共和国长子”。

一唱雄鸡天下白。共和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下的政权建设，在哈尔滨的历史上曾有过一次尝试，这就是1946年7月建立的“哈尔滨临时参议会”。哈尔滨一解放，中共中央迅即指示东北各解放区，特别是解放区的大中城市，依照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精神，建立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各团体代表及社会贤达、各界人士参加的“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为在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政权机构”做准备。“哈尔滨临时参议会”的成立，以及出台的施政纲领和法规，在哈尔滨民主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工商业恢复发展和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它掀开了哈尔滨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崭新的一页，为在今后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奠定了基础，团结教育了哈尔滨市各界群众，争取了全市各阶层人民同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同建设和平民主的哈尔滨。

哈尔滨工人制造大批枪炮支援前线。

哈尔滨广大妇女加班加点赶制军服。

从1946年底开始，大批青年参军入伍奔赴解放战争前线。

哈尔滨是新中国的“奠基石”，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当时的哈尔滨不仅是东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1946年底，中共哈尔滨市委向全市人民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各行各业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发展军工军需生产，全力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英雄的哈尔滨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战斗队、运输队、医疗队、慰问队以及大量武器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到前线。东北野战军部队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到辽沈战役，从平津战役到衡宝战役，从广西剿匪到勇渡琼州海峡，都离不开强大的后勤支援保障。

作为“共和国长子”，哈尔滨不仅沐浴着党和人民赋予的荣光，也担当着启动建国程序的历史重任。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大中城市的第一块“试验田”，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刚刚解放的哈尔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大力开展建立各级党组织、各级群众组织、工会组织、开展青年运动等巩固人民政权工作，把满目疮痍的哈尔滨建设成政治日益稳定、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初步改善的新型人民城市，在接收城市、改造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发展城市、保障民生、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活跃经济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全国其他陆续解放的城市“建政”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于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阐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一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和总目标。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代表大会，以确定中国工人运动新的方针和任务。

1948年2月28日，当时在伦敦的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经苏联回国到达哈尔滨，受到东北解放区和哈尔滨市总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协”和解放区的联合行动极为恐慌，为了破坏中国职工运动的统一，骗取国际工会的支持，于1948年4月18日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总工会成立开幕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东北局：“如能争取到蒋管区职工代表及劳协代表参加而成立起全国临时总工会，这对国内、国际的职工运动有很重要的意义”。之后，中共中央又明确了大会采用“六次劳大”的提法，将成立解放区职工联合会改为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兆麟电影院(道里区工厂街128号，现哈尔滨儿童电影院)隆重召开。这次会议是一次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夺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实现了团结统一。从此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形势的发展及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从东北解放区抽调5万名干部接收并管理新解放的城市。哈尔滨市以全国解放大局为重，积极筹建各级各类学校培训干部，使之成为中央选派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这些南下干部，在配合军事斗争、巩固革命阵地、创建地方新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我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及早期城市工作方针、政策和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哈尔滨南下干部，当年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勇气，铸剑为犁、改天换地的气魄，如今已融汇在共和国金色的史册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每当人们唱起《歌唱祖国》中的这两句歌词，总会情不自禁，心潮激荡。但是至今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国旗就诞生在哈尔滨。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确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离举行开国大典只剩七八天的时候，赶制五星红旗的任务下达到哈尔滨302被服厂。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工人们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连续干了六七天，谁也不回家；除了吃饭、上厕所以外，谁也不离开缝纫机。因为缝制的是红布，用的又是红线，所以车间里飞扬的尘埃也是红的，甚至工人们咳出来的痰都变成红的了。

1949年10月1日的哈尔滨，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伴随着歌声、舞者和川流不息的彩车、灯车，人们欢呼雀跃。市区街路两侧红灯高悬，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城市上空高高飘扬，哈尔滨成了火红的世界。

黑土破晓万物生。东北是一块富足的黑土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区域，有着“中国工业生命线”之称。“一五”时期，党和国家决定把哈尔滨市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当时，全国694个限额以上工业基本建设项目，在哈尔滨落地29项；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在哈尔滨落地13项。加上抗美援朝期间“南厂北迁”的16户大中型企业的兴建，使哈尔滨集聚了一批“国宝”级企业。

1955年，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建成投产。

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哈尔滨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并创造了新中国的无数个“第一”：哈尔滨诞生了我国第一台800千瓦立轴水轮电机组，我国第一台30立方米制氧机，我国第一台6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第一台井式岩溶炉，第一张铝板，第一套煤炼石油设备……这些“第一”，结束了我国依赖国外技术的历史，开辟了新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尽显了“共和国长子”的风采。

新政协筹备与协商建国“启航地”——哈尔滨诞生了“新政协筹备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共商国是”的历史进程

徜徉在哈尔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映入眼帘的除了异域风情的欧式建筑外，红色遗迹比比皆是，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讲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奋斗历程。在中央大街诸多的老建筑中，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89号步行街中心地段的马迭尔宾馆最具有代表性。

马迭尔宾馆始建于1906年，当时称“马迭尔旅馆”，是整条街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代表作。“马迭尔”，取名于俄文，音为摩登、时髦、现代的意思，是哈尔滨重要的历史标识和文化符号。历经百年风雨，马迭尔宾馆见证了哈尔滨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上民主人士在此参加新政协筹备与协商建国活动。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1948年4月30日，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佳音，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以下简称“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1948年，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多封信电中，都确定在哈尔滨筹备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士，从全国各地和国外突破重重封锁，陆续到达解放区。1948年9月13日，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乘苏联“波尔塔瓦号”从香港出发，9月27日上午到达朝鲜罗津港，登岸稍事休息后即换乘火车，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

