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欺负我妈，我砍死他！”1907年，7岁的林风眠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族人们抓去“浸猪笼”，他提起菜刀就冲了上去。

七岁，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却成了林风眠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母亲因“出轨”被族人抓捕，要被执行“浸猪笼”的残酷私刑。

幼小的林风眠抄起菜刀，挡在母亲身前，稚嫩的声音却充满力量：“谁敢欺负我母亲，我砍死他！”

这场景，如同刀刻斧凿般，深深印在了林风眠的记忆里，最终，族人被他的勇气震慑，暂时放过了母亲，

这个童年阴影，如同附骨之蛆，伴随了他的一生。

林风眠的出身并不光鲜，1900年，他出生于广东梅州一个贫困的石匠家庭，父亲身体残疾，只能依靠雕刻墓碑为生，这样的条件自然是很难娶到老婆的。   后来，是林风眠的爷爷花钱，买来了一位苗乡的姑娘，这才有了林风眠的诞生，他出生那会儿身体不好，差点被爸爸扔掉，幸好妈妈一直坚持，我才没丢掉性命。

家境贫寒，童年的乐趣少之又少，唯有绘画能带给他一丝慰藉，祖父是石雕艺人，父亲也略懂绘画，家族的艺术基因或许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他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并对色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家附近的染坊成了他最早的艺术启蒙地，染布过程中丰富的色彩变化，在他眼中就是一幅幅流动的画卷。

他常常拉着母亲一起去观看，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也成了他对母爱最后的记忆。

也是在这时候，不甘留在村里，和又老又残疾的丈夫过完一生的母亲，和染坊的年轻老板看对了眼，于是两人就决定私奔。

可惜最后被林家的族人抓住，若不是儿子相救，差点就被溺死在水里，但这只是短暂的喘息，不久后，母亲还是被卖掉了，彻底消失在林风眠的生活中。

1919年，林风眠抓住了命运的橄榄枝，毅然决然地去了法国深造，这开启了他艺术生涯的新篇章。

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现代艺术的精髓，并开始思考如何将西方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段时期，他的作品色彩灰暗，笔调沉重，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内心的苦闷。

然而，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父亲的病逝、妻子罗达的难产离世，都让他悲痛欲绝。

这些人生的巨变，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对生命和死亡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1926年，林风眠回国，出任北京国立艺专校长。

他雄心勃勃，试图推行“调和中西艺术”的理念，邀请齐白石、克罗多等中外名家前来讲学，希望培养出一批兼具中西艺术素养的优秀人才。

然而，他的改革理想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最终以失败告终。

他甚至因为举办“北京艺术大会”以及创作的画作《人道》，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差点丢了性命。

在杭州国立艺专做院长的时候，林风眠重新找回了信心。

他倡导将西方艺术介绍进来，梳理中国艺术，融合二者，创新时代艺术，培养出了赵无极、吴冠中、苏天赐等闻名全球的艺术大家。

这一时期，他的个人创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将中西艺术融合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好景不长，抗战爆发，艺术探索被打断，杭州国立艺专与北京艺专合并，林风眠的教育理想再次破灭。

他心灰意冷，辞去了校长职务，来到重庆，在一个破旧的军火库里隐居七年，潜心创作。

他认为，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感受人民的疾苦，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来到上海，本以为可以安稳地继续创作，却未料到更大的浩劫即将到来。

文革时期，他被迫亲手销毁了自己2000多幅作品，这是他艺术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但他并没有就此沉沦，他坚信“只要人在，画总会有的”。

晚年，林风眠定居香港，在平静中度过了余生，他重新创作了部分被销毁的作品，但内心的伤痛却始终无法抹平。

1991年，林风眠在香港病逝，临终前留下七个字的遗言：“我想回家，回杭州。”

这简单的七个字，道尽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对艺术的眷恋，以及对那个时代的无奈与叹息。

林风眠的一生，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时代悲歌，他经历了贫困、丧母、丧妻、丧子、政治迫害等种种苦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他的作品既表达了个人的情感，也映射了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他结合了中西方的艺术思想，对当时的艺术家有所启发，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财富。

他的一生，是艺术与苦难的交响曲，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诠释。

（信源：钱江晚报——晚潮｜林风眠：毕生为“中西融合”而“摸索”）