9月29日，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农工民主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原国民党军19路军军长蔡廷锴等民主人士，突破重重困难，一路辗转来到哈尔滨，由东北局安置下榻于马迭尔旅馆。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到达哈尔滨，即与先后到哈的民主人士会合，使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面对面协商新政协成为可能。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政府在马迭尔旅馆内设立了办公室，安排专人对民主人士进行特别照顾和警卫。向每人赠送了一本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下榻马迭尔旅馆后，立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复电慰问首批抵哈并下榻马迭尔旅馆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对他们平安到达哈尔滨表示祝贺，并嘱托“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看到毛泽东主席等人的复电，沈钧儒等十分高兴，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信赖和关怀，随即积极地开始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指挥下，东北局主要领导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的讨论协商于1948年10月下旬正式开始。讨论协商地点在马迭尔旅馆二楼会议室。正式会议进行了三次，当时称之为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于10月21日举行，会议议题是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各位代表研讨协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建议，通过对新政协性质与任务这样一个题目的讨论协商，解决了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新政协谁召集、谁主持、谁领导、谁参加的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第二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于10月23日举行，重点议题是具体讨论协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范围问题。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所以会议发言非常踊跃，会议气氛非常热烈。第三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于11月15日举行，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的“复函”进行协商讨论。大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意见，并提出两条新建议。经在哈尔滨的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与八位民主党派代表三次座谈会和多次商谈，并汇集香港、上海、李家庄方面民主党派的意见，在吸收各种合理建议的基础上，最后于1948年11月25日，在哈尔滨最后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是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在新政协筹备活动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份协议是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多党合作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这份酝酿于西柏坡及李家庄，往返于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最终在哈尔滨达成的文件，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后,在新政协筹备活动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后来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协商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关于建国程序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原本提出的程序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建议说，新政协即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随后，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发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表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毛泽东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新年献词》中则直接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不久，第二批、第三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先后辗转到达哈尔滨。他们中有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矛盾、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等40余人。他们同先期抵达的沈钧儒等人一起，在哈尔滨参观了市容，参谒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听取了哈尔滨市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筹备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1949年，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新政协筹备会议由哈尔滨移至北平举行。随后，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乘专列前往北平。1949年10月1日，从哈尔滨走来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共同出席开国大典。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亲历和见证了中共代表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协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历史进程。

开国领袖学习、奋斗和廉洁文化“教诲地”——哈尔滨留下毛主席的“五幅题词”，给哈尔滨镌刻下永恒的城市品质和城市精神

1950年2月27日下午2时15分，随着列车汽笛的一声长鸣，毛主席、周总理一行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哈尔滨站。毛主席身披深蓝色斗篷，头戴俄式皮帽，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走下车门，向前来欢迎的人们致意。

恭候在站台的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策、哈尔滨市市长饶斌等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快步迎上前去握手和问候。毛主席一行乘车经月牙街、红军街、邮政街，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1号(现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下榻。

2月27日下午4时左右，毛主席、周总理一行来到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视察。当时工厂交接班的汽笛刚刚响过，一列小轿车由一号门缓缓驶进厂区。这是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视察的第一个大型工厂。视察中毛主席指示，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这个工厂是哈尔滨最大的工厂，要管理好这个厂，应给全国工厂做出榜样。

出了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毛主席、周总理来到当时哈尔滨最高的建筑——国际旅行社。登上国际旅行社的五层楼顶平台，迎着凛冽的寒风，俯瞰哈尔滨全貌。毛主席一边观看，一边听陪同人员讲述哈尔滨市区的概况和变迁，还不时用手势辨认着商业区、工业区、学校的具体位置，询问哈尔滨市各方面的情况。毛主席饶有兴致地问：“哈尔滨市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外国人？”当得知哈尔滨市消费需求明显大于生产能力，外国货和外地产品充斥市场，基本是一个消费城市的情况后，毛主席凭栏远眺，若有所思地指示说：“你们要下决心，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为生产城市。”

从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回到颐园街1号，已是傍晚6时。毛主席、周总理又不辞劳苦地接见了有关干部及铁路部门领导。针对建国初期哈尔滨百业待兴的实际情况，毛主席在接见中再次强调：“要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业生产的百万人口的城市。”

2月27日晚，省、市领导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和为毛主席、周总理等长途旅行接风洗尘的考虑，把宴会搞得很丰盛。取道中国回国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也出席了宴会。毛主席当场没说什么，但他在整个宴会中，只在两三个盘子中夹菜，吃了半碗大米饭，对用当地名特产品做的菜肴一动未动。饭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饶斌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

省、市负责同志知道毛主席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哈尔滨，感到非常留恋，想请毛主席给松江省和哈尔滨市题词。当晚9时许，毛主席随身警卫带省、市负责同志来到楼上。毛主席点燃一支烟，坐在沙发上和大家攀谈起来。毛主席边交谈边环视着大家，最后把目光停在张策身上，问道：“你们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当张策回答说住楼房时，毛主席一语双关地说：“可不要上得楼来下不去，住楼房容易出官僚主义啊！”说完，毛主席起身走到长方桌前，沉思片刻后挥毫疾书，潇洒自如、遒劲有力的大字闪现在人们的眼前。给松江省委的题词是“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给哈尔滨市委的题词是“发展生产”；给正在召开的哈尔滨市第二次团代会的题词是“学习马列主义”；接着毛主席又为当时的《松江日报》题写了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